桃花门的背景是客家文化。
桃花门像洪门三合会、致公堂，是藏于民间的社会组织。
康熙末年明朝遗民逐渐被消灭时，当时一派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专靠文人学士去维持民族主义已经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被满清收买，因此，他们将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他们的行动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讲的言语，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最是易于收买、投靠、变节的，民族的精神并非保留在他们身上，也非保留在文字书本之中；国粹，国之精华，是秘藏在下流社会、在那些鄙陋不文、流离失所的底层社会之中的。下层人民才是中华民族灵魂的真正寄托者。
1924年初，在国民党改组期间，孙中山利用空闲，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断续做了半年多时间的演讲，此即以《三民主义》为总题的孙中山思想的总结。其中，尤其以民族主义的演讲最受欢迎，最有影响。故事的力量不可没也：下流社会的粗人能保存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海外华侨中最多的民间组织是洪门，三合会、致公堂，他们原来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的。而桃花门的原宗旨是客家对抗南粤土族的。
先前桃花门一直是客家和南粤冲突的中流砥柱，他的首领和门内要员一直来源于客家有威望的地方人士。
一些闽粤土客冲突概况，来揭示桃花门的社会背景。
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起义，“多系潮州之三阳及漳、泉人同伙作乱，而镇平、平远、三县之人并未入伙”，牵涉人数达1万2千。故有人称这起事是“闽粤分类之所由始也”。
雍正间吴福生起事，以客家人为主，组织1万余名闽籍客家，剿灭闽人。
乾隆年间林爽文起义。凤山县粤籍民遵义民制，分设六堆，“统计义民八千余人，屡经打仗杀贼”。义民、乱民即按话系分类，“贼”指客民。
道光六年（1826）闽粤土客械斗，因失猪引发。
道光二十年（1832）张丙起义后，挡水等地发生械斗，粤人乘机“分类”，进攻闽庄，闽粤土客互斗。
咸丰四年（1854年）淡水、新华闽粤土客械斗，因失牛引发。
咸丰四年红兵起事，土客“分声械斗”持续十余年，死亡达百万（其中客家人死亡在六十万左右），清政府派出湘军将领蒋益礼以大军压境、严厉镇压，并将客家人单独安置在新设立的赤溪厅，与土著隔离居住，冲突才得以控制（刘平《被遗忘的战争》）。
《揭阳县志》记载的“九军之乱”：“九军之乱”起自清顺治二年，持续十数年，是客家人与平洋人（潮方言群、福佬）之间的冲突。县志记载：“客贼暴横欲杀尽平洋人，因其语言不类，平洋各乡虑其无援，乃联络近地互相救应，远地亦出堵截”。双方为此集结队伍，掀起械斗，相互残杀。客家人最后攻破揭阳县城，抓住福佬“钉锁于天中，以猛火燃迫，至于皮开肉绽。掘坎于地下，以滚汤灌渍，至于体无完肤。多以纸浸油，男烧其阳，女焚其阴，异刑不能阐述”。
“土客械斗”背后，是强烈的“族类意识”。不管是作为外来人还是原来的土著，客家人被那些自认为正宗的粤人、福佬或者汉人加上“非粤种、亦非汉种”的标签，说“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甚至还在客字旁加上一个反犬，将他们纳入獠、蛮、番鬼等等“非我族类”的异类阵营。这样的歧视在历史上即“分声意识”，现代人所谓话系差异、方言分歧。中国国家虽有汉字一统天下，但十里不同音的方言分歧却是现实，这种“分声意识”过于强烈时，则将直接导致隔阂、歧视，导致族类冲突，其严重性，堪比一场现代战争。
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一再遭受周边游牧民族的侵凌，一些世家大族因此避乱南渡，其中大规模迁移有五次：五胡乱华时的晋室南渡、唐末黄巢之乱时的衣冠南迁、南北宋之间的宗室南播、元蒙入侵时的华族南移，以及明末满族入关时的避地南来。据祖谱记载客家人便是唐宋期迁入的南方。中原历经板荡，而客家人却保种留萃，守护着华夏的一脉香火。
洪秀全、孙中山、容闳、邓演达、廖仲恺等都是客家人物。于是各种说法：“客家本中原汉族”、“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客家“是中华民族里最坚强、最有力的一派”、是“最进化的民族”；客家文化保留着“汉唐真髓”、客家语言乃“中原正音”、客家精神是汉民族开拓探险的海洋精神、客家是中国的犹太人。
然反对的人会无视，先前有遗传学家取样分析92位梅州土著的免疫蛋白球，结果为“南方人种”；语言学家们对客家方言的研究显示，客家话属于南方语系，大约是古越语与汉族之间的混血，而以古越语为主。有限的取样使该研究结果说服力显得不足。
从社会史视角看，无论客家是来自中原还是本地出土，是华夏正宗还是古越后裔，在其身处的南方烟瘴之地，他们是弱者：或为流民、或为棚户、或为贱民、或为种山者、或为租赁户，总之以无家可归者居多、以流离失所者为主。他们需要租种土著的土地才能活命，有时也靠打家劫舍以求生存。因为这一弱势处境，对生存存在感的需求特别迫切，成为群体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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