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小舅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绝望给他一种力量，疯狂的力量。从那以后的一千多个日子，他的足迹遍布瑞丽、陇川、盈江甚至缅甸、越南，他像一个九死一生的马锅头，在几个互通有无的城镇间赚点儿微不足道的脚力钱，只不过他既没有可以试毒的酒壶，也没有那长长的，听他调遣的响着清脆驼铃的马队。
有个缅甸商人瞅着这个中国小伙子脑袋还算灵光，便收他入伙了，从此，像拜山门一样，我小舅不再是流亡天涯的独行侠了，他和缅甸佬很快在玉石生意上狠发了一笔，他能出点子又愿意出力，分红时却只要一成，缅甸佬见他聪明又义气，便问他想不想做点儿更刺激的，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先是找准出国再回国的“目标”，然后不经意地在目标身上、或是行李包里放点东西，目标就是个流动的储物工具，等着目标到了目的地，再找机会把东西不经意的拿出来。一来一去，两个“不经意”间，买卖就做成了。他虽没做过，但是长时间行走于边境城市的他早就见识过了。他告饶似的冲着缅甸佬狠命摇了摇头，摇得自己像个孬种一样。他觉得此时手中的钱已经够让他回广州重新起家了。
缅甸佬明显有些失望，他觉得以眼前这个小子的机灵劲儿，干这一行绰绰有余，说不准缅甸佬早已暗中瞄准了我小舅，想发展他成为自己的左右臂也不一定。然而他也懂得中国的那句老话——“人各有志”，于是，他拍拍年轻人的肩头说了句实话：回去也对，其实中国更是发财的宝地。
回到广州之前，我小舅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想方设法搞定了自己的户口，二是通知我一切暂跟家里保密。我自然理解他的想法，因为这样一个钟黎站在我们面前，缓说大家能否接受的了，就算他勉强回家里住，万一哪个为入党或搞先进去告发，也够他麻烦一阵子的。
没有人知道我小舅是如何发起来的。可不得不说，他就是那波五十年代中期出生，七十年代早中期下乡的知青里最先致富的典型，多年后的知青大聚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啧啧”着说，没见过哪个“黑户”后来混得像我小舅这么好，当周围人还在小心翼翼地数粮票、糖票和布票的时候，他已经数起了外币，而绝大多数人还在紧巴巴的生活中挣扎攀爬的时候，他又买回了在原来拆掉的安德楼地基上建起的洋房。他让我们一家人舒舒坦坦地住了进去，让所有曾经带有色眼光看他的人们悔不当初，却只有眼馋的份儿。
他在八十年代初不知从哪里弄回来一批废旧小车，稍作整修和改装，便成了行驶于广州大街小巷上的第一批出租车，生意越滚越大，捣鼓的东西也很多，从日用品到建材，从民族手工艺品到古董，不过传说落在“钟总”手里的中国古董是从不外销的，哪怕金发碧眼的外国佬出十倍的价钱也依然会得到那两个字——“免谈”。“钟总”的“百货公司”还帮了不少有力气没处使的黑户知青，让他们找到营生的同时，也找回了人生的尊严。
然后，我们都知道他要做什么去了。他给邱秋写了一封长信，草稿打了两遍，末了还一笔一画地誊写了一遍。
这封信寄出后没两天他收到了邱秋和骆铭（“骆驼”）即将结婚的消息。自然不是邱秋亲口告诉他的。是一个一直有联系的小学同学，在写给我小舅的信里随手带了那么一笔。那个同学肯定万万没想到他自己随便扔的一颗石子在我小舅这边激起的惊涛骇浪。还好，通过小舅的日记可以得知，他先前给邱秋寄出的那封信对方并没有收到，而是对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信封上还贴了一张小白条：查无此人。这封退回来的信多少缓和了一下我小舅当年的情绪，算算日期，如果邱秋地址没变，她收到这封信的日子大概也就是在她结婚的前一周左右，那可真是要啼笑皆非了。她搬家以及即将结婚都没有通知我小舅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小舅“失踪”的几年中，他们之间早已断了联系。
因为那个同学和邱秋一家一直走得很近，我小舅便在通信中时不时地聊起邱秋，当然，笔调语气都尽可能自然，也是从这位同学那儿得知，邱秋在部队里的那段传奇，他知道邱秋从小就喜欢骆铭，但却仍相当震惊于她为了他竟能跟部队领导对抗，放着大好前程不要，而“退居二线”去当个不起眼的小教员。得知她转业到地方后在一个外贸公司供职，做着再普通不过的翻译工作，又为她感到可惜。那会儿骆铭还没有转业，他们两个还是常年分在两地，时而他回广州，时而她去看他。也还是从那个同学的信中，我小舅甚至还了解到邱秋迷上了写作，但是还处于刚起步不着边的阶段，杂志社只要新人的小稿，至于长篇，没有哪家敢冒这个险。
小时候的印象不能作数，纵使我小舅笔下的邱秋有千般好，可在我心里却始终立体不起来。直到有一天，我再次见到了她本人。
那会儿我已经下乡回来，在丰顺县医院的妇产科实习。妇产科永远是整个医院最忙碌、最慌乱的地方，小护士们经常抱怨：值了一晚上夜班就接生了十几个孩子，再加上那些添乱的，还让不让人活了！我起初不懂什么是添乱的，后来看到那些拒绝响应政策，偷偷怀上二胎、三胎、甚至四胎的孕妇被强行拖到医院，才明白小护士们骂的是这些人。她们和医生往往处于彼此不待见的关系，所以到了医院便哭天抢地，甚至挺着大肚子与医生大打出手。她们讨厌医生，医生也反感她们，医生强行阻挡了她们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剥夺了她们身为女人的天职与荣耀，她们的挣扎与抗拒也把整个人满为患的妇产科搅进更深的无序与恐慌中。
有一次一个被强行拉来的孕妇眼看都要生了，我的实习老师郗大夫说，都宫缩了，不用给她吃药了，就待在这儿等吧。那个时候，产房早已住满了人，走廊的长凳上也满了，于是医院食堂的二分之一被临时征用，两面桌子拼起来，四周围上长长的白帘子，便算作一个“床位”了。被拉来的女人见郗大夫走远了，便扯着我的手说：“姑娘，俺看你面善，求求你帮帮俺吧！俺这肚子里的眼瞅着也是个大活人了，俺男人把俺的头一胎过继给孩子他大伯了，俺这也就是第二个，甭管男女，孩子出来俺就守着这一个好生养着，再不生了，行吗？要不，按自己身边连个孩子都没有！”说着就哭了，我看她可怜得很，便让她好好躺着，先别多想。女人再临时搭建的床上一手抚着肚子，一手抹着眼泪，突然，她闷闷地“嗷”了一声，紧接着像被自己的叫声吓着一样，惊恐地将左手的食指塞到嘴里咬着。我看她快生了，就要跑去叫人。谁知那女人一咕噜爬起来，又把我扯回了帘子里。“你做什么？快回去躺着！”我想装其他医生的厉害，不料明明喊的是同一句话，在我口里却变了味。
女人此时的力气大得惊人：“行，行行好，别叫人，千万别叫人来！我，我自己能生！”
“别说话，先躺下！”我惊慌失措地把她扶回床上，“那，生下来以后怎么办？”
“等，等到晚上我偷偷抱走。”孕妇毕竟是怀过一次孩子的人了，尽管一次紧似一次的剧痛不断袭来，但她反倒不慌不忙地安慰起我来了：“姑娘，你先去忙别人吧，我，还早着呐！”孕妇的额角在大滴大滴地冒汗，我从口袋里掏出手绢给她擦，她却把手绢也咬在嘴里了：“姑娘，您心真善，将来有好报！”
那边，忙得不可开交的郗大夫冲着这边喊：“尹茜，42号，要生了吗？”
“还没有！”我回话说。那女人眼里满是感激的目光。
多少年过去，当年救下的那个孩子也长到我那时做实习生的年龄时，那女人还是不忘年年给我送些自家种的鲜货，有时是小枣花生，有时是几棒包米，回回都是放下就走，从不照面儿，只有一次，她带着孩子来了，她说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恩人可不中！她对孩子说，记住了，没有这位阿姨，就没有你啦！搞得医院的其他医生都莫名其妙。女人当年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有三十七八，如今也是小五十岁的人了，那一代人受旁人一点恩惠就总也不忘，定要加倍奉还才得心安，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她听闻我有宫寒的毛病，整日大把地吃中药也不见好，便亲手给我绣了一个艾绒肚兜，女人的绣活儿做得一般，但细细密密的心意却都在里面。也就是收到艾绒肚兜的同一年，我怀上了女儿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