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黄巾风云（三）

黄巾如狂飙、暴雨席卷而来，势如破竹。各地告急的奏报，如雪片一般扑向京师的朝廷。“‘蛾贼’攻下安平国（今河北冀县），王被擒！”“‘蛾贼’攻下甘陵国（今山东清平县），王被擒！”“汝南（今河南一带）太守赵谦被杀败！”“南阳太守褚贡被攻杀！”……冀州危矣！豫州危矣！荆州危矣！……天下危矣！灵帝万没有料到“黄巾贼”的势头竟如此之大，推进竟如此之猛，极为恐慌。特别是颍川的波才，和南阳的张曼成，有十数万之众，离洛阳最近，眼看京畿要地吃紧，陷入东面、南面两面包围。形势极为严峻。灵帝急招何进。“何爱卿，‘蛾贼’汹涌势大，有何对策？”灵帝见何进前来，劈头问道。“陛下，现下加强拱卫京畿，防止贼寇侵入，最为要紧。然后对各地……”何进正答道。“有何具体对策？”灵帝不等何进说完，打断了他，他最关注的是眼下，是京师，是洛阳，是朝廷，是……皇帝本人的安危如何得到保障。“臣请率左右羽林（皇家禁卫军）、五营（京畿卫戍部队，分为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兵屯扎洛阳都亭（郊外总驿站，进京必入口），遏制外侵；同时城内整修武备器械，做好应战准备。”何进答道。“嗯。”灵帝对何进清晰的回答和采取的必要措施比较满意，又补充道：“最好把‘蛾贼’们远远拒之门外，朕不想看到他们，连在宫台上远远地看到他们的旗帜都不想，不想——卿可明白？”何进对于皇帝的心理当然完全理解。他略加思索，说道：“臣请在京畿外围周边四方设置关隘，各设都尉驻防，拒敌于外。”整个君臣问答过程，何进的表现和用语均很平和，他不想用恐慌刺激皇帝，更避免使用加重紧张气氛的词，如万分紧急，甚至连严阵以待这样的话都没有。他只是简要阐明了对策、措施，采取措施的目的和效用。他的表现让灵帝感到安心和慰藉。三月三日，下诏升何进为大将军（在“三公”之上），封慎侯，全权肩负镇卫京畿的要务。重任在肩，何进再次想到了曹操，特召来听取他的建议。“孟德，关于关隘的设置，还望高见。”能发挥自己对军事的研究，曹操一口答应。曹操仔细研究了军情战报，决定在洛阳的东西南北四方均设立关隘，特别是在往北方的冀州方向，东方的豫州、兖州方向，南方的荆州方向，设立了多座关隘，各有守关校尉，分派驻重兵把守。一共计有八大关隘，分别是西方的函谷关（今河南新安县内）；北方的小平津关（今河南孟津北）；东方的孟津关（今河南孟津南）、玄门关（今河南汜水西南）、轩辕关（今河南偃师南）；南方的太谷关（今洛阳东）、伊阙关（今洛阳西南）、广成关（今洛阳南）。各个关隘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整体的防务体系——其中从小平津关经孟津、太谷、到伊阙关，四大关隘，彼此距离很近，连成一个新月形的弧线防御环带，将洛阳紧密地拱卫起来，而更远的玄门、轩辕、广成三关则组成从东到南的一条广阔的外围防线。何进看后大喜，将方案奏报灵帝，获得首肯。接着便率领羽林军即刻开赴洛阳都亭屯扎防卫。灵帝对部署极为满意，顿觉有了底气。但仅仅做好防御是远远不够的，接着，灵帝决定召集群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讨镇压黄巾军的对策。灵帝命中常侍、大长秋（负责皇**事务的宦官，同时兼两个说明权势极重。）赵忠（见《前传》）拟出一份参加御前会议的群臣名单。早在灵帝早期，赵忠便负责安排组织重大会议。赵忠这几天一直为在自己家乡（安平，今河北衡水一带，在冀州）的宅第和坟墓（见《前传》）是否被黄巾冲击而担忧。接到吩咐，有些不耐烦，心中嘀咕道：“皇帝真是事多，朝中不就那么几个大臣嘛，想都想得过来，何必如此费事。”想归想，皇帝吩咐的事还是得照做。赵忠将平时朝中的那几位大臣的名字列上，正要呈上，想了想，觉得有些不妥，又胡乱添了几个历任过军事、此时进京述职的地方官员的名字。写好，呈给灵帝。他没有料想到灵帝这次非常认真。灵帝看后非常不满意，“赵爱卿，这上面怎么全是中原人士、朝中老臣，既无边地习战之人、将门之后，亦无确有领兵打仗经验之人。”赵忠大惭，忙磕头赔罪。他这才领会了灵帝真正的意思，不敢怠慢，重新拟定了一份人选。这次灵帝看后方才满意。洛阳，德阳殿大殿内。“御前会议，入——！”赵忠一如既往地用惯常的声调喊着——对他来说，似乎和以往的会议没任何区别。作为朝臣的最高代表，“三公”是必须参加会议的。司徒（民政大臣）袁隗（见《前传》）、司空（建设大臣）张济、太尉（军政大臣）杨赐（见《前传》），三人领先入席。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两位正符合灵帝要求的人选。司徒对两人中的一位颇为眼生，从未见过。悄悄问身边的司空张济是何人。张济听到，睁开像是在闭目养神的双眼，小声说道：“北地（今属甘肃、陕西、宁夏）太守皇甫嵩是也。”袁隗问皇甫嵩道：“皇甫大人积祖哪里人士？”“不敢妄称大人。嵩积祖安定郡朝那（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氏。”皇甫嵩恭敬答道。一旁的杨赐听到，默不作声，心中想：“人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但愿这位人选能不负重任。”“哦。”闻听是出自西州著名的皇甫家族，出身最大士族、汝南袁氏的袁隗顿时另眼相看，道：“敢问皇甫规大人可是……？”“正是在下叔父。”皇甫规字威明，乃是“凉州三明”之一、威震西州的名将。（详见《前传》）杨赐一听，顿觉眼前一亮。他不禁仔细打量、观察起来眼前这位尚默默无闻的皇甫家族的一员。只见皇甫嵩四十多岁，面容端严、神情肃穆，却又透出一种威严下自然的随和；留着须髯；身材虽不算太高大，但身姿魁拔，腰杆挺立，双肩宽实，显得伟岸、可靠；举止沉稳、有度。“嗯，倒是看起来颇有大将之风。”杨赐不禁暗暗称奇，他又注意到皇甫嵩同时散发出一种文士之气，两种气质在他身上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统一。这在大汉朝的文臣武将、各类官员之中还是很罕见的。这也难怪。皇甫嵩，字义真，出身西州著名的皇甫家族。除叔父外，父亲皇甫节，曾任雁门（并州北部，今属山西北部）太守。皇甫家族一贯将自己视为文武双全的典范，对子弟加以培养。皇甫嵩即是这种教育培养下的产物。皇甫嵩自幼精习弓马，深通兵法，又读诗书，可谓文武双全。长成后被察举为孝廉（“举察”选拔官员制度下的官员候选人）、郎中。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见《前传》）连续聘他为官，都没有应召。最终，汉灵帝以公车（代表皇帝意志的公家配车）直接辟他为侍郎（满三年资格的郎中）才出仕，现升任北地太守。另一位符合灵帝要求的人选，夹杂在其他与会官员之中，和他们不时轻声谈笑。此人年约四十，窄窄的额头，高高的眉骨，双目深陷，高高的鼻梁，两撇粗长浓密的胡须，盖住唇齿，说起话来，上下翘动，显得派头十足，神情昂扬。此人杨赐认得。名叫朱儁，字公伟，会稽郡（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福建等地区）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丧父，孤母以贩卖丝帛布匹为业，一人苦心经营。朱儁不治家业，一心功名，曾私自偷偷将母亲全部财产送给同郡人求官，母亲因此破产，深深责备他，朱儁却说：“小损必换来大收益，先舍得而后发达，必然之理也。”果然，朱儁在县里得到了回报，向上往郡里推荐他，被太守任为主簿（主任秘书）。后来太守因为讨伐地方叛乱不利，被定罪斩首。朱儁携带黄金数百两来到京师，贿赂主管官吏，将死罪改为降职。新太守推举他为孝廉，升为兰陵县令，地方的主管官员都称颂他。正好交州交趾郡、南海郡（在今广东、越南北部、广西一带）发生叛乱，太守反叛，攻破郡县，声势浩大，地方上镇压不利。朱儁被推举为交州刺史镇压叛乱，朱儁从本郡招募了五千人马，带兵赴任，到后不过一月便平定了叛乱，斩杀叛首，因功被封为都亭侯（食邑城郊一亭，即十里），任朝廷的谏议大夫（掌谏议事务）。出道不过五年，朱儁便从一介小吏升为封疆大吏，身列京师朝廷高官。出席会议者到齐，坐好。灵帝出来，眉头紧锁。“会议，始——”会议开始，与会诸臣表现不一。司徒袁隗这只八面玲珑的水晶老狐狸、老官僚，只会嗯嗯哈哈，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一味迎合皇帝的意思，灵帝说什么他就赞成什么，一味顺着说。司空张济则更绝，一个劲地咳嗽不止，灵帝很烦他，索性让他下去将养身体。这正合了他的心意，不必表态，承担责任。太尉杨赐刚刚恢复了官职（见《前传》），但似乎仍在生灵帝的气，拉着张长脸，那神情似乎在说：“我早说过太平教徒要起事，可陛下偏不听信。怎么样，现在着急了吧。”灵帝对他抱有羞惭，也不好说什么，毕竟他有言在先，自己可说是欠了情。朱儁对于这次朝廷又找到自己，感到既高兴又兴奋，高兴的是自己被朝廷认可为最合适的人选，兴奋的是又有大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在即。朱儁从地方上爬上来，官场经验丰富，在这种场合，他是不能公然将这种情绪释放出来的，他谨言慎行，只是耐着性子等着具体的任命和任务派给他。对于黄巾的形势情况他根本没有去听。真正在会上敢于侃侃而言，直抒观点，毫不避讳的只有皇甫嵩一人。皇甫家族既精于军事事务，又以士人自居，参与士人之事情。叔父皇甫规之前曾在“党锢之禁”时自己主动以“士人”的身份“自首”，要求被拘禁，却因未实际参与中原士人的“活动”被赶了回来，皇甫规为此甚为不平，自语道：“难道我还不算一个‘士人’精英？”，这等于是对他身价的否定（见《前传》）。至于本行军事事务更不必说了，皇甫家族的人不仅对兵法、战术、军务都很精通，而且一贯体谅士卒，因此深得军心、拥戴，能得死力。他的发言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两点。皇甫首先说道：“现在黄巾‘蛾贼’已然造反，席卷州郡，天下呈汹汹之势。臣以为应该宜尽早解除‘党禁’，重得天下士人之心，与朝廷一心共对叛乱。”杨赐听后倍感欣慰，他说出了士人们不敢讲的话。士人中的很多人已然对此寒心。主持会议的中常侍赵忠听到，冷眼看了皇甫嵩一眼，暗暗嗔怒。“黄巾眼下势大，军费势必浩大，望陛下以天下危局为重，不吝私库中之金钱以为军费。”听到这，司徒袁隗轻轻干咳一声，那意思似乎既是赞成，又是替他狠捏一把汗，这毕竟是灵帝的禁忌话题。将门之后、军事世家在具体军事问题上的见解，自然是人们最关心的核心。皇甫嵩接着说道：“‘蛾贼’虽众，然多农民也，稼穑之徒不习鞍马，若以精骑冲击之，必不可挡。”接着，他将话锋一转，“眼下势急，良马一时难以集齐，望陛下将西园马厩下良驹赐配给军士使用，贼必大溃。”坐在皇甫嵩身旁的朱儁，听到这，立即打起精神来。军费、物资、战具，这些才是为将领兵之人最关注的，而实际上往往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未开打，便将这些毫无避讳地摊在前面，要求得到充分保障，让朱儁不得不对这位未打过一仗的皇甫嵩顿时好感倍增。除“党禁”、动私库、献良马，这三大条，不禁直指本朝的政治禁忌，更直接触动灵帝本人的私产利益。要是搁在平时，灵帝不等他说完，便会勃然大怒，说这些的人的下场可想而知。可眼下却是极为火急迫近的严峻时刻。灵帝对这点还是掂得清的，但他仍有深深的犹豫，而这些他是不便当着朝臣们的面表现出来的。灵帝听到后默然，没有当面做出答复。“容朕思之。”御前会议就此散去。灵帝转回**，来回踱步思量，不能决断。很想找个贴心、正直，又有见解的人询问一下看法。宫廷之中有这样的人吗？灵帝看着那些在宫中禁中穿梭、忙碌的尚书们。他们虽晓政务，可只会奉旨办事，缺乏主见。那些宦官常侍们呢，倒是自己最信赖和依靠的人，可他们和朝野的士人早已积怨已久，互为仇雠，乃至水火不容。“党锢”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平实的看法的。唉，难道就无一人乎。突然，灵帝想到一人——中常侍吕强。吕强，字汉盛，河南郡成皋(今河南荥阳)人，曾任小黄门，后迁中常侍。虽为宦官却正直、清廉，忠心朝廷。灵帝原欲按惯例，也将作为中常侍的吕强封为侯，但吕强以“非功臣不侯”为由拒绝。吕强其人，算是宦官其中的“另类”了。身为近侍、正直，又有见解，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询问对象么？只可惜，只有在这非常时刻，灵帝才会想到他。灵帝秘密召见吕强，询问他的意见。听了灵帝对御前会议上情况的讲述，吕强恳切答道：“‘党锢’禁止太久，搞得士人们怨愤很大。若不赦免，人心转变，像先前的士人唐周那样，与张角合谋，将使变乱扩大，无法补救，悔之莫及。”唐周的例子近在眼前。灵帝悚然。“现在请先诛杀左右贪婪污秽之人；然后大赦党人；甄别刺史、二千石级官员是否称其职，则叛乱必定平息。”吕强看到灵帝确实被震动，进一步具体建议道。看到灵帝听后仍犹豫不表态，吕强顾不得君臣之间讲话的规矩，激动慨然直言道：“陛下，士人乃我朝之中坚啊！草寇是小，若士人心寒，倒向变乱，则天下非陛下所有啊！”“士人变乱，天下非朕所有。”这真是振聋发聩。对党人可能集体倒向黄巾乱党，灵帝感到极为恐惧。恐惧之余，作为君主，灵帝从自己的角度品味吕强的建议，无非两层含义：其一，惩处贪腐污秽，意在挽**心，让黄巾成为无本之木；其二，要迎回士人，成为依靠的力量。面对现实，灵帝决定接受，但要以自己的方式，他一贯的“妥协”、“调和”的方式。平衡之术，永远是一个君王的最高艺术。灵帝已想好了如何处理。“委屈你了，吕爱卿。”灵帝表情毫无变化，看了一眼情绪激昂的吕强。“吕爱卿一片肺腑，让朕不得不从。”吕强见皇帝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大喜，“陛下圣明。大汉之福也！”五体投地，磕头不止。灵帝连忙搀扶。“臣告退。”吕强站起，欣喜而出。几乎与进来奏报的尚书诸葛玄撞个满怀。灵帝见诸葛玄神色焦急，连忙打开他送来的一份紧急奏报。奏报出自负责调查宫中及洛阳信奉太平道情况的司隶校尉，原来根据连带检举，最新查出：封谞、徐奉二人背地私通马元义及太平道，证据确凿。“来得正好。”灵帝心中窃喜道。灵帝对身旁侍候的小黄门，“立即召张让、赵忠、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十常侍’来朕近前。”小黄门连忙前去召唤。“陛下因何召唤？”十常侍忙问。这位小黄门是十常侍的人，将吕强建议的情况说出。几人立即对吕强恨之入骨。“这厮，一贯假清高，今天他是活腻味了看来！”“真是太岁头上动土，以往看在都是宦者的份上，不与他计较，没想到竟然直接跟咱们过不去。”灵帝见十常侍到齐，劈头喝道：“汝曹知罪否！？”灵帝这句喝问，一下将几人击懵。心里犯起了嘀咕：虽直接针对我们，吕强不过提出“措施”，灵帝嘴里的“罪”从何来呢？只有张让感到了紧张，莫非自己和黄巾私通的事情泄露？（见《前传》）然而他的表面却十分平静，完全看不出来。静默，空气仿佛凝结。看出几人发懵，灵帝暗喜，故作愤然道：“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蛾贼’私通，可斩也否？”说着，“啪”的一声，将司隶校尉的奏报扔到十常侍脚前。张让等人连忙拾起。看明白情况，张让心中轻舒了一口气。他迅速向几人使了个眼色。几人立即一起跪倒，叩头顿地道：“此王甫、侯览（见《前传》）所为也！臣等实未知，不干臣等事！望陛下明察！”将事全推到了死去的王甫、侯览的身上。王、侯二人正是封、徐二人的师傅。他们深知皇帝认定有罪的事情，除了极力择清自己外，最好就是推给怀疑范围内的别人，最好是死人，这样才能与危险绝缘。看着他们上套，灵帝很得意，极力表现出嗔怒，道：“卿等说怎么处置吧。”听到这，十常侍们才算明白了灵帝的真正用意。皇帝这是在借机敲打他们，让他们明白，现在形势、舆论对他们不利，要让他们知趣，适当做出姿态，免于众怒。这时必须妥协、退让。十常侍们深谙此道。“臣等皆愿告退，愿征回宗亲、子弟在州郡者。”十常侍齐声说道。准许他们退出政坛；召回地方上任职的亲属，腾出位置让灵帝安排。前句完全是纯粹的姿态，因为他们深知灵帝是离不开他们的。后句确实是必要的妥协、退让。他们的表现让灵帝满意。十常侍们将怒火全都集中到吕强的身上。“绝不能让这种人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张让、赵忠、夏恽等人商议，决定构陷吕强。几人指示他人举报：吕强私下爱读《霍光传》；常与党人私下勾结，不知谋划什么；吕强的哥哥吕豪，字伯奢，在沛国为官，仗着弟弟的权势贪污受贿，等等。灵帝闻听大惊。和党人谋划，想学霍光做废立皇帝的权臣吗？这是本朝皇帝最忌讳担心的事情。吕强啊，吕强，难道你的忠诚是伪装的？但又觉得可疑，灵帝决定召见吕强，当面询问，为防万一，下令黄门持兵器前去。不料吕强人如其名，太过刚强，闻听灵帝令黄门持兵器召见，说明对自己不信任，他极为失望、愤怒。大鸿胪（负责周边民族、诸侯进贡等事务）曹嵩（曹操的父亲）一向敬佩吕强，得到消息，连忙劝他当面向皇帝解释清楚。吕强决然说道：“大丈夫立于世间，为的是尽忠国家，岂能被狱吏戏弄！”“吾死，乱起矣！”于是自杀。这正中张让、赵忠等人的下怀，他们趁机对灵帝说：“吕强听见召见，还没询问就自杀，说明他心虚，确有奸情。”灵帝不断摇头叹息。他们又建议收捕吕强的宗族。曹嵩苦苦求情，最后将吕伯奢贬为庶人，赶回原籍。吕强之死，预示着灵帝在士人和宦官之间的调和角色的彻底消亡。今后，这两者势必将不可调和，做你死我活之斗争，彻底动摇东汉王朝的统治柱石。党人不得不解放。灵帝的私库非动不可么？作为外藩承继大统、亭侯出身、自小困顿（见《前传》）的他，私产是让人感到安全感的最重要东西之一。郎中张钧听闻灵帝召回十常侍在各地任官的亲属，认为这是朝政转变的趋向，立即上书一封，进一步提出激进的主张：斩杀十常侍，布告天下，以谢百姓。灵帝岂能离开常侍们，阅必，怒道：“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当中难道无一人善者？！”转而一想，不如故技重施，趁此解决军费问题。灵帝以张钧奏章出示十常侍。十常侍自然明白皇帝用意，全部免去冠冕鞋履（这是伏罪服刑的样子），祈求自投洛阳监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灵帝满意批复。十常侍视事如旧。张钧不过是个小小的郎中，丝毫不在十常侍们的眼中。这次他们立即直接授意御史（监察官）污蔑张钧学太平道，将其收捕，害死于狱中。最终，灵帝下诏大赦天下党人，并将发配者全部召回。士人们闻听皆欣喜。皇室和士人达成了“谅解”。解除了后顾之忧，接下来便是具体的作战部署、排兵布将。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朝廷决定发精兵讨伐黄巾，重点进攻，分头进剿。接着便是确定讨伐黄巾将领的人选。作为应对黄巾重大决定的提议者和推动者，皇甫嵩自然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成为毫无争议的首要人选。虽然他并无统兵作战的经验，然而凭借家族背景和自身的素养，仍被朝廷寄予厚望，被任命为左中郎将（禁卫左翼方面军指挥官）。曾成功镇压叛乱的朱儁，受到公卿们的推举，被任命为右中郎将（禁卫右翼方面军指挥官）。决定：皇甫、朱二人率领五校（五营的军官）、三河（河东、河内、河南郡）骑士及刚募来的精兵勇士共四万多人，各领一军，分两路，先讨伐位于东面、最威胁京畿（距离洛阳仅200里）的颍川郡一带的大股黄巾军。至于讨伐冀州黄巾本部的人选，则是四公府（司徒、司空、太尉府，再加上大将军府，三公府都推荐了，何进也不好不跟进）推举的卢植。卢植字子干，45岁，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身高八尺二寸（1.88米），声如洪钟，为一代鸿儒，又善使一柄长矛。曾为庐江太守，成功镇压过南方蛮族的叛乱。卢植文武双全，刚正不阿。（卢植事详见《前传》）卢植被任命为北中郎将（禁卫北翼方面军指挥官）。卢植慨然应命，以护乌桓中郎将（边防北方乌桓族的指挥官）宗员为副将，率北军五校士（驻扎京师城北的首都卫戍部队，精锐中的精锐）北上，直接往冀州讨伐张角的主力。三位将领不仅统有精兵，更都各自持节（皇帝钦赐的符节，代表皇帝本人亲授的权威，有生杀大权）。任命公布。三将各自下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