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斓不了解哥哥，就如她也不了解杨家老宅。她十二岁念寄宿中学，离开了杨家老宅，独自在外生活。每年在家的时光，最多不过三个月。大学以后，回来得更少，只是每年过年才回来老家。
在老家，真正开始有过年的感觉，是从打糍粑和磨豆腐开始。儿时，老家是一个每年冬天都下雪的地方。临近年关，在外漂泊的哥哥姐姐们都回了家，家家户户燃起红通通的大火，一家人围炉夜话，整个院落都暖哄哄。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以后，家家开始拿出储存已久的糯米，酝酿打糍粑的事宜。初秋季节成熟的稻谷，收割、晒干、碾米，再储存进粮仓。存了一个冬天的糯米还残留着秋日阳光和泥土的醇香，放进宽大的木盘里，用深井水搓洗过滤三遍以后，温水浸泡半日，就可以放进大蒸笼蒸煮了。
老家大宅的正厅，自斑斓出生起就无人居住，成为打糍粑最适宜的场所。大厅角落里叔叔伯伯们用老宅颓墙残留下来的青砖垒砌高高的灶台，灶台上面是高大六七层的蒸笼，每一层都用纱布裹着糯米，一户人家占用一层蒸笼，几家合伙蒸糯米。灶台下面燃烧着厚重的木材与烧得噼哩吧响的松脆的树枝，大火熏得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婶婶们把大门板架在长凳上，用水冲刷无数遍，撒上薄薄一层苏打粉，就等着男人们把蒸熟的糯米捣成糊状，抬上桌板。
把糯米捣成糊状，是“打糍粑”叫法的由来。
大人们把蒸好的糯米倒进用大石头雕成的方形凹槽里，用木质的大棒槌反复敲打，这种纯粹力气活只能由年轻力壮的男人们担当。一槌一槌打下去，糯米香气四溢，围城一个圈的孩子们露出雀跃的神色，尽力使自己的口水不要流下来。
捣得细腻柔滑的糯米抬上桌板，女人们立即动手搓揉起来，揉成圆柱状，用绳子一截一截裁断，糯米均匀分成一小坨一小坨的样子，心灵手巧的女孩子们再把糯米丸子揉成圆圆的饼状，就成了糍粑。老人家们此时也把收藏已久的花模子拿出来，印在糍粑上，印出各种花样，牡丹、荷花、凤凰、嫦娥，等等，栩栩如生，让孩子们爱不释手。农家专门晒东西的大簸箕此时也摆了出来，铺满了做好的糍粑，看上去白色一片，清香飘出好几百米，大伙围着一张张簸箕，谈笑风生，不时拿起一块吃起来，那真是欢天喜地的场景。斑斓最爱这种场景，夹杂在其中，忘却平日里所思所想的一切，那是真正的快乐。
此时，再喝上一碗豆腐脑，那就更好了。然而大多数时间，打糍粑和打豆腐并不是一起进行的。打豆腐的工序更加复杂。南方的天气土壤其实是不适宜种豆苗的，但是为了每年年关这一场豆腐盛宴，乡亲们硬是在潮湿的南方，种出了结实饱满的黄豆，但是产量很少，每家到秋末也就收割那么十几二十斤，供自家在过年前打一磨豆腐。
在斑斓的记忆里，与糍粑和豆腐一起成为景观的，还有临近过年大伯家门前排队嚷嚷着要见杨振哥哥的父老乡亲们。牵着羊拎着鸡，抱着鸭蛋，甚至有人用大篮子装满蘑菇，求杨振哥哥帮忙。哥哥像医生坐诊一样，为各种农家事听诊。下大雪的天气里，大伯家门口的那条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脚印，沾满了泥水，在雪地里甚是显眼。
有人的儿子在外面打工，被机器割掉了两根手指，被厂家送回来了，怎么办？也有人去城里卖菜，被摩托车撞成了内伤，找不到那个肇事者了，怎么办？还有人出去跑江湖，儿子在外走散找不回来了，又怎么办？更有人是女儿念了师范出来，想在庆城谋一个教师的职位，杨振能否帮上忙？
杨振看着乡亲们殷切的脸，心如刀绞。很多时候，人会觉得自己无能，无能为力真是最大的无可奈何，哥哥深感愧疚。斑斓看着哥哥眉头紧锁，想，哥哥是真的难过。多年后斑斓回忆这场景，想如果当年是自己在哥哥那个角色，肯定早早安排好父母的后事，一死了之。哥哥为人刚中带柔，而斑斓，是一味的刚。
杨振说，对不起大家，我杨振能力有限，能帮上忙的话，我肯定倾我全力，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
乡亲们咧着开裂的嘴唇，说到：没事的，没事的。杨振，你是大家的骄傲，你好好干。然后用糙得不能再糙的双手递上装鸭蛋的篮子，嘶哑着喉咙说：杨振啊，这些东西，都是家养家种的，你就留着。
杨振从来没有收过那些东西。只是尽他所能，帮乡亲们的忙。所以那些年，大伯家方圆百里闻名。大伯家才是年关里的一道风景。
斑斓硕士毕业的时候，姑姑家的洛川表哥辞了职，在家已经两年，找不到工作，哥哥找了关系，让他去了庆城一座大山里当老师，并保证以后一定把他调回城里。
姑姑年轻的时候是美女，奶奶送她去庆城学了护士。姑姑皮肤白皙，身材纤细，还做得一手好菜。因为又美丽又是护士的关系，很多人追她。然而奶奶为了让女儿走出农村，让姑姑嫁给了不学无术，没有工作，在家里啃老本，但是生在城市的姑父。姑父大姑姑十几岁，年纪比大伯还大。洛川表哥继承了父亲的性格，懒洋洋的，却从小深受他爷爷的宠爱，因是家里唯一孙儿的缘故。
每年过年，洛川表哥总是在饭桌上倾诉大山里的苦楚。没有自来水，要走很远的山路去打水；网络也不通，全校只有校长办公室有网络；饭菜也不好吃，很多蔬菜，肉类缺乏供应；买不到日用品，每月只有两次赶集，这个时间才能买到一些必须的日用品，等等。
洛川表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慵懒的神情。他来乡下拜年，只是长时间盯着电视机，除了说大山的苦，就不再和人交流。姑父说，没关系，杨振说了，会调你回城里。杨振哥哥无奈地笑了笑。
杨振从副县长升到了县里一把手。他对斑斓父亲说，我当然有能力调洛川回来，却又要和庆城教育局打交道，在这个圈子里，牵扯太多难免风评不好。而且男孩子，终归是要吃苦的，我想让他在大山里多磨练一段时间，但是姑父总是诸多抱怨。
爷爷去世前两年，过年在家，哥哥问斑斓：你想不想回来银行工作，想回来告诉我。
洛川表哥在旁，吃惊地望着哥哥，睁大眼睛说：杨振哥，你怎么还不把我调回庆城？
杨振沉默。姑姑尴尬地笑着说：洛川进来老是做梦，梦里喊梦话：我要回庆城，我要回庆城。
姑父仍然一脸严肃地说到：杨振，你要调他回来啊。洛川从小没吃过苦，凤溪山那么偏远的地方，他受不了。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爷爷整日担忧，都生病了。
斑斓望着洛川，确乎已经为了调回庆城的事有不正常的表现了。他那瞪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痴呆着望向杨振，执念之深刻，看着令人心惊。
姆妈打电话来说，洛川有点精神不正常了。时常从凤溪山回来，买一堆吃的放在哥哥家门口，然后骂骂咧咧，说哥哥贪污，搞得哥哥小区里人尽皆知。
斑斓有点担忧。斑斓知道杨振家里那整套越南的红木家具价值不菲，也知道哥哥名下的房产越来越多，甚至有送小侄女出国念书的打算了，虽然小侄女才上初中。这么多年内地官场混下来，哥哥理所当然地积累了许多财富，换了车，在老家，也算是一个叫得上名头的人物了。多年前关斓也开玩笑说过，斑斓，哥哥硬是让你学法律，恐怕是在为以后的自己铺路。可是斑斓当时考硕士，从法律转向了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