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坐进机场贵宾候机厅的贵宾包房里,方布施就看着天鸣不断用手中的派克笔无聊地敲打着Moleskine笔记本。眼前的方天鸣有着一张与父亲珍爱的相册扉页上一模一样的英俊的脸,只是这张脸上的线条稍显柔和,微闭着的双眼和紧闭的唇,完全就是父亲经常给自己讲述的往事中那个时常在思考的人。
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工作、生活泾渭分明的人。行事果决严谨、不苟言笑,而平日的交往中,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跳脱白的大男孩,绝不墨守成规,对任何事物都保持着好奇。
此时方天鸣的衣袖不时掀开,金色的袖扣与手腕上的宝玑手表轻轻的碰撞,发出“叮叮”悦耳的声音。
作为在美国大型金融投资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方布施对于每一个高级雇员的资料是了如指掌的,更不要说是自己最为欣赏的子侄方天鸣了,慢慢地财团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老肯特有让天鸣继承自己衣钵的意思。
天鸣手腕上的宝玑可是老肯特家族的荣耀,它曾经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心爱之物,也是二战中英、美海军高级将领的最爱,当时是温斯顿.丘吉尔为代表着海军军魂的杰出将领佩戴的荣誉象征。
方布施,虽然是德裔美国公民,但是从自己父亲特纳.冯.布劳恩开始,就与方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特纳.冯.布劳恩身体中流淌的血液更是有一半来是自于方家这个东方古老家族的,劫后余生的父亲在征得家族同意后,还特意将自己的中文姓氏写作“方”。
1923年,特纳.冯.布劳恩出生于德国柏林维尔西茨,在中世纪,德国贵族为了区别于大众阶层,在他们的姓名中添加“冯(VON)”或“楚(ZU)”,特纳.冯.布劳恩就出生于这样的一个贵族家家庭,后来全家因故移居柏林。他的姐姐玛利亚在战后就嫁给了其表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火箭之父韦纳.冯.布劳恩。
充满正义感的小特纳.冯.布劳恩先生,经奥地利逃出了纳粹德国,投入到反法西斯联盟的怀抱,并且架机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浴血奋战。
特纳.冯.布劳恩驾驶的运输机被击落在的中国战场,其戎马生涯的最后岁月却真是在天鸣叔爷的马背上渡过的,特纳的命是这位正巧穿越敌占区的方先生和夫人救下来的,为此方的夫人和七名优秀的警卫人员为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那是在1944年的仲夏,执行任务的特纳.冯.布劳恩,其驾驶的运输机在中国的华北冀东丘陵地区被日军击落,正途径此地,返还冀中根据地的方先生用特纳被击落飞机上的美制军用电台与美方取得了联系,美方在得知已经外焦里嫩的特纳急需进行外科手术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了美军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由于特纳这个特殊的存在,史迪威紧急派遣富有经验的医官肯特中校,乘轻型轰炸机携带战地外科手术和输血设备以及血浆、抗生素等药物,赶到方指定的地点。
不过当方先生一行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眼前看到的场景不禁让众人大皱眉头。只见以肯特医官为中心,他所携带的战地急救设备散布了足足几十平方米,见到满身血污的肯特医官后,方先生非常后悔呼叫的救援。不过随后他们惊喜地发现,肯特先生满身的血污大多来自降落时破碎的血浆,大难不死的肯特医官匍匐在满地的血污中与方先生接上了头,并告知方氏夫妇,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判断自己只是腿骨骨折。
就这样,在9月的冀东大地上,一场特殊的抢救,在日军的追剿中进行着,于降落点附近紧急展开的抢救中,方先生的妻子,一位即将临产的妇产科医生在患者肯特的指导下,为肯特在内的两位病患紧张地进行着外科手术。
没有血浆?方先生也挽起了袖子,马上要临产的妻子知道丈夫的血型是万能输血型的O型血,直到妻子警告丈夫,如果再抽血会导致休克性死亡的时候,吸血鬼特纳才勉强挣脱了地狱的枷锁,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1944年的夏末,在冀东的沟壑间,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正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醒特纳年轻的生命。
方布施在父亲特纳.冯.布劳恩珍藏的影集首页见到过一张经过特殊防氧化材料处理的照片,在这张保存完好的照片中,一共有五个人,尽管年龄的差异很大,但是看上去他们的笑容都是那么的灿烂和年轻,那个艰难困苦的岁月没有让他们感到一丝沮丧,照片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一种名叫不可战胜的自信。
照片上的五个人分属三个不同的种族和国家:从左起为肯特:美国,美国国防部海军战时创伤医学研究室副主任,中校军衔;特纳:德国,美国空军第十二运输联队少校;胡适:前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时任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约瑟夫.史迪威:美国派驻中国战区参谋长,陆军中将;方宝成:国民革命军地十八集团军军政大学校务部一处主任,少将。他们中年纪最长的史迪威61岁,胡适,53岁,最年轻的特纳,22岁,肯特与方文华的父亲方宝成同年均为37岁。
每次特纳和老朋友肯特给方布施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都会告诉方布施,照片中少了最关键的一个。不,应该是两个人:方宝成的妻子,归国参加抗战的一位普通的妇产科女医生汪青竹和她的遗腹子方冀东,也就是方文华的父亲。而特纳和肯特的救命恩人汪青竹和另外七个年轻的生命却长眠在了她们救人的地方。
当方宝成和他精干的队伍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中的时候,一发日制八九式掷弹筒的50MM炮弹,准确地落在了刚刚为肯特和特纳手术而搭建的草棚里,爆炸的气浪将整个草棚掀翻,里面还没有收拾好的一些手术器械飞溅到20米外的土丘上。
那是一群经过残酷战火考验的将士,他们迅速地依据战场形势和地形做出了最恰当的抵抗,大部分的士兵保护着肯特、特纳的担架,沿着山间蜿蜒曲折的小道,向深山处转移了。
刚刚从悲伤中挺立起来的方先生和他的卫士长金晟,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立即开始了顽强而惨烈的抵抗,没有人为死去的人哭好,也没有人去争辩被保护的首脑和部队的最高长官不能留下来打掩护,高效快捷的战时法则,让大部分人及时逃出了魔鬼的包围圈。
被担架抬走的肯特甚至看到方将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包裹在一条破旧的军毯中,轻轻地背在了自己的背上。肯特挥手让自己的担架停下来,担架上的肯特吃力地摘下自己的腕表塞进包裹婴儿的军毯里,特纳也挣扎着摘下自己的身份牌挂到方宝成的脖子上“上帝与你同在,我的中国兄弟!”“只要我死不了,我们就是兄弟!”“美陆军军医肯特,无论生死我们都是兄弟!这个小生命就是我们大家生命的延续!”
从此一个德裔美空军军官、一个美国海军军医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方结成了生死之交。
三个月后的ZQ,劫后余生的三个人同时接受了中、美两个国家的最高荣誉勋章和勇敢奖章,方宝成的妻子,一个始终恬静的妇产科女医生被追认为烈士,上校军衔。方宝成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地十八集团军军政大学校务部一处主任,少将军衔。
不过令人唏嘘的是,这次对父母非常规的任命,使得方宝成的儿子方冀东,一个在战火中幸存并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年轻海军将领,在后期遭受了灭顶之灾。
……
回国后,因伤退役的肯特与特纳彻底退出了军界,凭借着二人在美国军、政两方面的深厚背景和人脉,共同创办了有浓重军方背景的黑木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