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接着说我的事吧，有一天，我家邻居给我提了个女孩，告诉我“那孩子长得才漂亮呢，你见了一定能同意，家里条件也好，她爸爸开了个钟表商店”。又详细地讲了这家人的情况。
我知道这个人，这一家人。我上小学时，我的家不在现在住的地方。那时，我家楼对面的楼上，住着一户只有两个小孩的人家，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长得都很漂亮，总是穿着干净的没有补丁的衣服。那男孩同我差不多大，经常在我们面前吃饼干，还故意馋我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家里只有两个小孩的人家很少，大多数是四、五个孩子。那年月，职工工资都差不多，孩子少的人家经济上要好得多。我们这些穿着肮脏的带补丁的破衣服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过年的时候也吃不上一块饼干，看着这小子吃饼干就有气。有一天，他又在我们面前很得意地吃饼干，我们合伙打了他一顿，还把他那一小包饼干扬向了天空，这小子哭着走了。他记住了我，因为我最有名，又是我先动的手。打他这类不敢还手的小人物，我只是打一拳，踹一脚，起个带头作用，不会动真气使劲打他的。
过了两天，他爸爸，一个非常和气的南方人，戴着厚眼镜的修表匠来找我，很诚恳地求我，别打他儿子。
我瞪大眼睛大声告诉他，是你儿子先来馋我的。我一点不害怕，我那时打的人多了，没有谁的家长敢来打我，都是来找我父母告状。
他弯着腰，和气地对我说：“我儿子不懂事，你别和他计较，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看我面子，别再打他了。”
听他这样说，我只好点点头。
他接着对我说：“我会修钟表，你家里钟表要是坏了，我免费给你修。”他还说认识我爸妈。他如果直接去找我爸妈，我一定被暴打一顿。
我早就知道他在附近的钟表店上班，我还看到过他眼睛上夹着一黑色的罩状的东西在灯下修表。以后的日子里，我家里的钟表从来没坏过，我真希望坏一次，我好在家里人面前逞逞能，找他给修好。
我没有再打过那钟表匠的儿子，当然他也没有再敢馋我，他总是离我远远的。在我们的帮助下，他懂得了炫富是危险的。
听说是这钟表匠的女儿，我连看也没敢去看。我后来还是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见到了钟表匠的女儿，非常漂亮、非常阳光、非常有品味。
走在街上，我多次见到过那钟表匠，他一定不记得擦肩走过的这小子，曾经为了一点小事教训过他唯一的儿子。他看上去有些老了，还是一副和善的样子。
有一次，我真想走过去，同他说几句话，忆一下当年，然后“哈哈”一笑，真诚地说一句“对不起”。
想想又觉无聊，还是离人家远一点吧，什么好事呀！
说三代出贵族，我理解贵族就是有教养的富人。我读再多的书，有多少钱，也不会成为贵族，我的孩子体内流着我的血，也不会成为贵族，我孩子的孩子一定会成为贵族，就像那个戴着厚眼镜从骨子里就有教养的和气的钟表匠。
走在街上，时常看到少年时被我无端欺负过的人，这种人用又恨又惧的目光看着我（也有不看的）。每到这时，我就忍受着愧意，做出大度又友好的姿态，对他们点点头。我怕他们看出我已经不是战士了，给我找点麻烦。就是碰到当年的对手，我也友好地点头示意。他们见我示意，也慌忙点头还礼。战士谦恭不是畏惧，是超脱。他们懂。
打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少年人的事情），可那种情结还在我心中，我甚至有些怀念那时候，为某一次战斗未能获胜，深感遗憾。如果再坚持一会，如果准备得充分一些，一定能打赢。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到了，啤酒厂还是老样子，每天把大米和大麦打碎，掺在一起，比例是一个大米，三个大麦，通过管道输送到罐子里，加水、加温、发酵，再装瓶出售。发酵时间要四十多天，一市斤粮产五市斤左右十一度的酒，酒度越高越费粮。啤酒总是供不应求，厂里狭小的通道，每日里被来买酒的车挤得满满的。
厂长、管业务的科长，还有工人都很忙。我整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像鲁智深说的“淡出个鸟来”。当然，厂里整天无所事事的人不只有我一个，我的科长也什么事没有，还有新来的书记、副书记，我隔壁组织科、纪检委、团委还有工会的人，都没有什么事。有事也是找点根本不需要做的事做给别人看。
我真弄不明白，一个造酒的企业要这么多非生产部门干什么？
安全科刘科长，经常把主管局或是与安全有关联的上级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厂里来检查安全工作。一年前，他在生产科当安全员的时候，我从没听说上级来人检查安全工作。财务科邓科长在走廊里大声说“老刘就怕他这个科长当不长，没事就把上级找来检查工作，就怕厂长认为他没有用，把他撤了”。刘科长太老实了，不敢惹邓科长，听到了，只是一笑。
管消防的老张，比谁都清闲，专职管消防，还有一间远离主办公楼的办公室。一个啤酒厂，也没有起火点，他整天神仙似的，背着手在厂里闲逛（他有权到处逛，那是在寻找火灾隐患），经常停在人多的地方，说几句风凉话，多是对时政不满，骂大领导的泄气话。然后，偷几瓶啤酒回家，没有人在意他晚来早走。
我早就听说过老张的故事。他四十左右岁，早年读高中的时候，****开始了，每次提到****，他都“气交愤于胸臆”。
“小黄，六六年的时候，我在市第一高中学习成绩排前三名啊！上什么大学我爸都和我想好了。**********开始了，不让考大学了，全体下乡当农民，老三届无一幸免，我在农村种了五年地呀！**********把我们毁了。”有一天，老张把我拽进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瓶酒，自己也开了一瓶，他嘴对着酒瓶子，猛地喝了一大口酒后，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对我说。
“老弟呀！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上那个破大学，我当年请都不能去。”他在为自己惋惜，一会叫我“小黄”，一会叫我“老弟”，我不动声色，一边喝着他的啤酒，一边听他怨妇般地泄愤。
“小黄，你说这国家，把企业分为国营、集体还行，怎么把人也分为国营、集体呢？国营、集体不准混岗，我这个集体职工连科室都进不去，我现在干这活，还算是最好的，这不是跟南非的黑人一样吗（那时候，南非国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不能到白人的工作区工作。我国大企业都是国营，小企业都是集体，职工入厂时入了国营企业就是国营职工，入集体企业就是集体职工，终生不能更改。国营企业的职工可以去集体企业工作，集体企业的职工不准到国营企业工作。最要命的一条是集体企业的职工不能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不论你如何优秀，这辈子也当不了局长、校长，连到局里当个小职员或到学校当个普通教师也不行）！”
他曾给我讲了段****时的经历。
“我十六岁那年，跟师父学武术，****开始了，不让练武了。”
“让呀，我小学时还学过呢。”我对他说。
“你那是哪一年？我说的是一九六六年。”
”为什么不让练武？“我问。
”不知道，就不准练。“
“不让练就不练啦？偷着练呗！“我说。
”谁敢？敢练抓起来。就是家里有旧书、旧文玩都得毁掉。“我瞪大眼睛听他往下说。
”我家邻居是地主出身，不舍得把家里的旧书和前朝留下来的瓷花瓶、铜佛像毁掉。找我妈商量，想把那些东西寄放在我家。我家是贫农，搜查队轻易不会来搜。我妈同意了。
一天黄昏，一队由十六、七岁，手拿铁锹、洋镐臂带红色红卫兵袖标的男青年组成的搜查队，在街道干部的引领下，到地主家搜查来了。屋里屋外，挖地三尺。
我妈吓坏了，生怕到我家来搜。她惊慌得四下寻找，抓起佛龛里的彩色泥塑佛像，用力摔在地上，空心的彩塑像碎了。又发现一捆香，情急之下，她把那捆香塞进了炉子里。香遇火冒出了黑烟，香味飘到了屋外。搜查队员闻到了。我听到有人喊，‘啊！这家还敢烧香（烧香拜佛是严格禁止的），进去看看。’
一人抡起铁锹拍碎了我家的佛龛，藏在柜子里的地主家的书和前朝旧物被搜出来了。吓得我和妈妈大气都不敢喘。搜查队员当场砸碎了花瓶，把书扔在院子外的小路上，放火烧了，连同我家书架上的几本书，只给留下几本《******选集》和鲁迅的一本杂文集。又回来刨了我家的土炕，看看炕洞里还有没有存货。走到时候带走了那两个小铜佛。”
****初期我还小，记不住这些事，听他讲怪有意思的。
老张经常有文章见报，他的杂文，散文都写得很好，市委宣传部，市报社都曾想要他，就因为他是集体职工，去不了。试想，当一个人在少壮时，就知道自己这一生注定了没有前途，是什么感觉？
我很同情他，建议他给上级写封信，把情况反映一下。
“早就写过了，石沉大海，没有用。”他有些绝望地说。他还年轻，应该等待。这么明显不合情理的事，国家会纠正的。他的水笔字在厂里是一绝，经常帮工会写大字。我们厂是国营带集体，当领导的都是国营职工，当工人的都是集体职工。集体职工不能成为国营职工，只能当工人，这是国家政策规定的。
我到了四十岁也没明白，国营企业同集体企业有什么区别。我问过很多人，是不是在税收上或是管理上有什么区别，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好像除了人员不能混岗别的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