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1
看着身后熟悉的建筑群，离歌拉着旅行箱突然从心底产生了一种悲怆感。
又要离开了吗？
不离开又怎样，已经没有留下的理由了。更何况他马上就要从上海回来了，主动离开总比让他用尽手段逼走要好。
这样想着，她拉着旅行箱走进了检票口。检票，盖章，工作人员的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尽管他的面无表情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机器人，但这并不能影响离歌此刻的心情。
又一次，踏上了远方的火车。
距离上一次坐火车，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简陋的土坯房，昏黄的灯光，院子里的大黄狗以及父母模糊的印象。这些，就是离歌儿时最初的记忆。
和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父母每天很早就去田里干活儿了。把房外的木栏用一根长长的铁链锁起来，告诉她不要乱攀乱爬，就扛上锄头去收拾那一亩二分地。
然后小小的她总会在院子里和家里养的鸡以及那只看门狗玩耍。直到中午妈妈回来做饭，吃完饭妈妈会用一个大大的瓷碗盛上满满的一大碗饭用一块干净的旧手帕盖着，一路小跑着送去田边。家里又只剩她一个人，直到晚上父母一起回来，带着疲惫和爽朗的笑声，大声的说着今天的瓜苗上又多结了一个瓜。
他们的快乐总是那么简单，仅仅是母鸡今天又下了一个蛋，或者今天的天气很好，就可以让他们开心半天。
很干净的笑容，和她后来在大都市看到的那些做作笑脸完全不同，里面有很多人类最原始的东西被一一复现。
长到五六岁时，会偶尔听到爸爸和妈妈在那里商量让她上学的事情。
大山里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村子里也是去年才建了一个二层的砖瓦房，里面摆了十几张桌子，二楼是老师住的地方，不大，但很干净。那是村子里唯一的砖瓦房，也是临近几个乡村中唯一的一所学校。
老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听说是念过高中的，这在大山里已经可以算是最高的学历了。村长专门上门去说了好几次，他才勉强答应来村小学当老师。
老师是没有工资的，不过村子里每户人家都会在月底给老师送些鸡蛋、蔬菜以及粮食当作报酬。
因为并不是正规的学校，所以没过几天村长就答应让她上学了。不过家里还要负担老师的伙食，倒也不多，十几个学生每天一轮，轮流给老师送饭。
妈妈激动得连连点头，嘴里不断说着。
“给老师做饭俺一定好好做……”
“希望娃可以好好学习，不要一辈子误在这山里……”
村长一听这话，大手一挥，就同意让她上课了。
当天晚上，妈妈和爸爸都很开心。爸爸抽了一口烟丝，粗糙的手掌不断地揉着她的脸，摩擦着她的脸一阵火辣辣的疼。爸爸脸上是满满的掩饰不住的笑意。
“俺娃要上学了，也是会写字的文化人了……”
在他们眼里，会写字的人就是知识人，是有文化的人。不会像他们一样窝在大山里面种地，一辈子也出不去。
妈妈也在一旁开心的笑着，然后她把她拉了过去，对爸爸说。
“娃明天要上学呢，让她早点睡。”
看着她乖乖的躺到了床上，妈妈轻轻的关上了里屋的门。然后从柜子里找出了一件旧衣服，在昏黄的灯光下拿着剪刀、针线不断的裁剪。
爸爸看见她把还能穿的衣服剪了，脸上很不高兴的样子。
“还能穿的东西你剪它作甚，糟践东西。”
“娃明天要上学了，给娃做个书包。”
“对对，是该有个书包。”
爸爸往灶台上磕了磕烟枪，看着妈妈在那里做书包，又抓了一点烟丝放进了烟枪里。
“做大点，让娃多装点书。”
“做那么大干甚，娃这么小，哪能背的了那么多的书。”
“那就做小点，小点……”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早早的就把她叫了起来，给她换了一身洗的干干净净的衣服，又让她背上了昨天晚上刚刚做好得小书包。在离歌的印象里，这一天比过年还要清晰，干净的服装、整齐的行头，妈妈陪着她去村子另一边的学校上课。
教室里一共有十三个学生，各个年级不等。离歌是今年唯一一个新生，老师让她坐在了第一排的最后一个空位上，然后上楼拿了两本教科书给她看，是高年级的学生用过的，已经微微有些泛旧，但书页很干净，封面也被老师用旧挂历纸包了起来。上面是很潦草的几个字——“语文”、“数学”。
“先看一会，给她们讲完了再给你讲。”
十三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不等都有学生，老师只能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讲课。其她年级的就坐在下面看书或写作业，等老师讲到自己那个年级时再认真听课。
离歌作为唯一一个一年级生，非常幸运的可以让老师单独给她讲课。因为这样，她的基础学得特别好，比其她高年级生都还要出色。期末的时候，老师奖给她一张奖状，妈妈很开心的把那张奖状贴在了家里最显眼的墙上。
为了奖励她，妈妈还给她煮了两个鸡蛋，这对于那时的她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爸爸妈妈很开心的看她吃着水煮蛋。
“娃争气啊，老师都说咱娃聪明……”
后来她的功课一直都是学校最好的，因为父母和老师都说：
只有好好学习才能离开贫穷的大山。
小学三年级的某一天下了一场暴雨，雨势特别大，家门前的小路就像小河似的。妈妈看着乌压压的天空不住的摇头叹气。
“看来今天是没办法下地了。”
然后又把目光转到了她身上。
“雨这么大，要不你今天不要去上课了？”
“不行。”爸爸朝炕边狠狠地磕了磕烟枪，“不能耽误娃上课，娃她妈，你去拿两顶草帽，再用塑料布把娃遮住，我背她去上课。”
那时村里的人家几乎都没有伞，爸爸带了一顶草帽赤脚在泥泞的雨水里踩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才把她送到了学校。
到了学校才发现除了老师外，没有一个学生来上课。
老师似乎很惊讶她能来上课，但同时又很开心。那天下午，老师单独辅导了她整整一个下午。最后，老师对她说：
“离歌，你肯定可以走出这座山的。”
找到自己的座位，离歌把旅行箱放好，略微收拾了一下，她开始陷入沉睡。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塞得快要爆炸了，她需要好好整理一下。
后来，那个老师离开了村子不知道去了哪里。于是爸爸又想方设法把她转到了乡里的小学，转到了乡里的学校后家里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慢慢的有了入不敷出的趋势。为了供她上学，爸爸开始外出打工。
从小到大，离歌一直对经过村口的那一条铁路十分好奇，每天早上七点左右总会有火车呜呜地从那条铁路上面开过去。她一直在想，那条铁路最后通到了哪里？
现在，爸爸就要做上火车去远方打工了。
离歌到现在都记得爸爸第一次离家的情形，妈妈给爸爸装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本没有必要装那么多东西的，但妈妈执意要爸爸带，一边往包裹里装，一边抹眼泪。爸爸一看妈妈的眼泪什么话也不说了，扛起那个包就走出了家门。
天才刚蒙蒙亮，爸爸的背影在大山崎岖的山路上很快就消失了，带着潮湿的雾气。
此后的每一天，家里就只剩下了她和妈妈两个人。偶尔她做完了作业就会坐到门槛上看着爸爸离开时的那个方向问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快了，快了。”
妈妈总是这么说。
有几次离歌也会看到同一个村子的王姨带了不同的男人去自己家，妈妈这时总是一脸嫌恶的表情，然后就让她回屋。
回屋的时候还可以听到妈妈的啐骂声。
“呸，下贱东西，为了钱就把自己闺女卖了，娃真是白叫你妈了！”
但就是被妈妈不断啐骂的王姨，家里却越来越阔起来。听村子里那些长嘴的女人说，这些都是王姨的女儿挣的钱。一个晚上五十块钱，一个月就是一千五百块，这可比种田卖粮赚多了。
“啧啧，现在闺女可比小子金贵，小子这点儿大能赚钱么？……”
还有人劝妈妈也让她出去赚钱，但全部被妈妈一路啐骂着赶出家门。
“我家姑娘将来是要考大学去外面挣大钱的，怎么能像那些人一样出去让人随便糟蹋……”
彼时的她，次次考试都是乡里的第一名。所有的老师都认定这姑娘长大了必有出息，妈妈更是坚定不移的认为她长大后可以考上大学，是乡里最有文化的知识人，是乡里其她人不能比的。
而那些被妈妈骂出去的女人总是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神经病……”
妈妈对她们的称谓，更准确点来说，是对她们女儿的称谓，也从“姑娘”变成了“那些人”。
“以后出去不要和那些人耍，当心被她们带坏了……”
妈妈总是这样告诫她。却不曾想，后来她最引以为傲的女儿也会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
爸爸在外打工，过年时才回家一趟。回来是给她和妈妈一人带了一身衣裳，很粗劣的质量，但在她和妈妈眼里已经是很漂亮的衣裳了。
半年的风吹日晒，爸爸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但在看到她的成绩时还是开心的不住点头。
后来的日子平淡的就像茶壶里煮沸的白开水。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留下她和妈妈两个相依为命。她的成绩一直是父母的骄傲，全乡第一，不曾倒退过一个名次。唯一一次和另一个同学并列第一是在初二那年知道爸爸从施工架上摔下来不治身亡。
爸爸的死对这个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本就贫寒的家没有了爸爸打工赚钱更是雪上加霜。
妈妈是个十分要强的女人，她不信爸爸的命只换回了区区五十二张粉红色的钞票，她觉得爸爸死的太屈。在她的思想里，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她认为有人为爸爸的死负责，至少，那个嚣张的包工头要为爸爸的死付出代价。
她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没与绝对的公平也不公平。每个人从出生的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不公平。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从小衣食无忧；有的人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从这时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注定不平等的人生。
带着“政府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想法，妈妈带着爸爸最后留下的五千二百块踏上了通往远方的火车。那是的离歌已经开始住校，妈妈临走前专门跑到学校来看她。
妈妈熬夜给她蒸了馒头、包子，还炒了两个她最喜欢的菜，又装了一大瓶自家腌的咸菜。
“妈妈要去给爸爸讨个公道，你在学校要乖乖的……”
那一次，是离歌最后一次见到妈妈，那个从小到大不曾远离过自己的女人，在踏上那辆火车后，像爸爸一样，再也没有回来……
妈妈赶到爸爸打工的城市后先找到了那个出事的工地想让当时的目击整个事件的工友为她作证。但知道她的来意后，所有工人都沉默不语，最后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帮她。
有个工人临走时劝她放弃。
“大姐，你也别闹了。这种事儿工地上发生的多了去了，每次都是赔上些钱了事。包工头在市政府有人撑腰，咱们小老百姓根本动不了她……”
她不信，执意要去告状。
为了找证人，她每天早早的就到工地门口。带上一壶水、几个馒头，一跪就是一天。夏天室外的温度高达三十多度，她还是坚持着跪在那里。好几次，她都坚持不住中暑晕了过去。
终于，有几个工人看不下去了，答应给她当证人，还给她写了证明材料。
她又跑到当地的有关部门去反映情况、去投诉，但每次都是石沉大海。
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去给有关领导“上号”，她不去。
当官为民——已经有了工资，又凭什么让百姓给你送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没办法，她只得买了一些高档烟酒去拜访“当官为民”的当地领导。
领导的态度十分冷淡，看都不看她那些礼品。
最后，她被领导十分客气却也很不耐烦地送出了装修精致的客厅。
“这件事我会尽量试一下……”
很官方的答案，永远都是“尽量……”。即使办不成，也可以振振有词“我说的是尽量办成，又不是一定办成……”
中国的官员，永远都是这么没有新意。从古至今，一直在和劳动人民玩文字游戏。
所有的过错，全部都可以轻描淡写地用几个类似“实验失误”、“估计错误”的词遮掩。
数十亿的资金到了她们手里变成了一个个所谓的项目开发，一旦失败，就变成了“花钱买教训”。
一个教训——几个亿的人民币打了水漂。
不得不说，中国的官员真是世界上最阔绰的人。
但同时，她们也是世界上最穷的人。
一脸的虚假繁华。
除了钱，只剩下了大篇大篇苍白无力的官方报告。
永远都——粉饰太平。
收到妈妈失踪的消息时，离歌已经快升初三了。
炎热的夏天，室外的温度高达三十多度。教室里的环境十分闷热，就像把人丢进了一锅正在慢慢加热的黏腻的胶水里面似的，连呼吸都微弱的有些不可思议。
整个教室静悄悄的一片，死气沉沉，像一座荒凉无人的坟场。门卫的声音就在这时有气无力的传进了教室。
“离歌，谁是离歌？外边有人找。”
找她的人是一个农民工模样的小伙子。看起来十六七岁的样子。他是离歌爸爸工地上的工友，也是第一个答应为她爸爸作证的人。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把离歌妈妈留下的东西送还给她。
一个破旧的包里面，几份字迹潦草的证明，一张存折，还有一堆凌乱的毛票。
那个小伙子像是很不好意思般挠了挠头，告诉了她事情的原委。
就在法院开庭的前一天，妈妈说是高兴要出去买几个菜、几瓶酒回来庆祝。但一去就再没回到她们一起租住的那个小出租屋了。他带着几个工友在附近找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妈妈的消息。
工地上有人议论，八成是让包工头雇人给做了，不然也不会失踪这么久……”
他在确定妈妈不会回来以后，根据以前妈妈以前和他闲聊时的一些记忆找到了离歌的学校。而包里面那些毛票是他和其她工友的一点心意。
他说：
“你以后有什么事办不了可以来工地找我，我叫麦田。”
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她看着那个破旧的包默默地把这两个字记进了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