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影响

《易经》本是卜筮之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发展、嬗变为德道之学。《易经》的影响遍及哲学、美学、宗教、医学、天文、算术、国学、音乐、艺术、军事、武术和堪舆等各个学科。《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易传》“使《周易》的哲学成分进一步地纯化”。《易经》以其“广大悉备”的阴阳、三才观、“继善成性”的人性论和“否终则倾”“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特有的无可取代的崇高地位，铸就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脉。《易经》的“五圣同揆说”、“易宗说”和“德道说”是易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周易》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也被介绍到西方，并作为变化的哲**用于现实生活。《易经》的太极、理、气思想，人道、人文精神，为西方所普遍接受。“卦有大小”、“阴阳相倚”的易图算数启迪欧洲发明了“二进制”数学。素有“国王数学家”之称的法国大传教士白晋和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把世界的“科学始祖”的美名送给了中国的伏羲，尊称孔夫子为中国“哲圣孔子”。《易经》的人文、科学内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尊敬。易学研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显学。《论语·述而》篇孔子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学易至于“韦编三绝”，积功力久，发此感慨，再给我数年，对易研究更加深透，可以减少大的过失。学《周易》贵在能「知几」，“几者”念头起动几微之间，心念一动即加以察觉。学《周易》可以趋吉避凶，在念头起处即是非分辨得明，使灾祸有一点端倪时就及早调整心念行为，让灭祸消弭于无形，自然能趋吉避凶，远离大灾大祸。上等智力的人学周易，可以进一步学形而上之道。《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汉族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难之事，不是求助于偶像，而是运用通过八卦今昔信息预测的科学方法，预测自然和人事吉凶方面的有关信息，对一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从而更好的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周易》占测只属其中的一大功能，其实《周易》囊括了天文，地理，军事，科学，文学，农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只要能读懂《周易》，无论是哪一行从业者都能在其中汲取智慧的力量。应该说《周易》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指迷算命，哲学，科学，或文化了。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始人、荣誉会长和美国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先生进一步指出：《易经》“即使卜筮的作用已经消失，易的体系作为宇宙变化的知识体系或作为行为的价值体系，仍是有实质性质的。”传承秦皇焚书坑儒，《周易》因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易纬·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益卦德者文，成名者孔也”。《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三古”所指：上古时代，通天之黄河现神兽“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将其临摹下来，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做“八卦”；中古时代，姬昌被纣囚禁于羑里，遂体察天道人伦阴阳消息之理，推演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下古时代，孔子老而喜“易”，感叹“古之遗言”，故撰写《易传》十篇。《史记》记载的传易体系：孔子－－商瞿（子木）——馯臂（子弓）——娇疵（子庸）——周竖（子家）——光羽（子乘）——田何（子庄）。《汉志》记载田何直传弟子四人，主要有王同和丁宽。王同弟子杨何在武帝时被立为博士，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受易于杨何”；丁宽一系，弟子田王孙，再传弟子有施讎、孟喜和梁丘贺。经于豪亮先生考证，熹平石经《易》以梁丘贺易为底本。此系立于学官的易学，到南北朝时已经残缺，至唐散佚更多，入宋则全部亡佚。武帝时，民间还有费直、高相“两家之说”。有记曰：“费直《易》为古文，无师承，其学‘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亡章句’而无师承的费氏古文《易》，在后代古文派大师们为争立学官的不懈努力下，到东汉光武帝时，势力已可与今文《易》相抗衡而至于争立古文《易》博士之职······在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王肃以至王弼等数代人的钻研下，已慢慢形成一个完整的解说体系。”《易》也有言“阴阳灾异”一系。这一系传为来自田何的“古义”：田何——周王孙——丁宽——田王孙——孟喜——焦延寿——京氏（君明）。京房（君明）以阴阳灾异蛊惑皇帝最终落个被斩首的境地。“《易》虽未遭秦火，且入汉后居于官学地位，并有师承相传，但其传本及其经义今日已不可得见。我们今日所见之今传本乃是王弼本，是得之于并无师承传授的费直古本。故先儒称《易经》为‘绝学’”【无怪宋儒张载喊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最强音】。关于《周易》易学的传承，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孔子以下的易学传承的系统。孔子殁，子夏也讲易学于河西。但受到孔门同学们的驳斥，认为他对于易学的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的传承，并没有太准确的资料。唯所世留传有《子夏易传》一书【按经专家考证，此子夏非彼子夏。子夏是诗经博士子夏的字】。至于阴阳、纳甲、卦气等易学，自田何到丁宽之后，又另有一系。主阴阳、卦气之说的，有王孙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又另一京房（君明），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其中以荀爽的易学，曾经有有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故在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郑玄的易学，先学京房的象数。后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愈来愈加没落，因此才有青年才俊的王弼的起来别走一途，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而说《易》了。最为遗憾的，魏晋以后的易学，大体上又一直跟着王辅嗣的脚跟在转，不能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直迭羲皇之室。可以说，“援《易》以为说”强调的是继承；“援说以为《易》”体现的是发展。价值“东方古文化”是以中国为发源地，流传及盛行于东南亚国家，已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它是经久不衰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历上下五千年，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不但是哲学思想体系，也包含科学体系。《易经》的思想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就说过人们“日用而不知”。《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不可为宰相；不知易不足以言知医。”易，变也！各种病不了解病根变化如何了解医治之法？《黄帝内经》是元素论五行文化和阴阳文化结合的典范，解决了大易“医病”的问题；思孟学派的《五行》是德性论五行文化与阴阳文化融汇的渊薮，解决了大易“医人”的问题。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中国的文明。大易医国、医人、医病。儒家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经”是后世为了尊称这些书，才加上的称呼，原来《五经》只称为《易》、《诗》、《书》、《礼》、《春秋》。【按郭店简《六德》和《语丛一》篇的出土证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先秦因孔子“老而好易”，导致了“用《易》居前”之“六经”次序的出现。《易经》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秦始皇焚书时亦不敢毁伤它。《周易》研究被称为“易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上下五千年，《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问题从八经卦到重卦易由八经卦演绎成六十四卦，说法不一，主要看法有四种：①王弼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②司马迁等认为六十四卦是文王的演绎。③郑玄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④孙盛等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其中以司马迁等人之说法影响最大。而孔颖达的结论是：“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结合大陆近些年考古发现表明，王弼之说可信，即“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据《系辞·下》“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中，亦可见一斑关于“易有多出”的疑问关于《周易》、《易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向有争议。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开“疑古风气”之先，在《易童子问·卷三》中对《易》有多出—即“河图洛书说”、“观象画卦说“和"衍（演）卦说”提出质疑，尤其是《易传》多处出现“子曰”字样，醉翁疑惑不解。提出“《易传》七种”之间有互相抵牾之处，并非孔子一人所作：“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於繋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馀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於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於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对此，朱熹率先做了回答：“他所谓‘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后来旋添入，亦不可知。此亦可见其比。”清末，疑古之风又起，清代姚际恒所著《易传通论》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都认为《易传》并非出自孔子之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先生、冯友兰先生、顾颉刚先生、高亨先生、郭沫若先生等著名学者皆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顾颉刚先生则将《易传》成书年代推断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而金景芳先生则在马王堆帛书没有出土前就判定：《易大传》是孔子所作。“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更是斩钉截铁地说：“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针对欧阳修的千古疑问，尚秉和先生《易说评议》指责说：“惟欧于《易》象，既一概不知，于《易》理所入尤浅，故其说多空泛不切，且于《易》辞妄生疑惑。”关于“二进制”的国际公案十八世纪初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以二进制解读易经，显然是受了朱熹自造先天横图的影响。事实上横图系朱熹肢解邵雍小圆图和先天八卦（方圆）图而来，与先天易理不符。邵雍先天易数深奥难懂，“能明其理者甚鲜，故世人卒莫穷其作用之所以然”。后世学者多数是从南宋朱熹所著《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入手对邵雍的先天易学有所了解。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朱熹理学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朱熹易学师承程程颢、程颐兄弟。为了建立自己的理学系统，朱熹对其他学派如北宋刘牧及邵雍的学说进行了改造，并以自己的学术态度及观念来诠译他人的学说。以致后世有许多对先天易的误解。因朱熹影响力实在太大，后世从《周易本义》二书了解的先天易基本上为“朱冠邵戴”的程朱理学，翻译到到国外的也不例外。清黄宗羲、当代刘大钧等人对“朱冠邵戴”的“伏羲八卦次序”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两图进行猛烈抨击，指出其荒谬不堪之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所谓一阴一阳者是也。其一阳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奇；其一阴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偶。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两仪，非以两画为两仪也。”“这种由八卦生十六卦，十六卦再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而生六十四卦之说，纯系邵雍臆造而出，于《周易》经传毫无根据。”众所周知，十进位制是中华先祖的伟大发明。无论邵雍还是朱熹，其易数渊源都是基于《易传》所讲的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即十进位制，河图洛书也是十进位制。强行把二进制同易经扯上关系，不啻是对易经的亵渎。二进制是一种只有两个数字的数字系统，过去认为其由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莱布尼茨于1703年首次提出。在电子计算机发明前，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莱氏发明的计算机仍然采用十进制系统。最新发现表明二进制发明或早于莱布尼茨好几个世纪。莱布尼茨见到朱熹改造的易图后，便以二进制附会易经的六十四卦，显示其发明与古老中国伏羲创造的易经相通。其在《致德雷蒙信》中指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图形，恰恰与他在二十多年前发明的二进制计数法相类似：阴爻－－可以用0表示，阳爻—可以用1表示。而易学天地之数中没有零的概念。莱氏之举无非拉上《易经》以标傍自己发明的重要性而已。但在邵子方圆图的圆图上，莱氏碰到了难题，按二进制转换的数字顺序一半顺一半逆，而茫然不知所措。按先天易却不存在此情形，自北按顺时针走向冬春夏秋周而复，生生不已。正如刘大钧所讲的，横图“于《周易》经传毫无根据”。莱氏由此附会的二进制跟易经自然没有关系。[3]2013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刊登一则消息，称生活在玻里尼西亚一个小岛曼格雷哇岛上的居民可能在莱布尼茨之前几个世纪便在进行着二进制的计算。在对曼格雷哇岛人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研究后，挪威卑尔根大学的人类学家AndreaBender和SieghardBeller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似乎混合了十进制与二进制的数学系统。这不但是数十年来发现的首个新的土著数字系统，并且是第一个已知在欧亚大陆之外发展出的二进制算法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