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上京不但没有危险，而且怕袁通忍不住对一些人不利，所以我把袁通留在了山海关。临走的时候我下过严令，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袁通和几个手下不得离开山海关，更不能来京城。现在袁通往京城赶，一定是山海关上出事情了。
我没有等大家清醒过来，直接下令暂时休息一会儿。而我拉着袁通去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亲兵队长虽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是尽心尽职的他下令亲兵戒备。
袁通知道自己说话不方便，所以在来的路上已经把要说的要紧事写了下来。看见我之后，马上把一些只有我们自己人才看得懂的奇怪符号交给我。我一边看一边招呼袁通坐下休息一会儿。
山海关真的出事了。看来小福王的破坏真的起了作用，要不是我反应及时的话，不但我已经死了，而且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皇位不稳，山海关上也发生了大的动乱。
在明末的时候，地方上主要的矛盾有这么几种。首先是官民矛盾，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把老百姓当做人看，不但不保护他们，而且任意加税，剥夺了老百姓生存的权利。第二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中央要把权力和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但是地方官员不但希望自己有身份地位，而且要有真正的实权。所以他们不惜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向中央要权，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第三矛盾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老百姓恨的是官府，但是更恨富人，富人也是百姓，但是他们这些富人一边讨好官员，一边帮着官府欺压贫苦百姓，所以老百姓十分痛恨富人。其实还有一点客观原因，反对官府和官员是造反，一般的老百姓不敢这么想，更不敢这么做。但是富人不是官员，没有哪一条的王法保护富人的权益，所以老百姓把所有的怨气发现在富人身上。第四矛盾就是官府和士族内部的文武矛盾。早在明朝初期，文人就不断的打压武官的地位和权力，渐渐地武人在文人面前失去了旗鼓相当的实力和地位。
但是在地方，特别是边关的地方，武将的地位和待遇相对好一点，略微有一点和文人对抗的架势。所以在我的手下，文武两派的阵营几乎差不多，不但人数相等，而且实力也差不多。
自从我来到了山海关之后，三令五申总算缓解了一些矛盾。首先我恢复宋朝的“一鞭子”法，也就是规定每一个百姓一年要上交的税收数量。虽然对百姓来说依然有点重，但是杜绝了官府乱摊派的机会。给老百姓一个清楚明白的账目，总算是让老百姓松了一口气。而后我这个强势的将军，不但接管了边关防务，而且也接管了地方事务，真正成为一个“上马管兵，下马管民”的地方领主。有我在一天，中央政府不敢对我的地盘指手画脚，也不敢轻易安插不必要的人手。第一矛盾和第二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