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禹和伯益一样，伯夷在被提名的时候，也进行了谦让，他提议夔和龙两个人担任礼官。不过跟先前禹和伯益一样，他的谦让当然没有获得舜帝的批准。其实伯夷之所以要谦让，恐怕跟他的所学专业有关。他既然对礼法的研究比较精深，那么他就明白要传播谦让的精神。谦让精神是黄帝发明礼法的时候，彻底确定进道德体系的。
很多人可能对谦让的精神嗤之以鼻。尤其很多试图彻底打倒中国文化的人，更将谦让精神看做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要进步，正是来自于对利益的追逐，而这也符合自然界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于这种观点，我觉得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在西方，也从来没有在道德中正式将利益摆在第一位。西方确实规定了每个人的利益不可侵犯，看上去好像对利益非常重视了。但很多人忘记了一点，在西方人确定每个人的利益不可侵犯的那一刻，在这个法律条文中，实际上已经进行了限制，那就是每个人都没有侵犯他人利益的自由。这条法律条文不仅不是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肯定，反而是将这条法则坚决反对到底的。
反对者还会搬出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一个人必须要努力追求，实现自己，才能最终出人头地，事事谦让，只能让自己失去机会。没错，在现代精神中，这一条非常重要，竞争精神，并最终发展成为奥林匹克精神，在体育领域大放异彩。但现实生活中，除了竞选总统，在西方也没有见得每个人都是当仁不让。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看问题更加全面，也更加关心全局的问题。西方人在求职和用人的过程中，固然竞争激烈，但大多数人都会衡量到底谁更加适合某个职位，但凡觉得自己不适合某个职位的，根本不会挤破脑袋去跟别人抢，除非这个职位油水太多。中国人目前缺乏一种自我实现的精神。暴富的中国让大家看到利益的重要，却忘记了还有比利益更加重要的“自我”存在。于是，大家不管自己合适不合适，都跑去抢某个东西，造成用人方虚假的买方市场。而很多人根本就不想一想，如果我不去跟别人抢，在更加适合自己的领域进行拓展，到时候的获益反而比别人更大一些。这样一来，也就促使买方不再那么拽，切实改善真正适合做那件工作的人才的生活条件。说穿来，这都是“抢”的误区。在大家都不明白“抢”的好处的时候，“抢”的确可以让自己立于先机。但大家都明白抢同一件东西的好处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抢跟不抢都是一回事。抢着抢着就不值钱了，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去抢，自己再拉杆子做其他事情。
谦让绝对不会过时，只要你用得恰当，用在合适的地方，用在合适的时间。以舜帝朝的诸侯大会为例，禹谦让是因为第一个被提名，并且心有顾忌；伯益谦让是因为年纪较小，担心难以服众；伯夷谦让是因为自己就是搞礼仪的。每个人都有必须谦让的理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些因为当事人谦让而被推荐的人，也必须再谦让回去。但其他人在具体事务分配中，并没有进行谦让，都觉得自己当仁不让。这中间其实也有竞争在内，过度的谦让丧失机会，其实中国的古人也很担忧。但他们在竞争的同时，从来就没有丢掉谦让这个宝贝。
首先，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谦让有利于利益的分配。争抢的结果，是无论多么发达的物质文明，都不可能满足任何人的需求；而谦让的结果，是除自己以外的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分配机会。大家都谦让一圈下来，在满足每个人的基本欲望的同时，还可以有若干剩余，可以拿来做更多的事情。
其次，谦让可以让对方放松下来。不光是人，动物打架的原因，也是看对方不顺眼。如果谦让一下，就会释放更多的善意，最终和解。动物尚且如此，人当然也不例外。有话可以好好讲，不急在一时一地之利。
最后，谦让可以以退为进。中国人之所以比西方人更懂得迂回，就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以谦让作为底蕴的。如果你不能容忍他人的一时嚣张，你就不可能隐忍下来等待时机，只会一味蛮干。中国人认为“得失”只在一念之间，每一次得到，未必就是真正的得到；每一次失去，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失去。因为此时此刻的分配，只是一种暂时的结果，事情往往会发展，发展起来就有变数。只要能够平心静气，就有等到变数的机会。不是不争，而是不争不必要的东西。
其实西方文化中，也未必就没有谦让的元素。那些英雄传说中，多多少少包含着这些东西在内，只是被研究西方文明的人刻意忽略了。
所以黄帝之所以建立等级制度，是以“谦让”作为道德基础的。从物质上来说，谦让只是一种利益的妥协，似乎跟普通的妥协没有两样。但当谦让上升到一种精神，你这次的谦让就可以让你在此后获得名声，别人更加乐意跟你混在一起做任何事情。等级制度中，不同的等级之间互相妥协，是礼法的重要部分。当然，后世随着贵族政治重新占据主流，礼法被用来保护贵族利益了，那又另当别论。
总之礼法制度的核心，就在“谦让”二字。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回头再来看禹、伯益和伯夷的谦让，就会明白这不仅是一个道德行为，也是一种社会化的道德选择。也许在当时，不需要特别高尚的理由，自然而然大家就谦让了。但在责任大于地位的职位上面，每个人又当仁不让。
不过，这次诸侯大会，我们如果仔细分析，还能从“谦让”二字之外，看出另外的含义。那就是真正能够“谦让”的人，实际上都是有地位有代表性的。每个“谦让者”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利益群体。而被他所“谦让”的对象，往往又是这个利益群体中的成员。之所以要“谦让”，实际上是向舜帝表明，某某某是咱家的人，你老人家多照顾照顾吧。当然，禹是一个例外，禹之所以谦让，是为了表明某某某是咱家的后台，你老人家敢跟咱家过不去，就有你老人家受的。所以说，谦让文化的厉害之处也就在这里，谦让运用到炉火纯青，就是一种摊牌的隐晦表达，跟正式摊牌不同，可以让对方借坡下驴。
由于禹跟舜帝芥蒂很深，所以他特意抬出了三个后台，这三个后台都是重量级的，是舜帝必须团结的对象。舜帝如果失去这三个人的支持，他的统治也就失去了一大半合法性。禹这一招着实厉害，无形之中就获取了舜帝朝最有前途的职位，从此龙归大海。而伯益跟伯夷，则没有禹的顾虑，所以他们也不用寻找强力的后援。但为了利益的平衡，他们必须举荐自己的人。只不过伯益的根基太浅，他举荐的人也只能做副手。而到伯夷，他举荐的两个人都是重量级的，这也是朝中除了帝喾后人之外的第二大势力，舜帝同样得罪不起。从某些方面来说，舜帝不仅不愿得罪这个势力，反而对这个势力更亲近。因为这个势力比较符合舜帝的期望值，同时也对舜帝不能形成根本的威胁，需要借助舜帝站稳脚跟。
由此舜帝朝的政治格局也就浮出了水面。禹、帝喾后人为一系；皋陶、伯益为一系；伯夷、夔、龙为一系；垂只是跑龙套的。这三系之中，禹、帝喾后人一系最为强大；伯夷、夔、龙次之；皋陶、伯益实力最弱。但皋陶系进行了政治投机，皋陶本人加入了禹和帝喾后人一系，而由伯益来吸纳少壮派。
这其中也可以看出禹在这一次诸侯大会之前所做的事情。可以说，这是一次让禹初露峥嵘的会议。不仅表现在禹将帝喾后人绑上了战车，还表现在禹跟皋陶的合作。因为禹明白，帝喾后人虽然最为显赫，却不足以支持自己走得更远。他们稳固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轻易投入政治的漩涡中。而皋陶则不同，他是一颗刚刚升起来的政治新星，跟自己一样需要更多的同盟军。至于伯夷那一系，就不要指望了，他们跟舜帝走得太近。禹之三让，彻底巩固了自己跟帝喾后人和皋陶一系的政治结盟，掠夺了舜帝的政治资源，为自己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舜帝朝的圣明政治从这一刻开始已经走向了自己的灭亡，因为他的掘墓人已经诞生了。从田野里走出的舜帝刚刚站稳脚跟就遭遇了自己最凶恶的敌人，这个敌人将在此后跟自己长期对立。尽管表面上，自己的敌人处于弱势。但只要自己的敌人愿意等，等到自己老去死去，自己所建立的圣明政治也就寿终正寝了。
那么舜帝是否从此就束手无策了呢？当然不是。舜帝进行了最正确的应对。也就是蒲衣学派直到后世老庄之学的一个重要信条，“不争即争”。禹希望彻底打败舜帝，而舜帝却从来没有这种打算。舜帝的打算是，把禹变成舜。这样，就算舜帝死了，禹也会被迫延续舜帝的圣明政治。既然禹是从朝堂上开始对舜帝发起攻击的，舜帝也就从朝堂上赢回来。禹让舜帝被迫借坡下驴，舜帝也要让禹被迫借坡下驴。
正是舜帝这种伟大的选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保留了元气，他的圣明政治流传至今，从来就没有被堙没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