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58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相关精神，全国的工作方向确定为逐步的、有次序的把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
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乐安县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人民公社化，赵天丰所在的第五区成立了新寨人民公社。过了没有多久，原来的新营乡改编为新营生产大队，赵庄村则改为赵庄生产队。
新成立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的公社所有权以及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的社员分配制度。在原乐安县第五区，全区的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都由新寨人民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新寨人民公社下设的农业、粮食、供销、卫生、武装等若干部委，分级管理和组织军事化备战、战斗化生产、集体化生活，建立和推广了公共食堂，成立了大量的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青壮年在参加生产过程中老人和孩子的照料难题。
但是，人民公社建立后，客观上导致了一大批的干部无法得到有效安置。按照上级关于“鼓励参加革命达到一定年限的干部提早退休”的政策，赵天丰申请了退休。在新寨人民公社主任崔世鑫的大力协调和支持下，赵天丰办理退休手续后，接受新寨人民公社党委的安排，担任了赵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
这个时期正是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历史上称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各种想法和生产热情一样空前高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句口号了。赵天丰虽然呆在这个全国最普通的一个生产队里，但报纸上、广播里关于“亩产万斤粮”的宣传时时冲击着他的大脑。其实，他也听说过一些风闻，有些地方的干部为了显示其功绩，就把多少亩地的高粱、麦子捆成捆儿，全部都攒到一块地里，还故弄玄虚地叫几个孩子在上面行走，向不明真相的上级和外地考察团“表演”这些粮食作物的高产。对于这些，赵天丰最在意的却不是那些土地的亩产到底能不能达到万斤，他想得更多的却是怎样提高赵庄生产队乃至新营生产大队、新寨人民公社的粮食产量。
赵天丰想到了凤城农业技术学校，他想从那里应该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赵天丰想好，立即赶到新寨人民公社与崔世鑫交换意见，并请崔世鑫和自己一道赶往凤城去拜访农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们。崔世鑫作为新寨公社的掌舵人，亲眼感受到各个生产队上交公粮后社员们过的紧日子，他巴不得有办法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当天下午，两个人骑上公社的自行车，就上了凤城。
赵天丰对凤城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在这里结识了自己了革命导师、恩人、大哥——王书记，也是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再次来到阔别十几年的凤城，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凤城新区围绕凤凰山扇形展开，凤凰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经过一番曲折，赵天丰和崔世鑫找到了位于凤城西北角的农业技术学校。虽然不是学生放假的时间，但学校里还是显得比较冷清，两人一路穿行在校园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两个人纳闷的在校园里转来转去，忽然看见一处角落的房间的窗户开着。两人顿时兴奋起来，朝着这个房间奔去。
原来，这个房间里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正在认真的写着什么。赵天丰和崔世鑫敲门进来，首先向老先生行了个大礼，然后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老先生本就是这所学校的老专家，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的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这二人的问题，老先生深入浅出，讲得头头是道，赵天丰和崔世鑫听得如醍醐灌顶，受益颇深。在谈话中，赵天丰也得知，农业技术学校的大多数师生都已经被派到全市的各个生产队，亲自参加和指导农业生产活动，于是试探性的请老先生能不能再帮忙到新寨公社和赵庄生产队实地走一走，提出更加专业、更具针对性的工作对策。老先生慨然应允了。
考虑到老先生年纪较大，崔世鑫又从公社派出了马车专程接送。老专家亲自到赵庄的土地上走了一遭，和广大的农民作了深入的了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专家就提出了加强水利建设的三点意见，简单说就是“挖沟灌田、蓄水压碱、浇水应变”十二个字。这样的见识在******、大发展的时代，在人们更多的注重速度、而很少关注基础的大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比全国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约早了五、六年的时间。
崔世鑫把这“十二字”方针在整个公社范围内进行了宣传、推广，不少生产队也都不同程度的推动了这项工作，唯独赵天丰非常积极。
在华北，由于气候的关系，高粱、玉米等农作物每年只能种植一次。秋收以后，很多农户就像学生放假一样，享受着一年中最为清闲的时光。赵天丰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赵庄农田的水利建设。他把赵庄生产队的社员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开挖蓄水池、引水和灌溉沟渠，并把这些工作纳入到全年的生产队工作中，给参加劳动的生产社员比照参加农活来记工分，进一步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略带着一丝寒意秋风中，各个施工小组的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出大力，流大汗，男女老少齐参战”、“吃在地，睡在沟，完不成任务不回家”等口号彩旗飘扬在每一处工地。
就在这时，赵庄生产队接到了上级通知，要求对6岁以上正在读书的学生实行“半耕半读”制度，也就是半天读书，半天参加生产劳动。但对于赵庄的学生而言，由于学校离村子比较远，如果每天吃过中饭去读书，天黑前回家，那时间基本就浪费在路上了，根本没办法塌下心来学习。赵天丰经过反复思考，召集生产队、组的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相应的解决对策，并表明了自己想在村子里办学的想法。
办学，几乎就等同于从生产队的社员口中抢饭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办学要建学校，要请教师，都需要费用。好在当时对教师工资可以用等价的粮食来支付，但这就意味着要从生产队全年产出的粮食总量中划出一部分来给学校，再加上上交公粮，实际分到农民手中的粮食就可能减少了。赵天丰在会上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他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而且农田水利建设完成后，将大幅提高粮食产量，有效转变近千年“靠天吃饭”的悲惨局面。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举手表决，会议通过了村办学校的决定。
赵天丰交代生产队干部继续抓好水利建设进度，自己则亲自赶往了乐安，寻求上级党委和教育部门的支持。赵天丰在乐安主持工作多年，很多人都还熟悉，所以，赵天丰在乐安的行动异常顺利。乐安教育局不仅提供了一部分办学启动资金，还答应帮忙协调临近学校，选出部分老师到赵庄任教。
这一年虽然很忙，但喜事一件接着一件。水利建设基本完成，生产队队部改建的学校已经着手运行。但就在蓄水池封坝完工的这天，赵天丰亲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但由于一不小心，从岸边摔到了蓄水池底，一下受了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