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现在她十二岁了，长得很结实；她的那双黑眼睛总是盯着人，骑起马来跟小伙子一样，放起枪来就像一个老练的猎手。
后来，最高贵的宾客来这里造访，这是年轻的国王①和他的异母兄弟及朋友乌里克·腓德烈·谷伦吕弗先生②；他们要在这里猎取野猪，还要在格鲁伯先生的庄园里住一昼夜。谷伦吕弗先生在餐桌上和玛莉亚·格鲁伯坐在一起，捧着她的头亲吻了一下，就好像他们原是一家人似的。可是她却在他的腮上打了一巴掌，说她受不了他。人们一阵大笑，好像很开心。
也可能正是这样的。因为五年以后，玛莉亚满十七岁的时候，有差人送信来，谷伦吕弗先生向高贵的小姐求婚；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他在这个国家里算得上是最高贵、最潇洒的人了！”格鲁伯先生说道。“这是不好回绝的。”
“我对他不大在意！”玛莉亚·格鲁伯说道，不过她没有拒绝这位坐在国王旁的全国最高贵的男人。
银器、毛呢和丝绸装上船运往哥本哈根；她从陆上到那里用了十天时间。装嫁妆的船不是遇到逆风就是没有风，用了四个月才到达那里。待行装运到时，谷伦吕弗夫人已经离开了。
“我宁可躺在麻袋上，也不愿睡在他的丝绸床上！”她说道。“我愿意赤脚走路也不愿和他一起坐在高头大马拉的车子里。”
十一月某一天的夜晚，两个妇人骑马来到了奥胡斯城。这是谷伦吕弗的夫人玛莉亚·格鲁伯和她的使女。她们是从维勒来的，是从哥本哈根乘船到维勒的。她们骑马到了格鲁伯先生的石建庄园里。他对这次来访很不高兴，对她说了一些很不入耳的话。不过他还是让她住进一间屋子里，给了她美味的早餐，但没有对她说好话。父亲对她的态度很凶狠，是她所不习惯的。她的性情也不温和，既然你骂了我，我也要对你喊叫。她的确狠狠地回敬了他，又怨又恨地讲到了她的丈夫，她不愿和他生活在一起，加之她太温顺太谦让了。这样过了一年，这一年过得并不舒心。父女之间恶语相加，这本是不该有的事情。恶言结恶果，结果如何呢？
“我们两人无法在一起生活下去了！”有一天，父亲这样说道。“搬到咱们的旧庄子里去吧！可是，你最好把自己的舌头咬断，而不要到处造谣！”
这梓，两人分手了。她和她的使女搬到了老庄子里——她出生和被抚养大的地方。她的温柔而虔诚的母亲就在教堂的墓地中安息。庄园里住着一位年老的看庄人，他是这儿唯一的人。房子里挂着蜘蛛网，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显得很暗。花园成了荒园，葎草和旋花在树木和灌木丛之间交织成网，荨麻和毒参长得又高又粗。“血山毛榉”被别的树挡住，见不到一点阳光；它的叶子现在已经变成绿色，和普通树一样，那份荣耀已经丧失了。数不清的白嘴鸦、乌鸦和寒鸦在高大的栗子树上飞来飞去，一通喊叫，好像有重要的消息要互相通报：她又回到这里来了，曾叫人偷它们的蛋和孩子的那个女孩又回来了。那个亲手偷东西的贼现在在爬一棵没有叶子的树。——高高地坐在桅杆上，他要是不听话，绳索便会结结实实地抽在他身上。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牧师讲的。他翻阅书籍和札记，把它们整理一番，抽屉里还藏着许多许多的手稿。
“世界上的事都总有兴衰！”他说，“听起来很稀奇！”——我们想听玛莉亚·格鲁伯的遭遇，不过也没有忘记看鸡人格瑞得。她坐在我们时代的漂亮的鸡屋里，玛莉亚·格鲁伯则在她那个时代生活在这里，不过她的心思和老看鸡人格瑞得却不一样。
冬天过去了，春天、夏天过去了，萧瑟多风的秋天来到了，刮来了潮湿和寒冷的海雾。
庄子里的生活很孤独，令人厌倦。
后来，玛莉亚·格鲁伯拿起了枪，跑到了矮草丛生的荒地里打野兔、打狐狸，碰到什么鸟便打什么鸟。在那边，她不止一次遇到诺尔贝克出身高贵的帕勒·杜尔先生，他也带着枪和猎犬。他的身材高大，长得很魁梧，他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他总要炫耀这点。他可以和菲因岛上伊尔斯考庄园已经过世的勃洛肯胡斯先生比一比，这位勃洛肯胡斯先生的力量在当时还被传为美谈呢。——帕勒·杜尔先生模仿他，让人在自己的庄园的大门上拴上一条链子，锁着一条猎狗，他打完猎回家，便要拉住链子，扯得马从地上立起来，然后吹起号角。
“请您自己来看一看吧，玛莉亚夫人！”他说道。“诺尔贝克的空气是十分新鲜的！”
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了他的庄园，札记上没有写。不过，在诺尔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写着这样的话，说这些烛台是诺尔贝克霍维兹戈的帕勒·杜尔和玛莉亚·格鲁伯赠送的。帕勒·杜尔有着魁梧的身材，强壮有力。他喝起酒来像块吸水的海绵，是一只装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像一窝猪。他的脸上看上去又红又肿。
“蠢家伙，笨家伙！”帕勒·杜尔夫人——格鲁伯先生的女儿这么说。没有多久她便厌烦了那种生活，但这并不能使生活好起来。
有一天餐桌摆好了，饭菜也凉了，帕勒·杜尔猎狐狸去了，夫人也不见踪影。——帕勒·杜尔半夜回到家里，但杜尔夫人没有回来，第二天早晨也没有回来。她从诺尔贝克走了，既不打个招呼，也不告辞，就骑马走了。
那天灰暗、潮湿，风很凉，她的头上飞过一群呱呱叫的黑鸟，它们不像她那样无家可归。
她先往南走，一直接近了德国的边界。她用两只嵌着宝石的戒指换了钱，又往东走去，接着又折回向西边走去。她漫无目的，对一切都十分恼怒，连对上帝她也感到生气，她的心情就是这么坏。没过多久，她的体力耗尽了，连抬脚都很困难。她倒在了草地上，一只土凫从巢里飞出来，这只鸟像平常那样叫喊起来：“你这个贼，你这个贼！”她从来没有偷过邻居的东西。不过，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让别人从窝里掏过小鸟；现在她想起了这件事。
她从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边住着渔民，可是她没力气到那边，她病得很厉害。白色的大海鸥在她的头上飞着、叫喊着、就像在家乡花园上空飞过的白嘴鸦、乌鸦和寒鸦的叫声。鸟儿飞得离她很近，最后她觉得它们变成了黑团。不过，这时她的眼前已经是黑夜了。
待到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被人抱了起来，一个魁梧健壮的男子用胳臂把她托住。她望着他那满是胡子的脸，他的一只眼上有一个疤痕，眉毛就像是被分成两半。他把她抱上了船——她就这么可怜。在船上，他被船主责备了一番。第二天船开走了，玛莉亚·格鲁伯没有回到岸上；就是说，她随船去了。不过谁知道她会不会回来呢？是啊，但在什么时候回到那里呢？
关于这些牧师也能够讲上一番，但这不是他自己拼凑起来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古书上读到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的。这本书我们可以自己去取来读的。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兹维·霍尔格③写下了许多值得一读的书和有趣的戏剧，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他在他的信中讲到了玛莉亚·格鲁伯，讲到他在哪里、是如何遇到她的。这是很值得一听的，可是不要为此而忘记了看鸡人格瑞得，她在这讲究的鸡屋里生活得很惬意。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肆虐着，那是１７１１年④。丹麦王后动身回到她的德国娘家，国王离开了国家的首都，凡是能跑掉的人都跑掉了。大学生们尽管能免费住宿膳食，也都逃出了城。学生之中的一位，留在皇家学生宿舍所谓的“波克学舍”⑤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那是清晨两点钟，他带上他的行囊，行囊里装的书和笔记远比衣服还多，城里弥漫着粘湿的雾。
他走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屋门、大门上尽画着叉，表示里面不是有人染上了鼠疫，便是人已经死光。从“圆塔”到王宫的那条“商人街”也空无一人。这时一辆很大的运载尸体的马车隆隆地驶了过去。马车夫挥舞着鞭子，马儿飞奔着，车上都是尸体。年轻大学生用手捂住了脸，拼命地闻着酒精，这酒精是他用一块海绵蘸上装在一个小铜匣子里的。从街上的一个酒馆里传来了一阵嘈杂的闹声、歌声和令人听了很不舒服的笑声，这些人用饮酒消磨长夜，想忘却死亡已经来到了门前，就要把他们装上运尸车陪伴尸体。大学生匆匆跑上王宫前的那座桥，水上停着几只小船，其中的一只正解缆要离开这个瘟疫流行的城市。
“若是上帝还让我们活下去，而我们又碰上顺风的话，我们要驶向法尔斯特⑥的格陵松去！”船主问这位想搭船的大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兹维·霍尔格。”大学生说道。那时这个名字和其他任何名字一样，而现在是丹麦最值得骄傲的名字之一，那时他只不过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年轻学生。
船从王宫前驶过，当它驶进宽阔的水面时，天还没有亮。一阵轻风吹过，船帆鼓了起来。那位年轻学生脸朝向清风坠入了睡乡，这正是最不可取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