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黄包车”
上午考完后，我们怕给莲儿增加压力，没敢多问她考试情况，但从她脸上的表情看，考得还算轻松，发挥还算正常。中午抓紧吃了饭，我们让莲儿在房间里稍睡一会儿，我和她妈在宾馆大厅里候着，莲儿也不推辞，关上门睡去了。
下午色彩要考三个小时，看着莲儿进了考场，我们就准备回宾馆去。我转身要走时，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去，那么多人，谁也不认识。我莫名其妙地回过身，屁股又挨了一巴掌，再回头时，看到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蓄一头蓬松的卷发，穿一件浅黄色的短风衣，站在那里诡异地笑着。
“黄包车？”我试探着问。
“怎么搞的，当了官就不认识人了？”那人道。
“当啥子官嘛。”他一开口，我就确定是“黄包车”了。“是你变化太大了，老同学。”
“你怎么在这里？坐黄包车来的。”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也不忘幽默一把。
“黄包车”假装一本正经地说：“中国已经不是人吃人的社会了，所以我至今都没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不过我也想搞一次行为艺术，到街上拉一回黄包车。”
我们两人都会意地笑了。
“黄包车”也是来陪女儿参加艺考的，她女儿考的是表演专业。我把莲儿妈介绍给他，顺便问他：
“怎么一个人，嫂子呢？”
“唉，说来话长。”“黄包车”叹口气说。
我和“黄包车”还是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同学聚会时见过一次面，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一晃又是二十多年了。老同学难得相见，又同是陪孩子艺考，有很多话要说，我们便在师大西苑的长廊里坐下来，慢慢聊些这几年的经历。
“黄包车”初中复读了一年，没考上中专，就去读高中。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分配到省水轮机厂当技术员。没过几年企业破了产，他下了岗，后来到一个民营企业打工，再后来他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女儿过。
看来“黄包车”这几年生活不太如意，我也不好去碰他那些辛酸事，就聊起初中的同学来。
“今年五一节‘王大头’作东，在西宫温泉搞了次同学会，来了二十多个同学，你怎么没来？”我问他。
“有啥子意思嘛，现在同学会都变味了。”“黄包车”递过一支宏声烟，我摆了摆手，他便自己点上，狠狠吸了一口。
“变什么味？你说的不会是‘同学会，搞垮一对算一对’吧。”我调侃道。
“黄包车”也不跟我开玩笑，继续说：“同学见面，无外乎就是互相攀比，哪个当了老总，哪个当了科长，哪个又出国了……混得好的脸上有光，混得孬的只有陪笑，我参加过两次同学会，干坐在那里没一点意思，以后就再也不去了。”
“嗨，他比他的，你管那些干啥子嘛？”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你和我不一样，毕竟在政府部门工作，见了同学也还有吹的。”“黄包车”说这话时也有点酸溜溜的，“我见了有的同学，话都说不拢了。”
我口头上不同意“黄包车”的说法，但心里也有些同感。我参加过几年的同学会，最初还能坐到首桌上去，后来许多同学成长了，我的坐次也逐年下滑，现在只能坐到边上去了。“王大头”原来在班上成绩赶鸭子，经常被老师叫出去罚站，可今非昔比，他这几年搞摩配发了财，今年同学聚会，他牛逼烘烘地说：
“同学聚会，还凑啥份子钱嘛，我全包了，今后每年的同学会，我都包了。”
于是，“王大头”成了我们同学会的会长，聚会时他自然坐到首席上，一帮男女同学围着他“王总”、“王总”地叫得好不亲热。
我不好把同学感情说得这么俗，但又不好解释这世态的变化，还是莲儿妈附和着说：“也是哈，有人说：同学会，相见不如怀念。”
谈同学没啥谈的，就谈孩子艺考的事。“黄包车”说起女儿来就满面春光，他拿出手机，翻出女儿练功的照片给我们看。“黄包车”本姓米，他女儿取了个外国名字叫米雪儿。米雪儿身材高挑、容貌秀气，长得不怎么像“黄包车”。她练功的一招一式，还真像那么回事。
“黄包车”说起艺考来一套一套的，完全可以称得上个艺考专家，我原以为自己对艺考算是有点研究的了，可现在跟他比起来，真有些自愧不如。
“黄包车”告诉我们，米雪儿活泼好动，读书成绩一般，他从小就让女儿打篮球，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可以走体尖生的路子。后来体育老师遇见“黄包车”，看他一幅绿豆芽体型，怕米雪儿受父亲基因影响，缺乏打篮球的发展潜力，就劝她改行说：
“考体育太难了，你还是去学表演，那个要求不是很高。”
于是米雪儿改学表演，她学表演起步较晚，比其他同学基础差。可米雪儿学表演的激情却被点着了，她是个狂热的“哈韩族”，学表演后就做起了“明星梦”。为了补上基本功，老师给米雪儿开小灶，叫一个同学坐在她腿上，老师抱起另一只腿使劲往上拉，像要把她撕了吃似的，一段时间压得双腿都肿了。米雪儿每次回家都直掉眼泪，“黄包车”心痛女儿，几次想打退堂鼓，可想想女儿的前程，心一横又挺过去了。
米雪儿高二后，“黄包车”花大本钱，专门请了个教授给她一对一地辅导，米雪儿逐步找到了感觉，表演才华有了很大提高。“黄包车”给女儿定的艺考目标是“争三保一”，极力争取考上BJ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或SH戏剧学院，保底目标是考上省师大影视传媒学院。
“黄包车”问了莲儿学画的情况，见我给莲儿报的是普通大班，就有些不满地说：“老同学，学艺术是大投入、大产出，要舍得花血本啰。”
“我们这样都投入不少了，莲儿到BJ学画就花了好几万呢。”莲儿妈解释说。
“嘁！你花的这点算啥子嘛。”“黄包车”头往后一仰，嫌莲儿妈小家子气。“我给你讲，学表演更烧钱，培训费、服装费、化妆费、整容费……”
“学表演还要整容呀。”莲儿妈差点叫起来。
“这有啥子奇怪的，现在电影里那些演员，有几个没整过？特别是韩国人，男的女的都整。”“黄包车”不自然地眨了眨眼睛说，“不过我们家米雪儿自身条件好，不用整容，给我省了一大笔。”
“那全部整成帅哥靓女，不都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了？”我说着就禁不住笑起来。
“学校也都不准整的，可哪里管得住呢，只是对整容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了。”“黄包车”对我的笑有些不解，继续解释道，“有的学校还不准化妆呢，逼着学生去化‘艺考妆’，要化得看不出痕迹，化个妆就要500多。”
“黄包车”的话真让我大开眼界了，我对学生整容参加艺考不能理解，大概“黄包车”却认为我太老套了。
“没想到学表演这么复杂，那还是学美术好，不用在身上动刀子。”莲儿妈的观念也没那么超前，认为身体还是原装的好。
“没办法，高考是天大的事，该花的还得花啊。”“黄包车”说，“我这辈子也就这个样儿了，我不能让雪儿也像我一样，如果雪儿能考上北电、中戏，那就是我此生的最大成就。”
尽管“黄包车”信心满满，可我还是有点为他担心，他把自己的人生成败也押到女儿身上，米雪儿不仅要为自己的前程着想，还要负担起老爸没有实现的抱负，这双重的压力该有多大啊，十八岁少女那单薄的肩膀承受得起吗？也不只是“黄包车”，尽管我们没有明说，可内心不也是对莲儿寄予厚望，中国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对孩子不都有这样的期望吗？我们可能不会承认对孩子施加了压力，但我们一个期待的眼神，一个关怀的举动，一句勉励的话语，都可能像沉重的水泥板，一块块加在孩子的身上，压得他们喘不气来。
“老同学，你还是应该给你女儿请个教授。”“黄包车”关心地说，“你考哪个学校，最好就请哪个学校的教授。”。
“这有用吗？”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不大相信。
“艺考不像文化考试，三加二等于五。艺考是活的，同样一幅画，你给60分，他可以给90分，谁说得清楚。”“黄包车”继续谈他的艺考之道，“说白了吧，艺考的校考是学校组织的，决定要不要你，就是学校说了算。”
“恐怕不会那么乌吧？”我还是有些不相信。
“哎呀，老同学，你太老实了，你听说过省城三大黑校吗？有的画室跟学校勾挂起的，还有包过指标，一个指标二三十万，明码实价。”“黄包车”越说越起劲，“听说前两年还要乌焦些，有的学校校考还没开考，考题就写到画室黑板上了。”
“是吗？”我和莲儿妈惊讶得眼睛都不敢眨了，这些事以前也听黎万琼说过，但我们没当回事，现在听“黄包车”讲得有头有尾的，让我们有些不得不信了。
“黄包车”住在省城，信息比市里灵通，但我真不敢也不愿意相信“黄包车”的话是真的。相信他的话吧？那参加艺考还有什么意思，花钱买个文凭不就行了；不相信他的话吧？可现在的事还真说不清楚，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我脑子里杂乱而疑惑，难道我们称之为中国公平最后防线的高考，也已经扭曲地撕开了裂隙？难道我们向往的圣洁艺术殿堂，也已经被物欲的浊流所玷污？
我的心头不禁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