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含烟这阵子可以说是喜忧掺半，喜的自然是杨淑怡的到来。两姐妹感情笃深，并不因距离的阻隔、时间的流逝而有半点生分，相反，却是越发自如和亲切，彼此间的深情厚谊真可谓历久弥新。
“淑怡，我一直都想问问你，”两姐妹一日雅兴不错，选了一家别致的茶社，边品茶边闲聊了起来，“你这么些年过得怎么样？”蒋含烟顿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边那个人。你和林家豪过得还好吗？”蒋含烟见杨淑怡略一迟疑，便赶紧握住好姐妹的手，“算了。如果你并不想多谈这些，就别说了。”
“含烟，其实，有时候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成为你作出重大抉择的决定性因素。”杨淑怡不自觉地说了起来，“我在去西北的火车上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想着，只要能活下来其他一切我都能忍。六七十年代的西北跟你和启源前两次去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三十多年前的那儿真的是一遍戈壁，满目荒凉。到那儿的知青，吃的、用的、住的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否则什么也没有，用当地的话讲是‘只能去喝西北风’。冬天干冷，夏天干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成几个月可以不下一滴雨，走几十上百里路可以不见一家人烟。初到那儿，荒凉、无助，甚至恐惧是大多数人的感受，尤其是女知青。国家发动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去那儿，为的就是开垦，说白了就是把戈壁变成良田，在那样的自然条件下谈何容易。我们在江南长大，又一直在念书，既没有见过那样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干重活、农活的体力和经验，哪里是说上手就能上手、想习惯就能习惯的。”
“为什么不回来呢？”蒋含烟不忍地问。
“唉，说实话，后悔也是后悔的，也想过要回来的。可是，没有办法。去的时候是自愿报名，有政府统一安排交通。到了之后，再要想回来，一则要得到组织的批准，再则就算是得到了批准也不知道该怎么个回法儿，根本不知道哪儿会有什么车或者别的什么交通工具能把我们送出来。刚去并不在县城，而是在兵团下面的连队里，更偏更远。第一次去的时候，火车、汽车、马车不停地换，到后来甚至还有成半天成半天的徒步路程，前前后后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我感觉那路途简直就是没完没了，好像永远都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要不然你说，我一去就是十年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不想家里的亲人，真的是太远了，交通实在太不方便了！”杨淑怡无助地摇着头，一时无语。
“我去的时候，林家豪已经在那儿待了快十年了。“杨淑怡略作停顿又继续说，”他是六十年代初高中一毕业就去的。他说我们去的时候条件已经算好的了，至少已经有了他们在那儿打下的基础。”
“你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认识的？”
“是的，他也是江南人。在那个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地方，老乡着实给人太多亲切和踏实的感觉。林家豪一开始就很照顾我，他后来也实话说了，一批去几个知青、哪里来的、有几个女的，他们提前都是知道的，在那儿待久了的单身男知青对将要到来的女知青从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对号入座的。毕竟大家都回不去，大家也都需要成个家。”
蒋含烟轻轻握住杨淑怡的手，此刻的杨淑怡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她不堪回首的岁月。
“所以，跟林家豪的结合更多的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跟爱的关系不大，我们几乎没谈什么恋爱，很快就结婚了。”
“他人怎么样，对你好吗？”
“含烟，其实，应该说这一点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后来经过林家豪的努力我们都进了县城学校，离开农场，不用再做农活了。他本人脾气也还好，知道照顾家里人，尤其对三个孩子，真的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好爸爸。最初条件不太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省给孩子们，条件再不好，也总是想着法子给孩子们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对我呢，知道我不能吃苦又学的是师范，一结婚就开始忙着到处托人把我调到学校做老师。他自己也很努力，进了学校后自知学历不够，在职读了大专和本科。他读的是成人函授教育，每年寒暑假都要那么老远跑到省城去集中面授，一跑就是五年，他硬是坚持下来了。当时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夏天还好些，冬天要是遇到恶劣天气，大过年人赶不回来都是小事，被风雪堵在路上那可是会冻死人、有生命危险的。唉，不过想想这些苦总算是没有白吃，你看他，现在已经是毕业班的骨干教师了。”杨淑怡说着，舒心地笑了笑，“可能就是因为他很会操心，我反倒显得不怎么贤惠了，家务活儿干得也很一般。”蒋含烟听着心底感到了些许的宽慰。
“如果说我和林家豪之间有什么矛盾或冲突的话，那就是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含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上海读高师的时候，看过不少西方启蒙思想家有关教育的论述，对教育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林家豪总是希望孩子听话，希望孩子考试成绩优秀，希望孩子今后有出息，所以，把他们看得很紧，不许乱动、乱跑、乱玩，除了读书就是听话。我呢，则希望多给孩子一些自由，让他们多去发现、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天性，去户外多接触自然、多接触人，也就是让他们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状况下快乐成长。林家豪经常为这事训斥我，说我让孩子们没了规矩。我很不以为然，成绩考得好、听大人话就叫有规矩，今后就一定能有出息啊！再说了，什么叫有出息？在林家豪看来只有今后谋得一官半职，有头有脸，甚至出人头地才叫有出息，我想的却是，孩子们首先得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长优势和兴趣爱好，以及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就是说一切都应该是他们自己发自内心的想法和喜爱，不能人云亦云，若不如此，简单追求林家豪所谓的那些个‘出息’，不过是在活给别人看。含烟，你也是学师范的，你倒是评评这个理呢！”
蒋含烟笑了起来，杨淑怡一说起孩子的事儿便滔滔不绝，“在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上，我和启源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应该说是比较接近你的观点的。我们都更关注孩子自身的感受，成绩不成绩的从来不去勉强，真正的本领、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一定是在生活的过程中慢慢积累和领悟出来的，哪里是坐在课堂里学点儿书本上的知识就能解决的。人的能力的培养是一种综合成长的过程，如果过分强调直线的、单调的、固化的结构性知识的输入，往往会禁锢了人的思想和可能的天赋。举个例子来说吧，曹凯中学遇到的那件事，其实涉及的孩子很多，有些就是因为父母亲本身不懂得教育的艺术，处理不当，致使孩子至今不能完全释然，留下了终身的心理阴影。曹凯呢，一则我们把他拜托给了你们，让他彻底离开这个环境几年，另外一点呢，我们在事情出来之初就不回避当着孩子的面谈论这件事，有些谈论还是有意设计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谈论，说出我们对事情的分析和看法，让他在我们的谈论中领会应该怎样综合地去分析和判断一件事的是非曲直。所以，还好吧，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没有产生过太大的分歧。”
“嗯，说的就是这个理呢。含烟，你看我们家玲子，那孩子成长得怎么样，我看你就挺喜欢她的！”杨淑怡喜滋滋地揶揄起好姐妹来，“她基本上就是按照我的想法去教育和培养的。这一点跟她是家里老小有关，她爸爸明显有点儿疼她，不再像两个大的那样去严管，这就给了我很多以我的方式去影响和引导她的机会。不然，你说谁家父母能让一个女孩子从小到大跟着个男孩子疯玩啊。我就认真观察过他们，他们在一起虽然说给人的感觉总是在玩，但是，他们的玩却是想着法子做他们感兴趣的事儿，成半天成几天地做，只要他们还有兴趣就不会停止，这是很锻炼人的。还有就是，他们总是把课本上学的东西放在一起讨论，有时还煞有介事地争论，还会变着花样去做实验、去验证，很快就领会了，更别说两个小家伙在一起还喜欢小模小样地互相关照和帮助。你说，他们这样相处，做家长的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去限制他们的自由呢！嗯？”
除了与杨淑怡畅谈的欢愉，蒋含烟这段时间还有一件烦心事儿如鲠在喉，这就是她喜忧参半的忧。
玲子当初站在蒋含烟面前，她着实吃惊不小，这姑娘出落得如此水灵，让她很是欣喜。曹凯回到上海读大学、工作已经几年过去，可凭着做母亲的直觉，蒋含烟知道自己儿子心里一直还装着玲子。他会很留心自己接杨淑怡打来的电话或者寄来的信件，偶尔杨淑怡寄些照片来，儿子看见照片上的玲子，那表情、那眼神分明就是一种爱，当然不会是兄妹的爱，更不会是朋友的爱。虽然儿子从来不多提玲子以及与玲子相关的人或事，但是，越是佯装事不关己越是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
蒋含烟原希望趁这次终于成功邀请杨淑怡带着玲子一起来上海的机会，至少能为儿子创造一些见到玲子并确认自己感情真实性和可能性的机会。但是，紧随其后而来的大志打乱了蒋含烟的一切计划。大志天天带着玲子出去搞什么夏令营，起早贪黑，几乎没有在家待的时间，好不容易回到家，人也已经累得半死。更闹心的是，儿子公司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没完没了地让曹凯不是加班就是应酬，眼睁睁看着一个假期就要结束，儿子和玲子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让蒋含烟尤其担心的是，她几次半夜起来，发现儿子定定站在玲子和杨淑怡房间门前，有一次她忍不住上前拍了儿子一下，儿子惊愕地转过身，眼里分明有水一样的东西莹莹泛着青光。
“淑怡，”蒋含烟趁着杨淑怡提起玲子的话题，准备对这事儿探个究竟，“玲子和大志的事是不是定了啊？”
“啊，定什么！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从来也没有分开过。”
“我记得上次你说他们大学毕业就会结婚的吧？”
“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我们自然不会有意见。”
“大志对玲子怎么样？我是说性格呀、脾气呀什么，就你做母亲的来看，这些方面合适不合适？”
“嗨，你还别问这些，我还就没见过像他们俩这么要好、这么合适的。有时候想想，他们那么小，哪里懂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爱情啊，怎么就会那么要好呢！哎，这可能也是我们家玲子的福气吧，大志各方面都挺优秀，又对玲子那么好，好得让人感动。曹凯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考大学那年，玲子摔了一跤，那一跤摔得真是惨啊，失了好多血！”杨淑怡现在想起这事仍然心惊肉跳，“当时我们都担心这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医院说存血不足，大志想也没想就让给玲子输他自己的血，输到最大限度他还要输，医院大夫不愿意了，说他简直就是不要命。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玲子真没了，大志只怕也是不想要命的。”杨淑怡实实在在将大志与玲子的好描述给蒋含烟听。她想，这些孩子都大了，马上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不好一笔糊涂账搞不清楚，她心里对自己的好姐妹是有愧疚和遗憾的，如果曹凯和玲子能在一起，对于她们一直以来的友情当然是最好的诠释。但是，感情的事毕竟勉强不得，自己曾经受过的罪、吃过的苦，总不能再在孩子们的身上重演。感情也好事业也罢，杨淑怡都希望尽可能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和心愿。
自从玲子和大志上了大学，杨淑怡对他们进行了不同于从前的认真的观察。当然，观察的机会只能是每年寒假孩子们回到家里过春节。
大志在上大学前就跟玲子约定，上了大学，暑假都要进行社会实践，虽然还没有具体计划，但肯定不会是回到家里天天无所事事、昏天黑地睡大觉，一定要利用暑假的时间多跑、多看、多实践，为今后走向社会开始独立生活做好必要的实习和准备。寒假就不同了，一则假期不长，二则全国人民都在这个时候各自奔赴回家，与家人团圆，他们也必须回到父母的身边，“一年到头父母也就这个时候的幸福感最强、最高，不可以让他们失望。”大志说。所以，大志和玲子上大学后的基本规律是寒假回家团圆，暑假社会实践。
杨淑怡清楚记得，第一个寒假两个孩子几经周折终于回到离家几步之遥时，玲子的感情突然崩溃。她毕竟还只是个孩子，一个女孩子，之前从未离开父母半步，整整半年没日没夜地思念，在这一刻再也抑制不住，也无需抑制。站在离家几步之遥，玲子是一步也迈不出去，就立在那儿，不走不动，放声号啕起来，相见的喜悦和思念的痛楚交织得她再也承受不起。连一向讲究父母之尊的林家豪在那一刻也动容地没有顾上加件外衣便冲进寒冬腊月天，去迎接玲子和大志了。大志将一步也走不动的玲子一路抱进了家门，杨淑怡当时有一种错觉，觉得那是嫁出去的女儿，被夫君第一次以人妻的形式抱了回来，心中无限感慨。玲子平静后大志拍着玲子的脑袋说，“看来你的童心还很重啊，怪我平时对你训练得还不够！”玲子用哭肿了的双眼瞪大志，“永远别想取代父母的情！”大志讪讪地，“谁想取代了，但至少应该让你能够从容处之吧，否则不就是我的失职嘛。”杨淑怡发现，之后玲子每年寒假回来真是一年一个样儿，小女孩的稚气在大志的呵护与陪伴下基本不复存在，逐渐多了少女的灵秀、成熟与端庄。为此，大志还私下悄悄问杨淑怡，“阿姨，你觉没觉得玲子长大了，越来越像女人了，而且还是识大体、懂大局的知性女人？！”两个孩子也从之前相互厮守的玩伴显然变成了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相爱至深的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