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大会一共任命了22个官员。这22个官员中，禹排在首位。
禹一般没有排入三皇五帝的世系。因为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王朝，所以后世史学家往往将禹作为夏朝的开国君主。其实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尽管在禹的时期，曾经有蛛丝马迹表明禹曾经着力培养启，但正式确立家天下的制度，还是在启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禹还是应该属于三皇五帝的世系。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禹相当于曹操，启相当于曹丕，夏朝的基业是禹和启共同打下的，这也能说得通。但禹的时代，从国家形态来说，依旧是黄帝列朝非世袭的封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禹是曹操，也照样应该划入三皇五帝的世系。
禹在历史上的出场，跟舜有所不同。舜是在尧帝当政数十年后才被举荐的，而禹则是在尧帝还活着的时候，就被举荐到朝廷，只是没有得到任用。而舜帝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诸侯大会中任命禹为司空，负责治水。也就是禹的活动空间，不仅涵盖了禹帝的时代，还涵盖了整个舜帝独自当政的时代。
这里首先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鲧在治水问题上留下了诸多烂摊子，可谓是恶名昭彰，何以诸侯依旧会举荐他的儿子禹去治水，舜帝也居然同意了呢？
第一种答案：当时善于治水的部落只有鲧的部落，所以杀了鲧，还得重用他的儿子禹。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当时不仅有鲧部落善于治水，共工族更是很早就以水利而闻名。同时黄帝在“三祖战争”中，就曾经使用水攻，可见黄帝列朝各个部落都应该有比较发达的水利科技，不独鲧部落为然。
所以只能有第二种答案，那就是禹是事先找到了治水的好办法，然后才被举荐治水的。前面说过，舜帝在尧舜共治时期曾经有限地发现了治水的办法，那就是跟鲧的方法对着干，尽管不能彻底平息水患，却可以消除鲧在治水上长期的隐患。我觉得正是因为舜帝朝对鲧的清算和舜帝的有限治水法启发了禹，不仅让他认清了他的父亲在治水问题上的方法问题和道德问题，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彻底平息水患的灵感。
鲧在道德上的倒行逆施，不仅让大多数部落不齿，同时也让鲧部落的脸上蒙羞。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新的水患问题已经因为鲧的人祸而彰显出来，普天之下汹汹的矛头指向鲧，鲧在流放中依旧不知悔改，最终丢掉性命。在尧帝道德挂帅的时代，鲧的恶行足以让鲧部落彻底丧失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鲧的儿子，禹一方面痛定思痛，另外一方面，也总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因此，禹作为部落的继任首领，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来改变本部落的不利形势。同时，禹作为一个普通部落首领，也从内心深处为父亲的作为感到羞愧，道德未必可以让所有人拥抱教化，但在禹这种大起大落的环境中，却足以让他大彻大悟。
所以于公于私，禹都必须找出一种彻底制服水患的办法，来为自己的父亲买单。在禹日夜的苦思之中，舜帝当初的办法启发了他。那就是，继续将舜帝的办法执行得更加彻底一些，让水患从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其实禹在这中间估计也想到了大洪水之前，当时的环境只是承受不住大天灾，但小天灾却可以轻易承受。所以恢复大洪水之前的水利格局，对于制服水患，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在禹看来，大天灾的出现，并不是经常性的，大洪水估计千百年都不能出现一次，如果继续让大洪水的恐怖记忆束缚手脚，是不理智的。
同时，还有一个原因也驱使禹必须将水利格局恢复到大洪水以前，那就是当初的平原农业，远远比如今的山地农业更加发达。要使农业得到彻底恢复，就必须回到平原。
而有了这种想法，剩下的就是实地考察。在这方面，禹有一个优势。舜帝将鲧的部落进行流放，最初是流放到四川，禹就出生在四川。这是大洪水时期地势比较高却又比较荒远的地方，原本是炎帝的后代在这里拓展，环境依旧比较恶劣。但四川有个好处，就是距离平原较远，地势比较高，大洪水对于四川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当时与其说鲧的部落被流放，倒不如说给了鲧的部落一块肥沃的土地。而鲧被杀之后，鲧的部落被再次流放，这次的流放地到了浙江一带。浙江的山地北有平原，东有大海，西边和南边都是九黎族，属于更加蛮荒的地带。甚至在浙江的山地西边，还因为大洪水的关系，出现了方圆数千里烟波浩渺的“云梦泽”，这个包括今天的鄱阳湖和洞庭湖的巨大湖泊，北起长江，西到湘西，东接江西，南到南岭，几乎将今天的江西、湖北、湖南全部淹没。也就是说，在这片地区，九黎族也只能活跃在云梦泽周围有限的山区，活动空间大约相当于红军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范围，甚至更小，因为如今的平地那时肯定是湖泊。这样一来，禹的部落只有南边能够跟九黎族相接，其他三面，要么是洪水过后淤积的荒地，四处都是沼泽，要么直接就是湖泊。
这样，禹就可以带着自己的部落直面大洪水之后最严重的灾情。他的部落肯定不止一次到平原、湖泊和海边考察过。而考察的结果，除了湖泊的问题不是很好解决之外，海边和平原却可以通过疏浚洪水，将洪水泛滥的地方重新变回万里的良田。
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一带，古时分别被称为越、闽越、南越，这几个地名说明，当时要到达这几个地方，必须“越过”某个地区。而当时距离浙江最近的大别山和江苏沿海山区，都得经过长江下游的平原地带才能到达浙江。也正因为如此，浙江以南暂时跟中原分离，成为穷山恶水的流放区。禹正是在穿越平原地带的过程中，发现重新疏浚平原的水系已经成为可能。
正是因为禹这种石破天惊的设想，不仅消除了鲧带给自己部落的不利影响，更是打动了尧舜这两个君主。因为禹的这种设想跟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舜帝有限治水的基础上，达到全面治水的目的，也让鲧的那种急功近利的治水办法彻底失去市场。
禹出生于公元前2307年，姒姓，名文命，治水成功后被舜帝封于夏，故又称夏后氏。舜帝独掌朝政，召开诸侯大会这年，禹已经43岁了。而舜帝杀死鲧的时候，禹大约在30岁左右。正是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带着父辈留下的耻辱和伤痛，为部落和苍生找出了新的出路。由于他的新思维受到推崇，他被尧帝征召到朝廷。不过这个时期，主要还是对禹的治水方略的实验期。估计禹的方法在有限范围内得到试验。但尧帝比较务虚，他宁愿将禹留在朝廷朝夕请教，也不愿将禹派到一线去亲自指挥。
舜帝终于成为独一无二的君主，43岁的禹也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正是那个杀死他父亲的人给与的。正是诸侯大会的这次决断，成就了禹“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的家族梦想，也成就了舜帝知人善任的千古佳话。“杀了父亲重用儿子”，这在今天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不过联想到黄帝列朝多位蚩尤和共工的故事，这在上古时代应该并非独一无二。只是舜帝和禹的故事在传说中有比较清晰的轮廓，读来更有一种真实感。
这是上古以道德挂帅为基础的政治实践中，同时体现着唯才是举精神的超然举措。而富有意味的是，这个超然的举措，不仅由喜欢务实的舜帝来最终完成，同时也由喜欢务虚的尧帝先期实践了。鲧之被杀，尧帝依然在世，可以说跟尧帝和舜帝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尧舜先后做出这种惊人之举，一方面说明了尧舜胸怀的博大，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禹做出了更多的努力。毕竟要在政治上打翻身仗，在君主已经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出另外一种假设，如果尧帝没有首先征召禹，舜帝还会不会使用禹呢？“如果”的事情总是存在着变数。但我的想法是，依旧会的。首先，是金子就会闪光，禹的治水方略在当时是一种卓绝的思想，并与舜帝前期的有限治水方略前后想通，舜帝没有理由不推崇这种思想。其次，舜帝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历史选择了他出生在大洪水时代并成为君主，他必须完成治水的历史使命，而禹是最好的人选。最后，当时的政治格局，并不是君主一手遮天，还有普天下的诸侯心明眼亮。即使舜帝不使用禹，诸侯也会将他推上前台。
但即便如此，舜帝在第一时间任用禹，这依旧是非常了不起的。正是因为舜帝的这个决定，让中国的历史刚刚结束了一个“尧舜共治”的时代，紧跟着就进入了一个“舜禹共存”的时代。也就是说，从尧帝决定要舜帝监国那一刻开始，直到舜帝逝世，前后61年的时间，一直有两个圣主同时在朝廷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之间相辅相成的支持，是中华先民最终从大洪水的混乱中成功复兴并维系了黄帝列朝道德的根本原因。也为禹帝最终接手一个强大的国家，夏启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