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切意义重大的发明，黄帝朝的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道德体系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单单依靠民众的投票和利益选择，这种道德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单单依靠知识分子或者官员的投票和利益选择，这种道德体系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任何涉及道德的东西，都必须有强大的理性支撑。而象黄帝朝这样强大的道德体系，更是需要更加强大的理性来加以支撑。否则，在利益基础上的感性认识就会大行其道，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人类将在不断破坏自己的生存基础的过程中走向消亡。
这种“更加强大的理性”，是一种超越普通理性的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每个人所获取的理性在大多数时候是执其一端断章取义的。理性往往被凝结为“经验理性”，这种“经验理性”不同于普通经验，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严格来说，这种“经验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上的一个进步。因为通过思考方式的固化，也就将理性物化，理性成为可以操作的思想。这一点在当代社会更好理解。因为我们的电脑程序员将人类的思维物化为电脑程序，可以有限地再现人类的思想。但这种“经验理性”主要在解决日常思维中有更多积极作用。在涉及到根本的大问题上，又体现着严重的不足。这是因为无论多么完美的“经验理性”，都是有限的思考者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过有限的思考所得到的理性。理性的有限不仅是个人的有限，同时也是群体的有限和整个人类的有限。如果只是用“经验理性”来解决问题，人类将距离真正的理性越来越远。
当然，完全脱离“经验理性”，这并不是我要说的话。尽管“经验理性”是有局限的，但凭空在“经验理性”之外制造一个类似于“神谕”一样的东西，那同样不可能产生理性的结果。人类需要超越的“经验理性”，主要是按照物化的理性所形成的一种固定思维。要寻找更加理性的结果，还得从“经验理性”中去寻找，只不过现在不是按照物化的程序去寻找，而是将“经验理性”进行更加优化的组合。
在这一点上面，仅仅依靠投票和利益诉求，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要将“经验理性”进行优化，并说服其他人接受这种优化，就要超越原来的固有理性程序，而这种超越往往会受到固有理性程序的抵抗，因为固有理性程序往往已经被写入人类的利益链条，在利益面前丧失理性并不只是拜金主义者才会干的事情。每个人的潜意识中其实都存在利益对道德的抵抗，只有超越这种抵抗，才能产生理性的超越。而每个人超越潜意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甚至在外力的影响下，潜意识不仅不会被超越，反而上升为显意识的新的“经验理性”。这种“经验理性”因为受到了新的理性的刺激，产生了一种生理性的反射性对抗，类似于“逆反心理”之类。尤其是在精神领域，由于缺乏固定的评判尺度，这种“反射性对抗”更为明显。这决定了任何理性的超越在最初都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是这个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尤其是“脊梁”式的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而道德恰恰属于精神领域。假设没有黄帝，就不可能有新道德的集大成。假设没有黄帝之前的道德实践，黄帝也不可能凭空建立一个完美的道德体系。假设黄帝没有武力，也不可能维持这个道德体系的运转。假设黄帝拥有武力而道德体系本身是经不起考验的，那么武力也不能让道德体系维持下去。
所以理性被超越，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承认“脊梁”式知识分子的地位，即使不能接受他们的超越，也必须留给他们空间；第二，必须给“脊梁”式的知识分子传播“异端邪说”的机会，“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你要保护他发言的权利”；第三，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武力固然对推行理性有用，武力却不是推行理性的决定力量，理性的问题还得通过理性的交流来解决，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代替。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脊梁”式知识分子的存在，是前提和基础。这正如你造了一所大房子，没有人住，房子就只是建筑，不能得到使用。你有一个好仓库，里面却没有货，同样是没有意思的事情。
而第二点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不仅包括社会和国家的“大体制”，也包括集体和个人的“小体制”。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就发展为“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唐太宗李世民将之总结为“以人为镜”，这对于一个人发展自己的人格非常有益。
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家和小集体大公司之类要保有这样的体制，首先得有拥有这样气质的人来坐镇。你给知识分子修一个大宅子，却派一个老虎去守大门，这样的体制照样无用。
而对于第三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理性超越推行得太激进，会最大限度激起“经验理性”的逆反心理，所谓欲速则不达。如果理性是好的，最终必然能够跟利益结合起来，从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层面彻底解决反对者的顾虑。这就是“柔性传播”的意义。用老子的话来说，就叫做“柔弱胜刚强”。
黄帝建立起天才的道德体系，这是对第一点和第二点的最好说明。黄帝这个大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通过武力获取了政权，这样，他的地位不用质疑，他的理性超越也从“异端邪说”上升到正统思想。所以在黄帝那里，这两个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但这只是黄帝的个案，对于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子，这两个障碍依然存在。这两个障碍需要在今后数千年的时间里继续得到消除，但到今天为止，这个任务依旧没有完成。
同时，黄帝朝对于第三点的实践，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殊实践。也就是说，黄帝的实践属于“武力对推行有用”的范畴，同时夹杂着“理性通过理性来解决”的范畴，但当时主要还是通过武力来推行。不过，这并不说明黄帝就不重视理性。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武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黄帝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战争确立新道德的君主，这首先让黄帝的战争区别于世界历史上的屡见不鲜的利益战争。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世的兵家对于“道”非常重视。《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将“道”确定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这种战争观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究其源头，正是黄帝的道德战争。“道德战争”是一个创举，但也是当时拥护新道德的各个部落的选择。正因为这种道德是通过战争彻底确立的，所以黄帝朝对于武力非常重视。因为黄帝这个发明在当时没有申请专利。即使申请了专利，也没有哪个专利局能够保证黄帝的发明权能够得到保护。你可以用战争确立你的道德，别人也可以用战争确立别人的道德。所以黄帝必须继续确保自己的武力，并利用这个武力来保证自己的道德体系。
但在武力之外，黄帝更吸取旧道德的有利元素来丰富自己的新道德。同时，通过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自我实践和传播，让新道德的地位得到稳固。最初，新道德只在黄帝的部落联盟中拥有显赫的地位。而当其他的部落心悦诚服地接受新道德，新道德就不可逆转了。因为这时候，新道德不需要黄帝去推行，各个部落自己会认为新道德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继续反对新道德，也就是让自己的利益流失。
也就是说，黄帝朝表面上以武力推行道德为主，实际上将更多的眼光放到了“柔性推行”上面。黄帝的目的是“天下为公”，这种道德本身对在野的部落更加有益。当你发现你的敌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你的利益，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你还会反对他吗？
但武力在这一时期也非常重要，因为贵族利益依然存在。贵族虽然被黄帝的新道德限制了，他们却不会甘心接受新道德的限制，他们希望回到旧的道德，在那种道德体系中，他们不需要将自己的利益拿出来进行让步，他们在部落里是利益的绝对主导者。这种代表贵族利益的旧道德一直在黄帝朝跟新道德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他们也一直处于弱势。到尧舜时代，他们的势力处于最低谷。但尧舜时代之后，旧道德终于在融合了新道德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随着夏启建立家天下的制度，贵族在黄帝朝失去的荣光和利益全部被找回，并在随后的时代里一代代加强。贵族利益经过黄帝列朝五百年的抑制之后走进了两千年的黄金时代，并在此后的两千年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直到西方思想进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