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冯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总统，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前往南京。
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说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来，说什么：“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说，“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祺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曹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电吴“直捣两广”，吴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吴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未几，段祺瑞又“秘以副总统许曹”。并且亲往湖北犒师。冯国璋此时恐怕曹锟再次受骗，便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回到直系与李纯等人合作把局面转向和平。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亲信徐树铮诱杀。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离京回到故里河间。
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1919年 l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2岁。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作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的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的时候入私塾就读，成绩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但不久即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发现，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又顺利被推荐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聂士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个老粗，他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八千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一万五千元的中交票（折合八千大洋左右）。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的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独叨异数”了。
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
段祺瑞没有参与冯国璋的家务事，但他后来也来吊唁，据冯国璋的子女回忆，段祺瑞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的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这说的大概是他们分别做总统和总理那时的事了。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西凉军阀董卓是汉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北洋军阀袁世凯是清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董卓和袁世凯的乱举，加重了他们时代的灾难深重，民众痛苦难堪，水深火热。董卓和袁世凯试图“猴子称大王”，模仿那些诸侯夺取天下、称霸天下，威加天下的风采。结果是酿成他们自己遗臭万年的悲剧性结局。董卓和袁世凯的悲剧，主要在于逆势而为，而形势比人强，即使如董卓和袁世凯这般的强人，也难以与形势抗衡。董卓与袁世凯权倾一时，但不谙基本面时势，亦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