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是清末少有的胸怀大志的领导者，以光绪帝的才华与改革的决心，如果放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一定会开创出一番盛世的景象来，可是却逃不了历届封建王朝传承的魔咒，非亡国之君却处于亡国之运之下。而本来想重用维新党人改革，以此使这个垂垂老矣的国家重新强盛起来的初衷，反而加剧了清朝灭亡的速度。
太后放权之后，光绪帝也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想要在自己的手上重现康乾盛世，而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数次对外战争后，在数次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情形之下，也是诞生了不少的有识之士。例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之类的大臣，都是积极倡导学习西方的，这次学习西方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然而在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海战之后，这一切的期待都已经化为了泡影，这不仅仅是国家上层的腐朽，而是那种植根于民族深处根深蒂固的天朝上邦，守旧的思想在作祟。
甲午海战之后，光绪皇帝就深深得感觉到，那些整日出现于朝堂之上的洋务老臣，已经不再适合这个国家了。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的那种新思想出现于光绪帝面前的时候，恰巧对上了这个年轻的国家领导人的胃口，此时的光绪帝深信，只有这种翻天覆地的新思想，才能帮助自己改变这个国家，而且虽然之前太后放权，但光绪帝总感到在太后的“管教”之下做每一件事儿都是如履薄冰，甚至大臣上奏的一些重要奏折，甚至是一些密奏，都得在看过之后让太后看后才敢作定夺。或许这一次也正是一种机会，让自己名正言顺得掌握领导权，这个年轻的皇帝是太渴望这种自己拿主意的感觉了。
所以光绪皇帝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一些支持光绪的“帝党”大臣如翁同龢、杨深秀等大臣的一步步操作之下，陆续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召入皇帝身边，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践行改革的“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以及梁启超等人。光绪二十四年夏天的某日，光绪帝接见了那位平时只见于纸上的“康圣人”，而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帝却并没有听懂，之后便封了康有为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事实上并没有像对“军机四章京”那样得到重用。而军机四章京的处境却大大得不同，深得皇帝的重用，甚至坊间流传着“名为章京，实为宰相”这样的话。
在一切陆续安排妥当之后，便开始着手开始准备改革的事宜，这军机四章京中并非所有人都跟康有为有关系，事实上这之前的一系列准备甚至都没有他什么事儿，基本上都是一些“帝党”大臣的功劳。军机章京这四个人当中，刘光第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保荐的，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谭嗣同是自己走出来的维新变法的积极人物，而只有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所以康有为的大部分思想与建议几乎都是通过林旭或者是谭嗣同上达天听的，而真正出现在光绪帝面前的真正出于康有为的思想就更是屈指可数了。这其中并非是大家对康有为有什么排斥，实则是康有为的一些建议连自己的学生和几个怀有变法思想的热血青年都觉得有失妥当，在其上书的建议之中竟然有让刚刚领导日本战胜中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领导中国的改革，甚至提到了中日合并这样荒唐的建议，当然这些奏折都已经被四章京给过滤掉了。
而接下来维新派的一系列的改革也逐渐失去了人心，这其中的人心主要是当初支持变法的一些“帝党”大臣，在接触过维新派之后，一些深谙政事的帝党大臣就觉得这帮人有些不切实际，因为一些看似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真正做起来是非常艰难的，而维新派又过于心急，过于理想主义，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切，虽然这迎合了皇帝想要强大的憧憬，但是却并没有真正得具体实施下来。变法无法进行下去，这也并不是因为下面的官吏昏庸腐败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抵触，而是变法得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下面实施的脚步已经远远跟不上他们变法的速度了，有的时候竟然可以一天下达十多条变法的圣旨。
事实上在变法刚开始进行的时候，圣旨传达到地方，各地方官吏还是严格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进行改革的。而随着变法圣旨的逐步增多，慢慢得下面的官吏就开始有些疲于奔命，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到了最后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吏干脆就只负责接圣旨这一件事情，不再去考虑如何实行了。
而这一切，远在京师的皇帝和整日在军机处里闭门造车研究变法方案的四章京们是并不知道的，不知所以的他们还憧憬着变法的美好，对变法的研究和变法圣旨的编写仍旧是乐此不疲。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变法”之后，好像国内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年轻人总是冲动的，便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慈禧太后、后党和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帝党大臣的头上，而作为这些人的领头羊，慈禧太后更是成为了维新派人士们的众矢之的。在看到一系列的措施都没有奏效之后，便合计着下一剂猛药。而这剂猛药便是想设法除掉慈禧太后，让皇帝彻底掌权，以便于让变法的措施能彻底得实行。国人历来都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管多大的范围之内总要分出个你我来，本来变法的措施没有施行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不切实际，却偏偏要把这一切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现在有句流行语这样说，不做死就不会死，而这一剂猛药正应了这句话，纯粹是在作死。
康有为嫌改革得效果不明显，就授意自己的学生们，可以通过政变来推翻慈禧老太后的势力，这样前面没有了阻力，那样改革起来就顺风顺水了。维新派就开始合计着如何调动军队到京城，打算贯彻康大圣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方针，真的就打算发动政变。事后几个人在私底下就开始盘算着，这件事儿该怎么去做，即要不引起后党的怀疑，还得想办法劝说皇帝下旨，毕竟光绪与慈禧老太后也算是一家人，这件事皇帝不一定能同意。经过几个初出茅庐的维新派大臣缜密得研究，大家决定给光绪皇帝上书，决定抽调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军到京师，已做随机应变之用。而天津小站的几镇新军的指挥官，也就是后来的袁世凯，据说也好像是支持维新派的新兴势力，说不定他能同意，助一臂之力也说不定。但是新军毕竟是国家的正规军，几个维新派大臣也是自己私底下商议，而真正拍板的还得看皇帝的意思。几个人就合计这如何上奏皇帝，说服皇帝调动新军来京勤王。之后几人就开始商讨这份奏章应该如何去写，这个措辞如何恳切，又能拿捏得有度，让皇帝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按照计划去做。
众人起草完这封奏折之后，就呈了上去，按常理来说，这种大逆不道的奏章在军机处就肯定被截留了下来，可是现在的军机处里都是什么人啊，那几个章京可不是摆设，直接把奏折交给了皇帝。这光绪皇帝，虽说有变法的魄力可是也是很经不住忽悠的，看到这封言辞恳切的奏章之后，感觉其中所提的东西还是有理有据有节的，便想按照这封奏章来实施。
其实清朝的皇帝，虽说都是文治武功，文武全才，论武功，这清朝可是马上夺江山，数代皇帝都有御驾亲征的史实，从这些史实之中都能够得到印证，这清朝皇帝的文化，那就更是了得，从小开始读书，放在故宫里的历代皇帝的手书就可以看出来，那叫一个漂亮。可是就是这些文物兼备、文治武功的皇帝，在一些大事小事上，却能被宫内外的人耍得团团转，民间有句话叫耳根子软，说白了就是禁不住忽悠。清朝皇帝的节俭是出了名的，皇帝身上的龙袍不仅旧了不换，就算是破了个窟窿，也是找个补丁补上照样穿，甚至节俭到恨不得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来花的地步。道光皇帝更是这些“勤俭治国”的皇帝中的典型代表，而就这样一位明君却也能被忽悠住。
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三千两白银。道光帝听了差点背过气去。一个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内务府不慌不忙地解释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五两银子就够了。道光皇帝咬咬牙,默记在心里。
到了上朝的日子，大臣们看到圣明天子穿上了打补丁的龙袍，于是纷纷学习，节俭治国先从穿衣开始，可是官服没破，只得扎破官服打上补丁。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曹文正一下子就懵了。
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内务府给道光皇帝吃的鸡蛋一个多少钱呢?我们可以从光绪年间的“鸡蛋价格”佐证一下。光绪皇帝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一个。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吸取了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光绪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廷大官都吃不起。为此,他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历代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在几位上奏请兵的大臣的极力“劝说”之下，光绪皇帝下了道圣旨，调在天津训练的三镇新军进京。
而在当时的宫内有个规矩，虽然皇帝已经亲政了，但是皇帝批阅的每一份奏折都要拿到老佛爷慈禧的手上再重新看一遍，以便有纰漏，所以变法的各项主张方法，其实都是经过了慈禧老佛爷的审阅，虽然看出了其中有很多的内容有些过于不合常理，但是介于皇帝已经亲政，自己不便再过多干预，就没有过多的动作。而此时，这几封请兵的奏折也放到了慈禧老佛爷的面前，老佛爷这才意识到，“原来这帮臭小子不是在变法，这是在政变啊，那还了得。”连忙召集后党大臣，想对策来解决，正是这几份奏章，为以后变法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