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山村
1。我是关老爷
……错！
五十年的时间于我来说就是昨天。我刚随部队拉练到这里，在山上——那座山还在。采榛子时遇见了邬氏。她刚中学毕业，两根大辫子垂到了腰下，一笑起来哈哈的（以至于我们一辈子也没说过悄悄话）。
邬氏家族是本地的大户，他们的祖先当初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也有说是清政府移民过来的，老家是山东的什么大柳树村。总之不管怎么说吧，在邬氏的祖先还没来之前这里还不是一个村子，更没有‘屋住沟’村这个村名。通过垦荒及占有原则村里的大部分土地至解放前都是邬氏家族的，基本上邬氏的家族史等同于村史。邬氏家里的谱书记载还曾出过一个县官的，但在上任的路上失踪了。邬氏的祖父辈是哥四个，没有女孩子，其中的老二被山上的野猪吃了；据说那野猪就住在后山的松林里。邬氏的爷爷挑过货郎担——邬氏父亲的做小买卖基因大概就源于此。冬天里没有鞋穿光脚踩过热乎的牛粪。到了邬氏的父辈家里才真正发达起来，所谓的发达就是家里有六挂马车，在县城里有一家名叫‘福增涌’的饭店及一家乌拉铺；在岭东的八岔沟镇上开了一家榨油坊，饭店里第一个大厨姓裴，在年三十邬氏的爷爷说煮饺子时看着点可别煮挣了（为了新年讨彩头，不能说破的），他回句有我老裴在还能挣，第二天一早就被辞退了。邬氏的父辈是哥七个，其中的老六在十三岁时被驴踢了脑门，不大一块伤，却要了他的命。长大成人的只有六个，各自娶妻生子后仍生活在一起，用邬氏的话说就是‘来伙那会儿……’共计三十二口人，雇有做钣的伙计，吃饭时只要坐到饭桌旁边就可以了……这些有点傲人的记忆在邬氏九岁时就结束了——就像我们家族那份奢华只停留在我父亲年少的记忆里一样。我家是满族，正黄旗，我的祖辈是戍边将领，其中有一位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牺牲了，在满清亡国前家里每个男孩子一出世就有八百墒地的而女孩子则是三百匹绸缎的，也因此我父亲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双手能写梅花篆字，人送绰号‘老饱学’。我的母亲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解放前我姥姥家在奉天城里有一条街的商铺，我的大舅则是开工厂的资本家。之后邬氏这个大家庭在合作化时被拆分。关于分家邬氏说，家里的柜子都被贴上了封条，一个警察带着两个当兵的赶着大马车刚走到下面大水泡子（至今仍在，只是里面的******了）那儿，那个警察就突然昏死过去了，忙拉回村上又好了；第二次来和第三次来情形是一样的，后来他们就找到一个在我们家扛过活的打听，他说老邬家没钱的，解放前都被胡子和国民党收拾多少回了。关于这个邬氏也是有记忆的，她说当时胡子在院外的四角架上了机枪，然后将房子点着，谁要来救火就打死谁！可是房子点着火后胡子们才发现点错了，把沟里房老四家的房子给点着了，忙又招呼人来救火……国民党拉锯时曾把邬氏家族的女眷关在一间屋里索要金银细软等，邬氏的大娘胆子小，被打一下便说墙缝里我藏了一个金戒指，屋角的地里埋着金条……邬氏的父亲还曾被国民党兵双手绑在马尾巴上拽出十多里远。邬氏家族最终被定为贫下中农。这时候邬氏的奶奶已去世，邬氏的爷爷由哥六个轮流养着，有工作组问他，大爷合作化好不好，他说不好吃不饱还量肚皮。一九六O年邬氏的爷爷九十二岁，看上了岭东一个寡妇，儿子们都不同意他就一个人拄着拐杖去相亲，回来时在东岭岗上摔倒就再也没起来。
邬氏的父亲排行在五，大家都叫他邬老五，曾主要经管过家族外面的买卖，个子不高，手大脚大眼睛也大，秃顶，为人十分地吝啬。邬氏说：来伙那会儿每年过年家里都要杀三四口大肥猪的，每口猪都有三四百斤，猪肉膘就一拃多厚——多少年来邬氏每说到这仍要用手比划一下的。我爹一回来就不让大伙吃瘦肉了，整的菜上面漂着一层肥肉膘跟豆腐似的；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总是把我们打醒，一哭一生气不吃饭了他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汢拉汢拉地吃……相比之下邬氏那位童养媳出身的母亲到有些闺秀气。她是下边西腰村老陈家的姑娘，三岁没了母亲，父亲嗜赌，常常把一张大饼拴在她胸前炕上放碗水便没了踪影，七岁时将她卖给了邬家做了童养媳，她的尖脚还是邬氏的奶奶给裹的。后来这位父亲用自个的铺盖做了最后一把赌注便彻底消失了，有人说他去了北边外，也有人说是饿死在路上了……邬氏他们更是没见过这位姥爷的。到了邬氏这辈家族的女孩是多的——亲叔伯姐妹共计二十一个。邬氏有三个亲姐姐的，其中的三姐在邬氏二三岁时便死掉了，这件事也只有邬氏的母亲一直记得，因此也一直喊邬氏为‘小四子’的。家里的人是不喜欢女孩子的。邬氏还有一位兄长，我认识邬氏时这位兄长已在远方的城市安家立业了。邬氏还有三个弟弟：二弟广发，三弟广财，四弟广富。但无论如何邬氏家族和我的家族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接下来也和人们传说的一样：我跟邬氏一见衷情自由恋爱了。略有不同的是，五十年前在这里‘自由恋爱’等同于‘搞破鞋’的。而事实上我们的婚礼——尽管不算什么婚礼，却是名副其实的。
与邬氏相恋两年后我转业，她和我一起回到了老家。我们先绕道去了我在城里的姐姐家，在那里我和邬氏照了一张——算是结婚照吧。照片是黑白的，但我知道邬氏穿的上衣是绿色格子的，脖子上围的长围巾是绿和黑相间稍大些的格子的；她的一手轻抚在我的肩膀上。那张相片和其它一些相片仍镶嵌在墙上的相框里。最初邬氏会对孩子们说：
“这是我和你爸结婚时照的。”
“那时你们真漂亮！”
现在大家对此都熟视无睹了；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已经无法从照片上找到我们的影子了。去年邬氏要把这张相片拿到照相馆扩大些被我拦了，她就把我们年轻时各自的一张头像拿去扩了，还配了金色的雕花相框，一进屋门就能看见。
我们回去后是和我的父母，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弟弟一起住的。接着传说中的婆媳关系日见端倪可察，这时我和邬氏不得不承认，我们高估了爱情，其实人类的发情和其它的动物没有什么不同！半年后邬氏一个人跑回了娘家；接着——与传说的一样，我入赘回来了。所不同的是在来回的迁徙中最初的爱已耗尽，在孩子们长大之前我和邬氏吵过多少次架、揍过她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而那个曾养育我的家在我一离开故乡时就发出了凋零的声音。
说是入赘其实我并没有在邬氏家里真正生活过一天，邬氏那个大家族分裂为六个小家庭后，邬氏的父母家和邬氏的四大爷家共住五间瓦房，也就是各住两间半，后因邬氏的二弟广发发疯时将大门楼拆毀，邬氏的父亲才在前面又盖了四间青砖小瓦的房子，邬氏每次回娘家就是回这里。但每次她父亲都得看着她空手走出院门才放心，必须的用品都是邬氏娘给‘偷’出来的，一旦被发现，邬氏的父亲会立即追回的。邬氏的父亲管嫁出去的女儿叫‘外姓人’。俨然一副家族管家的作派！我来到时邬氏的父母都年过六十了。
这个村子有十三个生产队，邬氏家所在的是第八生产队，因为邬氏家的房子西边有三间房的寺院，人们又叫这里‘北庙’，这个‘北’是以村政府为坐标的，而邬氏他们则称那三间寺院为‘西大庙’的。我的绰号也是因这庙而得的——人们说姓关的进到庙里就是老爷的。之前这里是没有‘关’这个姓氏的，也没有满族人。但**********一开始这庙就被扒了。
这里的人是不需要‘开门见山’的，既使呆在自家的院子里，躺在屋里的土炕上也能看见山，这种见是无意识的，没有谁会刻意停下来眺望一下远山的；更不知道远山的尽头是哪里。人们居住的房舍也大都随着山的走势依山根而建——按照地理术语讲就是‘条带状分布’。如果你要是听见这里的人说，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柳树沟、猫沟等，或沟里沟外岭南岭东岭北等说法千万别觉得奇怪。山上长的以可以养蚕的柞树为多，耕地也都是些稍平缓些的山坡地。
我来的第二天正赶上生产队分白菜，当时的生产队长是汪洪之，汪家在解放前是仅次于邬氏家的又一旺族，这个‘旺’主要是指家里哥们多又稍有财富。汪家老辈是哥三个，每家都有一处五间小青瓦的瓦房和长长的院子；但经历了国民党的‘拉锯’和土匪的抢劫，到土改时也跟邬氏家族一样被划为中农了，可战争的伤痕仍依昔可见，特别是在每个人的心里。汪洪之唯一的儿子和邬氏是从小到大的同学，他结婚时还是我给记的人情帐，每户随礼5角钱，也有几个老户人家是拿一元钱的。他的儿媳妇对我很有好感，我们险些演绎出一段婚外情来，邬氏至今提起这女人来还要咬牙切齿的。本地还有另一大家族是宁家，是个穷大家，解放前主要以扛活做工为生，但孩子却多。张家的情形和宁家的差不多，哥四个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才能穿一次。沟里还有房老四和房老五哥俩。房老四家是烈属，据说那时八路军来征兵没人报名，时任保长的史老三（住在房家的沟里面）就出主意，把村里的青壮年男人集合起来坐在炕上，然后在炕下猛烧火，谁要是坐不住就是想报名参军了。房老四见了便说，我家大儿子明天要结婚了，要不我就让他当兵去。史老三记下这话，在房家大儿子婚后第二天就被送去了部队……至今两家交恶。我来时史老三已经是个老头儿了，脖子上搭着个大烟袋，一只眼睛全都是白色的了，说话声音嘶哑，但走路时仍要努力挺着胸，双手背在身后，如当年在村里巡视般。有一年一个算命的告诉他说，五月份（农历）你不要出门，出门会破财的。他就在家呆到了五月三十这天上午，心想就剩半天了没什么事的就出了家门。在家门口看见一个挑担卖瓦盆的就和人家攀谈起来，无意中用烟袋杆一碰那瓦盆，一摞瓦盆就全碎了……我和邬氏就租住在史老三继子汪惜福家的里屋，朵朵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最初给这个大女儿起的名字是叫‘躲’，邬氏生孩子时难产，折腾了半天总算母女平安。汪惜福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三九天只穿着一条单裤，上下班都得小跑，一回到家就骑在火盆上，他和那些姓汪的不是一家子。这里还有一家姓赵的、一家姓何的、一家姓申的、一家姓令狐的——也是外来的姓氏，和这个山村倒是很相附，后来我们两家成了邻居。他们每家都有一群即将长成劳动力的孩子。白菜分到最后，大伙都问汪洪之有没有我的份，他眨巴半天眼睛，说关姑爷既然户口落上了就得有他的份……
五十年的时间于我来说就是昨天没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