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之后，我们确实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田地少了一半，二哥轻松了，吃饭的人少了，母亲做饭也轻松了一点；更好的是母亲不为别人绝不绝食再费脑筋；我开心的是吃饭时想吃稠的就伸筷子去锅里捞面，不用再瞻前顾后地等到别人吃完才下手。现在回头来看，我得感谢大嫂，分家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适当的。我已经读到初中二年级，正是准备考高中的关键时刻，而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学习。
如果日子就这样持续下去，那我现在也能省不少的笔墨。但事情却在几天的短暂平静之后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开去。所以我不得不再持笔饱墨地写下去。
那时侄子金金五六岁，应该还在完全不懂事的状态。但这小家伙做的一些事情让人哭笑不得。一起过日子时的一些小东西，象小板凳，土簸箕，火铲子等等分家时没放在台面分的，他象蚂蚁搬家一样一件一件搬到大嫂的屋里去了。搬进去再也不拿出来。这些东西对现在的人来说、对没过过苦日子的人来说都是不值一提的，在乎它也是可笑的。但二十几年前的景况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经常使用的东西，突然不见了，母亲当然不习惯，也为此有了意见。她认为侄子做这些事情是大嫂子指使的。所以后来我们的门上就挂上了锁。我不赞成母亲的这一行为，觉得脸面上过不去，母亲说：“你知道个啥？”把我的嘴堵上了。我们挂了锁还没两天，大嫂的两个门上就都挂了更大的锁，真跟个铁将军一样。从此，一家人住的院子里仿佛住满了小偷强盗。
我们都各自守着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还不得不公用的东西就遭了殃。院子里更加肮脏不堪也更加没有人打扫，由着自己的和别人家的鸡、猪来随意吃喝拉撒。本来猪是在后门外栓着养，后院里还相对干净一些。分家后，大嫂把买来的小猪就直接放养在后院了，后院就脏得跟个猪圈一样，让人无处下脚走。那年的端午节，别人家都穿新衣插杨柳的过节，我们家是一副破败景象。我心里难过，也怕别人进来笑话，中午放学回来我拿了仅有的一把凸扫帚把院子扫干净了。边扫我边流泪，也说不清出流泪是为了什么。
也不能怨谁。大哥大嫂的心早已经不在这个院子里了；对他们来说，这个院子就是个不满意而又不得不住着的客栈；来年要盖新房子才是他们操心的大事。
二哥在没有农活干的时候，就骑车出去走了，传说有一个他心意的女孩子。我和三哥上学。分家后，我真成了职业学生了，整天想的就是学习上的事情。相比来说，娇生惯养的侄女就象落难了一样。她跟我当初帮助母亲一样帮助大嫂干活，做饭，洗碗，喂鸡，喂猪，哪一样都少不了她。侄女的身体单薄，大眼睛一闪一闪地就勾起了我的同情和爱怜之心，毕竟我们象小姐妹一样同吃同住了好几年。在大嫂和母亲你来我去地为一些东西争执的过程中，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大嫂突然发狠，端着锅连锅带饭地就朝着我们的门口泼过来。面条散了一地，锅也打成了两半。母亲知道自己说话慢，一着急还把本来想好的词都忘了，所以她没出声，也没敢出门。侄女被大嫂的这一突然的狠招吓呆了，她在厨房门口牵着门扣链子，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妈妈。大嫂如一头母狮，发过威风后进了屋，全然不顾几乎被吓呆了的孩子。时间是正午，地上被泼了汤的地方很快就被太阳晒得打起了卷儿。侄女回屋里拿了个小盆子，黄瘦的小手把地上的面条一根一根捡起来，然后收拾了破锅。
大家也许已看明白了：大嫂的态度是肆无忌惮的，不高兴就打家劫舍。这一部分跟母亲的态度有关。分家以后，好像母亲的胆子大了，她非但不低眉下眼地讨好大嫂，还擅自做出一些让大嫂觉得生分的事情。先前她锁门就惹了许多是是非非的话，现在她把鸡、猪都分开对待，她喂猪的时候就站在猪槽旁边，大嫂家的猪来吃她毫不犹豫地一棍子打过去，直到我们家的猪吃完才离开；她对大嫂那下巴朝上眼睛朝下的姿势也视而不见。养尊处优的生活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适应，适应了再反方向发展就回被视为遭难。大嫂正是遭了这样的劫难。以前惯用的吊脸，憋气，绝食等方式都失去了法力，她就选择摔打东西来解恨。厨房里灶台上镶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小的分给大嫂，大的分给我们，因为是固定在灶台上的，也不常用，搬东西的时候就没有挪动，说先放在那里。大嫂一气之下把我们那口大的砸了。有一座闹钟是我父亲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的，一直放在大嫂屋里，有一天早上我们在院子里发现了它粉身碎骨后的肢体。一个梅枝栖鸟玻璃罩装饰画，是父亲从遥远的地方买来的，也被砸了，底座被扔得老远。
对大嫂的这些行径，母亲还是采用避之又避、一忍再忍的态度。当然，除此之外她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我为此经常失眠。夜晚一来，我的思想就像开了闸的河水。一些相关的，不相关的事情象走马灯似的一幕一幕在脑子里闪现。我又觉得自己像上帝一样站在高高的半空中，朝下看见我的父亲从远处风尘仆仆地走来，鼻尖儿冻得紫红；看见我的母亲满脸的灰尘，双腿蹒跚地忙碌着；我看见我的二哥小小年纪背着个筐子在半夜一样的早晨拾粪积肥；我看到我的三哥漆黑的手指头上裂开了鲜红的血口子，把鼻涕一把一把摸在袖子上；我也看到了我的我侄女那双瘦得象鸡爪子一样小手，在地上一根一根捡面条……整个夜晚都在悲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