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公司在成立之初遇到的困难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第一个困难就是一分钱没有。在最初的三个月所以员工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黄龙海对此并不是不知道情况，但并没有像对待电器公司那样给予支持，相反，黎蔚然到公司后的第一天，他就要求上缴费用，他说：“各公司都要缴、没多有少。”当时，公司的其他领导建议黎蔚然去工厂借一些钱，好解决公司的启动问题，黎蔚然知道厂里没有钱，所以没有同意。黎蔚然知道黄龙海也很难，自己下来是为他分忧的，不能添忧，要以实际行动支持厂长的工作。于是他跑到当时的十分厂要钱，十分厂厂长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不情愿的拿出5000元钱，黎蔚然将3500元交给工厂，公司留了1500元开始运作。事实上，其他子公司都没有给工厂上缴一分钱。
那几个月，黎蔚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只能召开会议向大家解释情况，并鼓励大家好好干。
应该非常感谢的一个人是于金耀。他原来是十二分厂厂长，是前不久才在干部调整时被黎蔚然提议免去了领导职务。光学公司成立时黎蔚然把他要来，原想是消除误解，缓和矛盾，不曾想在关键的时候他却发挥出了作用。他在模具设计和生产上有一套办法，头脑也比较灵活，面对公司的窘况，他主动跑到社会上承揽了几套模具的加工任务，当时光学公司只有两台640型车床，根本没有加工模具的条件，但这几套模具的任务却硬是让他给拿下了。办法就是把零件生产转给其它公司去干，最后在公司组装。这一办法使公司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那一年共完成了十多套模具和一个社会单位的设备改造任务，与实力雄厚的机械公司一年中几乎没干出一套模具相比，光学公司显然是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之路。
随着资金问题的逐步解决，光学公司仅有的两台车床也发挥了作用，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的干承揽的外协加工活，使光学公司渡过了最困难时期。
当时光学公司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不向工厂伸手要钱；二是不向车间（分厂）要钱。不向工厂要钱是因为工厂也很困难，不向下边要钱是因为怕车间对公司产生看法，误以为是车间在养活机关人员。所以光学公司机关人员本着自己养活自己的决心，走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之路。由于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司下属的几个分厂都消除了公司成立后要雁过拔毛的顾虑，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生产与经营上。与此同时，公司机关不仅要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另外还要考虑生产任务的完成和公司各单位的外协承揽加工任务。公司规定：各分厂只要按照工厂要求完成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外，多余部分全部自留，用于职工分配和车间发展，这样的政策极大的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光学公司担负工厂军品生产任务。在此之前，工厂由生产处、计划处、供应处、技术处等单位负责协调，但效果不好。记得98年以前，厂里的生产调度会一开就半天，20多人的会上总是在兜圈子、推矛盾，生产过程总是经常卡壳，让人头痛不已。光学公司成立以后，黎蔚然分析以往的问题后认为：过去搞不好的原因就在于管事的人太多，谁都想说了算，谁说了都不算；一个技术己相当成熟且产值只有200多万的老产品，搞一大堆人去管理，问题就出在人上。于是黎蔚然大胆调整思路后决定：由副总经理千现一个人主抓军品生产，除去下边配了两人负责物资采购供应外，生产调度指挥均由其一人负责。黎蔚然只是参与了制定工时考核的分配方案。这些举措在军品生产上的改革很快见到成效，没用一个月的功夫生产关系全部理顺，一改以往经常卡壳的情况，到年底完成了三万具产品，成为军品生产历史上任务最大、完成情况最好、质量最高的一年。
回想起来，这是当时黄龙海对待黎蔚然最狠的一步棋，如果完不成任务则一切责任都是他的。相反，在完成全年任务后，黄龙海却跳出来说是他成立了“三人小组”的功劳，而光学公司全体职工辛勤努力却只字未提。此话在黎蔚然的述职报告中说出，立刻引起职工的一阵议论。实际上，所谓的“三人小组”在当时所起的最大作用只是督促军品生产资金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