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初春，我们转学当上了插班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会不会一直在莲花堰住下去，更没有想到过未来某一天会搬到城市里定居，那甚至都不在父母的年度劳动计划里，他们思考的最多的是春天播种，有没有钱买化肥，什么时候割草小麦。87年的夏天，父亲从竹林镇上开会回来，还领回了一个大奖状。因为夏粮丰收，我家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农民、种粮大户。被四乡八里的乡亲们称为“万元户”。秋后，父亲经营的杨树苗圃也大成气候，我家门前的几亩地，长满了粗壮、整齐、苗条的杨树苗。有时，在树苗地里抓小鸟。用一张破渔网，围成一面墙。然后从一边赶，草丛里的各种小鸟飞起来，有的就撞到网上了。杨树苗上有许多毛毛虫，我常被毛毛虫螯得满身的包！躺在树苗林中，牵着小女朋友的手，看天上的白云飘过，有时能呆一整个下午。
不仅竹林桥镇镇政府采购了不少树苗，市园林局也来买树苗。加上父亲又是镇人大代表。一下子，我父亲变成了焦点人物。老河口市委及其领导，组织了大批参观访问团到偏远的莲花堰村来视察改革先锋、种粮能手、种植大户、养殖专业户。土生土长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穿着像样的人，也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车。长长的车队，不仅是市里的，还有其他乡镇领导和农村干部的。都是来参观学习的。都是来看我爹种植的树苗和葡萄园的。我从前往后数着大大小小的吉普车、面包车，差不多有四五十辆。为了迎接市委领导和这个庞大的参观团。父亲上午就让同村的喜群，就是一个大个子小伙，骑着自行车到汪庄的胡芦家买了一麻袋瓜。老胡是个有名的瓜农，他瓜地的西瓜、香瓜。都是又大又甜又沙瓤的。结果那些人都没有来吃西瓜，看完树苗和葡萄园，他们就直接上车走了。
在这些表面的光环下面，父亲迷失了自我。乡镇上采购的价值５０００元的树苗（现在值５万元），至今他一分钱没拿到不说，乡镇干部一周有六天在我家吃喝，他也不收钱。好像他很有钱！他以为上级是不会欠他钱，不会赊帐不还的！小农阶级的短见和幼稚啊！他分不清什么是政治与生意。有地种，他就没有“坐吃山空”的危机感，更没有想过“笑里藏刀”，别人表面上跟他好，来混吃喝，背地里就告他的状！
后来，就经常有村里的其他干部来我家拜访。其中我只记得下营的张万山，那个人是一副典型的官场中人。很少笑，讲话声音也不高，总是面无表情。他是名义上的村委会书记。89年冬天的那个晚上，听说，法庭来了人，在会超家里吃饭。并传话让我爹妈过去答话。我跟着爹妈都去了。小孩子就没有进去。因为，屋里已经摆了一张大桌子，上面已经是酒席齐备了。这种场面，我见得很多，我家里不知道接待过多少次这样的八方佳宾了。大家都是来混吃混喝的。妈妈就坐在他家最靠近门口的地方。也不知道他们讲了一些什么话，妈妈的腔调就越来越高。会超的爹把我妈叫过去，到后面的厨房里，讲了一些什么。那会儿，一直没听到我爹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妈出来后，好像越来越不高兴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冲上去，就把法庭庭长的酒席桌子给掀了。场面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没有人能控制当时的混乱局面。
1990年早春，才插班到师范附小的时候，一切环境都是陌生的。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陌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特别是做课间操的时候，就是我最难过的时候。因为，在乡下从没有做过广播体操。所以，别人做操，我就像是一个机器人在摆来摆去，又是扭屁股，又是抬腿。样子非常滑稽，情节十分搞笑。每逢做操的时候，全校的学生都会转过来，看我们兄弟这两个乡下的孩子，像两只没训练好的猴子一样，在操场上张牙舞爪，东张西望，是那样的稀奇古怪，又充满乐趣！
班主任余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最好的启蒙老师。我姐姐，比我们先两年来师范附小插班，最开始就在余老师的班上。姐姐，聪明漂亮，是全校的尖子生。余老师还认我姐姐做了干女儿。我父母刚到河口时，第一次要过不种地，而靠打工赚钱、交房租的生活。对于他们，那可真是脱胎换骨，要重新做人。我记得我父亲一辈子也没有改变他的农民本性。连我在骨子里，也没办法完全脱掉。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要么适应它，要么就被淘汰掉。就是余静的丈夫，给我爹妈第一份临时工。他是个包工头儿，我爹妈就给他家帮工做杂活。那种电焊，搬运窗户之类的装修活儿。
而当初，要转学的时候，就是降一级，附小许多校领导还是不答应，说乡下孩子基础差，会影响他们学校的中考成绩！余老师，看了我姐姐的聪明和勤奋，她相信我们弟兄一定能学的很好，不会给师范附小拖后腿的。余老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考试没考好，她用毛巾狠狠地打了我的脸。慢慢地，我的学习成绩开始名列前茅。学校的运动会，智力竞赛，我都是绝对的主力。还记得很清楚，在90年的下半年，第一次参加全校智力竞赛，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没有翅膀，却可以飞上太空？”当时，这个问题，别说是乡下人，就是城里人，也没有几个能想得出来。而我居然想到了“火箭、宇宙飞船”。这些都是在电视里看到的科幻片。没想到居然派上用场了。这一次智力竞赛，我一下子成为了一个全校的小名人。
在一次班会上，余老师问我：“张洪斌，你的理想是什么？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想了想说：“大经理。”余老师没说话。大概是觉得这个理想不够远大高尚，太庸俗吧。现在想来，大概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爹妈以前在莲花堰那么风光，而现在要给他丈夫当工人。脏活儿累活儿，都是我爹妈干，而钱却由她丈夫赚。所以，经理好！不仅能管人，而且能管钱！但是，我想管多一点儿人，最好连她丈夫也管了；再多管点儿钱，最好我来给他丈夫发工钱，我想发就发，想扣就扣！所以就随口说“大经理”！
适应了新学校的生活后，就觉得新的环境更有意思。也成了班里和其他年级小美女们青睐的对象。有个女孩叫陈丽，她最爱叫我“死东西”。她身边总有一帮追求者，比如王刚、王海涛等。只有我对她没有表现，所以叫我“死东西”。还有个女孩叫冯丽，她送我了一支钢笔，90年代的时候，小学生能有一支钢笔是很珍贵的。很可惜，上中学时，借给同学，弄丢了。到我家写作业最多的就是郭静。其实上初中的时候，喜欢我这个帅小才子的女生就更多了。只是，这个乡下的插班生，从来没有想过对女生表达这种微妙的情感。因为，他的知识里一直缺少这样一种爱情的概念。而我最让余老师高兴和自豪的，还是我在升初中的中考中，以师范附小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
10年后，再回河口的时候，听说余老师已经去逝了。对于余老师，我还是要特别感谢她，因为她，我才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光荣地进入重点中学。我才能有机会证明，乡下孩子既不笨，也不会拖谁的后腿。
好学生也被罚站
记得余老师从三（3班）开始带我们语文，一直到五（3）班，我们毕业，她都是班主任。那时班上成绩最好的男生有三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简少斌，再一个就是班长王汉林。这个简少斌，家庭条件比较好，他爸爸是某厂长的经理。这小子头脑灵活，平时不怎么学习，总见他抱着他爸爸帮他订的《小学生天地》在看。没见他学习多下功夫，但学习成绩总是数一数二的。我和王汉林的成绩是不相上下，家庭条件也比较相近。王汉林的爸爸在农机公司上班，他母亲的眼睛和腿脚都不大好，就在家做饭、洗衣服。就他爸上班养家。虽说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哥哥在袁冲乡的农机站。但似乎他的哥哥们还要向家里要钱。所以，王汉林家是住楼房的，但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不管怎么样，反正都比我家环境要好一些。为了准备市里的知识竞赛，余老师让我们三个轮流到各家参加集体学习。大概去王汉林家次数最多。因为我家在南边的花园路，最远，他们两个都很不方便去。后来，学校只要四个学生参加，简少斌是肯定算一个的，王汉林也参加了。我就被选下来了。
王汉林那时候是班里最爱哭的一个男生。有时候老师不在，由他维持秩序。本来我也算是个“纪律委员”，但是因为知识竞赛没让我参加，我一直心怀不满。所以就懒得管班里的闲事。谁上课说话，谁没交作业，谁不遵守课堂纪律，都交给班长大人管了。班里有几个男生特别调皮，都知道王汉林是个软柿子，婆娘性格，所以不把他放眼里，不欺负他欺负谁。只要老师不在，王汉林准会被李如意、王鹏、王海涛他们几个气哭。接下来，王汉林就会报告余老师，说又是他们这几个人上课不听话。有时一边报告，一边用袖子抹着眼泪，怪伤心的。余老师肯定是会为王汉林做主的。
余老师的法宝就是请家长。于是，我就被派去请王鹏的家长。王汉林被派去请李如意的家长。简少斌的家长，由余老师亲自请。实际上，简少斌父母是不用请的，要么简少斌的妈妈常来接他放学，要么余老师经常会去他家做客。简少斌老爸有本事，余老师和他妈妈也有交情。所以简少斌的事情，余老师亲自办。
王鹏那时就和我住同一条太平街上，他家在太平街最西边，就在靠近河边的街角。他爸爸是拉板车的，他妈妈是个背包医生。家里也是没有人管他的。实际上王鹏是个很聪明的小子，他有时数学成绩比班里其他同学都好。但他就是爱玩，不爱专心学，说话还结巴。这么一来二去，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有时，他跟我说：“张、张、洪斌，你－－－就说我妈不在家，去看病了。下次我－－我请客吃冰棍。”我于是也就放他一马，给他一个人情。
李如意爸爸是个卖猪肉的，平时都是早出晚归的。他妈妈，啥事儿不操心，管不了李如意。王汉林是一次见不到，又去一次，总之要见到他爸爸。李屠夫一听说又要请家长去学校，于是先把李如意猛揍一顿。李如意就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每次窗户外头罚站的总有他，请家长的更少不了他。有时，李屠夫不来，但李如意一瘸一拐地来上学了，老师们都知道这就等于李屠夫来过学校，被请过家长了。因为请家长对于李如意来说，就是被他亲爱的老爸揍一顿，这基本上就是可预料的请家长的终极结果。反正只要犯纪律，要请家长，横竖他就是一顿打。搞了几次，这小子就学会报复了。他常常手里捏着一根绣花针，下课了，在阳台上晒太阳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溜到王汉林的旁边，假装是从他身边过，然后照着王汉林的屁股或大腿，就是狠狠的一针。王汉林因此又被扎哭好多回。总之不是被气哭，就是被扎哭。
上小学的时候，大概大家最喜欢上的课就是音乐和体育课了。音乐课不用做数学题。体育课可以到操场上玩。我一上体育课就格外喜欢，仿佛就是一头野兽，在森林里生活了许多年，现在被关到笼子里来驯服，难免总是惦记着自由自在的乡村田野。一上体育课，牛老师就让我们站队。我在中间，就偷偷地用石头，打飞到地上来的麻雀。因而没少挨牛老师批评和揪耳朵。
有一次，大家又被叫站队，牛老师在前面晃悠。我在中间，扭着脖子，看楼道上走下一个漂亮的女老师，那是我们的思想品德课小张老师。小张老师，大眼睛，白皮肤，扎一个粗粗的马尾辫。她每次讲话声音好小，但衣服总是很整洁。我们看到几次，牛老师追着她说话。大概他们是想搞对象，模模糊糊地，稀里糊涂知道个皮毛。
牛老师，故意不去看小张老师，他歪着脖子看我们站的整齐不整齐。一下子，就发现我在扭着脖子看美女。“张洪斌，你在看什么？”牛老师叫我。我嬉皮笑脸地回答：“没看什么。”等牛老师，转过头去的时候，我又扭着脖子看。这一回，牛老师没等我回答，就冲到我面前来了。一把上去，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提了起来，在空中甩了个圈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呆了。全班的同学，顿时，也都屏着呼吸，动都不敢动。不知道牛老师怎么发了这么大的火。牛老师的力气好大啊，甩我就像甩鸡毛刷子一样轻松。他大骂着：“明明扭着脖子看，还说没往别处看！你看了没有！？”牛老师一边揪住我耳朵问。一边把我拖向办公室。我脸都吓白了，体育老师肯定是练过拳脚的。有一回，他当着我们全班同学，在地上单手做俯卧撑。他的胳膊和腿都好粗。力气大如牛。
他把我扭送到办公室门口，然后他走进去喝水，让我站在门外头晒太阳。不一会儿，小张老师过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发这么大脾气？”牛老师说：“你们不要管，这小子上课捣乱，还强嘴！”小张老师红着脸，走出来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走开了。又过了一会儿，上课铃打响了，下一节是数学。数学老师当时是副校长，走到我面前批评道：“张洪斌，看你下次还强嘴不，小小年纪，还敢强嘴。看把牛老师气的。下次不许这样啊！上课去吧。”我轻轻地点着头，表示接受批评了。于是，没等牛老师同意，她拉着我上教室去了。一边走，我一边悄悄地流泪，这一回是被吓坏了。
大人们的事情怪可怕的，小孩子们千万别随意模仿，这就叫不该看的就不要看。在那之后，仿佛一直到读研究生，我都特别怕跟女生接触。为此，上中学的时候，还被另一个女班干部在班会上公开批斗：说我是个老封建，连女生的手都不敢碰，碰到了还连忙夸张地甩开，太封建！
王刚
小学班上有个同学叫王刚，他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但总体上两个眼睛都小。嘴巴很大，一讲话嘴唇就到外面了，他一笑，眼睛就没有了。所以他笑着说话的时候，就常常拿上嘴唇去追下嘴唇，不然口水就流下去了。以前没和他讲过话。91年春天，搬家到花园路后，原来他家也在花园路。于是，我和弟弟就有了一个上学、放学常常在一起的伙伴。
王刚家在花园路路口，他爸妈开了一个小餐馆，已经开了许多年。每次到他家玩的时候，总有许多椅子坐，因为过了吃饭的时候，客人们都走了。那种椅子让我感到亲切，很像幼儿园时教室里那种又长又宽又矮，一次可以坐七八个人的长凳子。每次到他家，总是羡慕他，一到家就有吃的，永远不担心没有食物。总体上讲，他爹妈的餐馆生意还不错，比我爹妈开了几个月的生意要好。王刚大姐二姐都没有上学了，大姐好像已经嫁了人，就在街边上的农户家，也是做个小生意的。他二姐，年纪不大，应该是上中学的年龄，不过有了这个小餐馆，他二姐自然是在家帮忙的，也省了请雇工花钱。所以，王刚家就只供他一个人上学。他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父母、姐姐们的爱心和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谁想，他偏偏是个不爱学习，最爱轻闲自在的公子。他爹妈知道我成绩好，就很乐意让王刚和我玩。因为有几次老师命令我去给他补习功课，这他爹妈都是知道的。
但是，这小子学习成绩总是一塌糊涂。他特别爱逗女生玩。当时，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叫陈丽，王刚就跟王海涛两个争风吃醋。有时，两个人都要骑自行车带陈丽回家。不过，感觉王海涛的自行车更新些，也更小一点。就是那种二六式女式车，很适合女生坐。王刚的车是那辆二八的破车，陈丽嫌脏不坐他的车。为这，他两个还打过架。
后来，冬天下雪后，我们都不骑自行车了。一路上，男女同学有十几个。有个女生叫童小丽，长的高高大大的。一双眼睛不仅大，而且有点向外突。嘴巴也大，耳朵也大。关键这个童小丽，五年级的时候，已经长到有一米七的个头儿，两条腿就显得就格外的长。长腿、大嘴、突眼珠。每次放学，王刚走在后面，都会一边学青蛙“呱呱”的叫，一边大声叫着“童青蛙，童青蛙，叫呱呱”。童小丽听到后，很是生气，实际童小丽长的蛮漂亮的。有一回，童小丽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走，王刚又喊起了“童青蛙”。还没有喊完，就听到“腾”的一声闷响。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一个人，那个人是从后面追上来的，他凌空跳起，用膝盖顶在了王刚的背上。“腾”的一声就是蹬在他背上的声音，王刚应声就被蹬爬下了。这从后面突如其来的“凌空蹬”，力度可真不小。王刚爬在地上痛苦地打着滚，嘴里“妈呀，妈呀”地叫着。原来，这个“凌空飞蹬”是童小丽的哥哥。估计，童小丽是告了王刚的状，这个已经上初中的大哥大，手里还握着一根木棒，就等在路口，给他妹妹出气呢！这一次，王刚为他的轻狂妄语，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们几个小朋友，也不敢跟这个拿武器的初中生对抗。只能等王刚在地上恢复了一阵子，才扶起他，慢慢往家走。以后，再也不敢叫童青蛙了。
有一天，王刚抱了一个布袋子来找我。他说先放我这里，要我藏起来，别让大人发现，也不要讲出去。我问他是什么，他只说是：“铜，卖到收废品那里，可贵了。”我接过来，确实挺沉的，应该有七八斤。我于是趁父母不在旁边的时候，拿进去，藏在了我的床底下的一个角落里。过了几天，王刚一直没提这铜的事情。我偷偷打开看，原来是一些专门用在插头上的小铜片。看他那神秘的样子，大概是他从哪里偷的，或者谁从别处偷的。放学走在路上，我就问他那铜从哪里来的，怎么处理？他小心地，低声说是一个常到他家吃饭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弄的半麻袋，那个人说先寄放到他家里，只是一直没有去取。他想弄点去卖给收废品的，但又怕人家来了说少了怎么办，因而也不敢卖，又没处藏。过了几个月，王刚也不提这事儿。我估计他大概是忘记了。于是就拿到几条街外的废品收购站，那老板说2块钱一斤。让我放到一个大磅秤上，足足有7斤，老板说这是大秤，实际只有六斤多。只给了我12块钱。恩，我腰包里一下子富有了。
中午放学，走到中山市场的门前，有个吊儿郎当的家伙，大概是比我们高两年级的。他拦住了弟弟，抓住他的衣领说：“有没有钱？”弟弟被吓得眼泪都出来了。我走过去，挡开他的手，问他：“你要干什么？”那家伙一看我和王刚，还有一起的几个学生都过来了，就放开手问：“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弟弟”我回答。他没作声，不慌不忙地走开了。
没想到从钱湾到市里，走到哪里，都有这些应该上学却不上学的小青年，一天到晚到处游荡。原来太平街的前一条巷子里，也有这么一个大傻。他就是天天在学校周围拉着一帮小弟，到处晃荡。有一回，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新的钢笔，还有口琴。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稀罕的宝贝。我小学是一直用不起一支好钢笔的，都用的是那种很便宜的，吸管笔。这种吸管钢笔就像注射器一样，吸一管墨水可以用半天。由于密封性差，常常是墨水都倒着流出来，所以小学时，手上很少有不沾墨水的时候。他说便宜卖，便宜卖。一块钱一支，口琴三块钱。后来，才听同学讲，这大傻晚上溜进商场，找了个纸箱子躲在里面。晚上就偷文具，早上商场开门时，他就又溜出来了。哎，你说这人，既然溜进去了，为什么不偷点值钱的东西呢？王刚这才想起来，把铜卖了换口琴。可是我早把卖铜的钱都花光了。后来为这事儿，王刚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三天两头，身上一没钱用，就要我还钱！我记得直到上了中学，我们分到不同的学校。他就在六中上学，那是个非重点中学，正好在花园路供销学校的对面。他手头一紧，就去我家要钱了。后来，我爸说王刚去找我还钱，去了几回，于是给了他五块钱。以后，他再也没去找我要过钱。
我上高中的时候，王刚已经初中毕业了。他家没有开餐馆了，而是在郊区，他大姐的村子里买了几间大房子，办起了养猪厂。王刚每天就骑着自行车到市里来，驮一些餐馆倒掉的剩饭恶水回去喂猪。我还去过他家，看到了几头养得又大又肥的猪。王刚爹妈身体都不太好，他要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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