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我姓曾”。中国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假日特别调查中的一次问答,让人不禁莞尔。仅此七字,一个质朴、勤劳、善良又有些木讷的农民形象就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让人顿生许多亲近感。
一笑之余,又觉得心酸。于答非所问,许多人以为那是故意装怪搞笑,很无聊;也有人认为那是没有文化的结果,很可悲;还有个别人以为那是想借搞怪出名,很可怜。事实真的如此么?我未处实地,不敢轻易下定论,但仅从报道中的只言片语,也可推知一二:被中央电视台采访,想不出名都难,至少在自己家乡那个小圈子里,会顿时名声鹊起,风光无限,还需要再多此一举、画蛇添足?莫非希望做个小丑博诸雅君子一笑么!一个人即使未上过一天学,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莫非幸福一词如原子物理一样难学难懂难记么?被采访时发自内心的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却是农民纯朴老实的本色,靠装能够装得出来么?所以,可以斩钉截铁的下个论断:之所以答非所问,于装怪搞笑、没有文化、想出名等等都没有关系,或许是过于紧张,把幸福错当成了姓“福”,或许是被生活的压力压的透不过气,以至只有姓“福”而没有幸福的概念。
或者要问:一位老实的农民,凭着自己的双手服务着社会,养活着家人,不敢说有多大的功劳,至少没有给社会添什么麻烦,仰不愧天,俯不愧地,面对媒体时没必要也用不着紧张。这是实在话,也是想当然的话。中国五千年文化熏染,使得大多数农民对“官”有一种本能的发自内心的深入骨髓的敬畏,即使是不得已与“官”接触相处,采取的也是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现在虽然政治清明,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那些深入骨髓的积习怕也一时难改,更何况官员队伍中也还有着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敢于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老百姓痛下杀手的败类。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虽然算不上是官,也未掌握生杀大权,但在农民的眼里,确是高于“民”近于“官”的,面对“上头下来的”人,积习之下,当然会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走错一步路,以至惹人笑话、生出事端。——这就是我们的农民,纯朴、善良、勤劳却又习惯于仰人鼻息、小心谨慎近于卑微的父老乡亲。
或者会问,以现在国家政治体制之民主,社会经济之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知高了多少倍,怎么可能会有被生活压力压的透不过气问题的发生?这也是实在话,但也是想当然的话!现在的农村,虽然国家给予了很好的政策扶持,甚至传承了数千年的“皇(公)粮”都被取消,甚至种田地还会有补贴,发展进步之快、变化之大,甚至都可以用目不暇接、天翻地覆来形容,但也不能说形势一片大好,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据我所知,于现时一位普通农民来说,仅是生老病死、儿女嫁娶、人情来往,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单靠田地,或者根本无法满足所需。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了(或者有人会说,农民在外乡打工,是因为“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或许是罢,但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一个农民,土中刨食,不但一样要应对着通涨带来的压力,而且还要单独面对着粮食蔬菜的不断贬值,不但一样有人情来往、要赡养老人、会生病送医,而且资源溃乏、富贵由天不由人,不但一样面临着为子女购置婚房、操办嫁妆的压力,而且还要独自面对“三斤三两三”的彩金,就象这样,怎么会能够没有生活的压力?一个这样的农民,整日操心着老人健康、儿女婚嫁尚且不及,哪里还会整天把幸福二字挂在嘴上、记在心里。你问他幸福么,他自然回答姓曾——那是他的本性,仅此而已。
但仅凭此,也不能说就是没有幸福感或者幸福的感觉很差很低,或许仅仅只是一时的走神,或许仅仅只是一时的紧张,或许只是一个看似笑话的误会,仅此而已,没必要妄加猜测,没必要上纲上线,更没有必要让一位朴实的农民任看客们笑骂指点。
最后,我也为当初自己的一笑行为道歉,较之那位姓曾的朴实农民,我实在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而且,遇贫穷而作骄态,就自己的人品修养来说,实在是已趋下流、不值一哂。
备注:上次回老家,陪母亲闲聊,母亲谈到农村婚嫁的开销,很是让人吃惊:男女双方经媒人介绍,一旦成功,给媒人红包至少一千,另外还需请几次酒饭。初步确定关系后,男方需到女方家“认门”,所带礼物为十二箱酒、十二条烟、十二桶油等十二个十二。见面礼,通常6万至10万现金不等。结婚前,男方要置一楼一底的院落一个(或者在县城中购买商品房),建成需要二十万左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有资格议定婚期。谈话中,我问起传说中的“三斤三两三”,母亲说,那也是见面礼,是用称来称的,大概不到十八万的样子吧。还有一种要法,叫做万紫千红一点绿,是一万张5元的,一千张一百元的,一张50元的,加起来也有十五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