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了（准确地说是大专），分配到市啤酒厂党委办公室，当了个小职员，整天抄抄写写，看书看报，喝茶水(茶叶是用卖旧报刊的钱买的)。
有一天，团委郭书记像是无意间同我提到党委关书记（他是党委副书记，我们这地方不提副字，都喊他关书记）有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长得还行，问我想不想看看，我当时就拒绝了。为了避免郭书记疑心，我告诉他，我有个中学女同学和我挺好，只是还没有定下来。他好像还想同我再说几句，见我没兴趣，也就不说什么了。
我对关书记的印象不太好，他长着普通男人的样子，也说不清长得好还是不好，我猜想他闺女也好不到哪去。
那时候，每个月都要开一次厂内支部书记会。有一次，我电话通知后，就去布置会场。就是将几张桌子规则地摆在一起，找几块台布遮上，再找几个水杯。台布就是那时流行的包小孩的线毯子，我在柜里找了几块线毯子，发现不太干净，有几块的边缘部分有明显的黑乎乎的污物。我们办公室管档案的李大姐告诉我“挑干净一点的就行，开完会还得埋汰”。
会议开始了，我拿着小本子做记录。会议的内容肯定不重要，不管什么内容，我都要带着纸笔，装模作样地记几笔。这时候企业已经是厂长负责制了（这以前是党委负责制，书记是一把手，各车间也是书记说了算，改厂长负责制了，厂长是厂里的一把手，车间主任是车间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车间书记都靠边站了，虽然靠边站了，也得找点事做），支书就管发展党员，评优秀党员，没有具体的行政事务。
这种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会议，一把书记是不参加的。关书记主持会议，他讲了会议的内容后，就让几个支书表态，我坐在他身边记录。他的两条腿不停地抖动，过了一会，他低下了头，抓着线毯子边缘部位擦皮鞋。我这才明白，线毯子上的黑乎乎的污物是擦皮鞋的结果，一定还有人这么干。我抬起头，假装没看到，可还是不自觉地又看了几眼，他擦完了一只，又擦第二只，他擦得很从容，很认真。
那一刻，我暗自庆幸没有去看他女儿，如果我没看好，这人一定不会谅解我。
党办汪主任坐在关书记另一侧，他一定也看到关书记用桌布擦鞋了，这家伙没事一样，看着桌上的小本，假装记几笔。我知道他一句话也不会记，我了解他，他根本不会把这会当回事。汪主任大我十几岁，同一把书记有点远亲，仗着一把书记做后台，不太买关书记的账，关书记也没办法，有些指示就直接找我。关书记不是可欺的人，只是力量不足。我是小人物，谁也惹不起，只能努力平衡着关系，暗地里期望他们打起来。他们打起来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就算两败俱伤，我也不会从中渔利。我那时太年轻了，企业中层以上干部，不过三十五岁，根本排不上。我当时主要是想看热闹，我不喜欢平静。
我同汪主任坐对桌，他个头比我高一些，直面对着我时，我看不到他头顶，他一低头，我就能看到他头顶那没有头发的发亮的圆心。他没有多少文化，就会写新闻稿子，厂里的我认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稍作归纳就上了本市日报的头版。他哥哥在日报社当编辑，如果没有这个哥哥就难说了。他从不读书，经常读白字。有一次，在全体干部会上，他读新刑法，“儿女有瞻养父母的义务。”说有干部听了都不做声，设备科长坐在我身边，他凑近我，低声问我：“小黄，不是瞻仰遗容吗？怎么瞻仰父母了？”我笑了，小声说“口误，赡养”。
汪主任在厂里有几个有实力的朋友，都是四十左右岁的中层干部，他们结成团伙，对抗领导，打压下属。
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关系也就日渐密切，在他与关书记的较量中，我有一点偏向他，希望他能最终胜出，我也知道他离胜出还远着呢。关书记用线毯擦皮鞋的场景总在我的脑子里闪现，每次闪现，都加重了一层我对他的轻蔑之心。
党委一把手罗书记看上去很老了，他自称五十八岁了，再有两年就该退休了。有人说他去年就说自己五十八岁，他究竟五十几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问。那时候，国家虽然规定六十岁退休，可不太严格，装糊涂多干两年也行，只要主管局局长认为需要，就可以多干几年。
罗书记自知烛头不高了，逢人就现出笑容，说几句好话。我们党办的李大姐快五十岁了，还是个科员。有一天，罗书记到党办来，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赞扬了李大姐，最后说：“老同志是厂里的财富呀！”
我听着就想笑，是财富您还不提拔提拔，糊弄谁呀！
关书记比罗书记小几岁，如果提前接班，能多干几年。我看他有点着急，想接班。汪主任私下告诉我，“他没看上‘书记’，他想当厂长，正活动呢。”
我们厂长姓石，是一年前从轻工局属下另一个大厂的副厂长位置上调来的。这家伙做事手有点软，总想以妥协换和平，同谁都一团和气。
汪主任团伙发现了他这一弱点，合伙挤兑他。财务科邓科长是这团伙中的骨干分子，有一阵厂里有传言，说他要调走，到另一个大厂（啤酒厂是中型企业，营级党委，大厂都是县团级）当财务科长。
邓科长看样子真要走了，抑制不住的兴奋挂在脸上，到处打招呼。汪主任告诉我说，他找石头儿（我们私下里这样称呼厂领导，因为他们年龄都很大，另外我地方言叫老大为头儿）谈了，石头儿说不能挡着你高升，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石厂长真是个石头脑袋，让他站什么岗呀！还不赶快放他一个月假，告诉他，“办手续去吧，工资照开。”然后迅速任命一个代理科长，或是指定一人主持工作。邓科长就是不走，也没有位置了。我听到一些年长一点的干部这样说。
我也替石厂长着急，转念又一想，人家都混到这一步了，一定会有手段。
又过了些日子，邓科长不走了，说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厂。大家猜测说，一定是没协调好，那厂子不要他了。听说石厂长对邓科长说“不走也好，那就好好干吧”。邓科长折腾了几天，还是财务科长。
八十年代啤酒在我市是快货，供不应求，厂长的主要工作是批条。那时候，商店、酒店有啤酒卖就挣钱，卖造酒原料的人找上门来推销，供销两旺。厂长只要管好厂里的人，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就行。
石厂长不会管人，厂里的秩序有点乱。每天下班后，他都要背着双手在厂里转一圈，看一看边边角角，像非洲草原上，在自己的领地上巡视的雄狮。有一天晚上，他抓到了几个喝酒的工人。第二天上午，厂大门口明显处，贴出了告示，几个喝酒的工人，每人罚款二十元。他们那时每人每月的工资也就四十多块，罚二十块钱，不少了。
“一个大厂长，抓几个喝酒的工人，真是没事干了。”那些天，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说。干部、工人没有一个叫好的。还有人说他抓这几个人的手法有点下作。
说是石厂长值班那个晚上（因为有上夜班的工人，厂里男性干部，每月一次晚上在厂里值班，负责处理夜间突发事件），躲在仓库楼上，向下看。几个库工按惯例围坐在一起，摆上饭菜，拽过一箱啤酒就开始喝（厂里有食堂，因为不让喝酒，每到夜班，男人都把饭菜打回来，找个角落喝酒）。
啤酒从生产车间到仓库，有一传送带，啤酒在周转箱中，从一个洞中传送进仓库。两个工人站在传送带的两边，一替一箱把周转箱取下，摞在一边。在孔洞的那一边，有一个机械的计量器，箱子经过那计量器，就刮一下计量器下面探出来的铁条，计量器上的显示数字就增加一箱。我看到工人用手把计量器掰了一下，伸手拽过一箱，这箱酒就没有显示。看到这计量器，我就联想到那年去烟厂，我那同学站起来，用后背遮住了探头，另一个人用脚顺地面踢过一条烟，说“快拿走”的场景。
晚饭时间工人喝酒是习惯，领导通常在这个时间不到车间去。
老书记在职工大会上公开讲：“我们做啤酒的人，喝点很正常，别喝多了耽误了工作，别往外偷就行。”
石厂长是厂里的一把手，他得做做样子。如果是科长级的人，抓职工喝酒，不挨打，也得挨骂。工人为工作的事骂一般干部就是白骂，只能教育，没办法处理。工人打一般干部几下，也就是罚点钱。通常情况值班人员就在值班室睡觉，不下楼。
我也很爱喝啤酒，每次轮到我值班，我就找几个熟悉的工人一起喝酒。我知道几乎所有上夜班的男职工都在喝酒，他们聚集在变电所、锅炉房、冷冻室、前酵、后酵、仓库等地方。机灵一点的工人喝酒之前，到办公楼里看一看值班黑板，如果是厂长、副厂长值班，就收敛一点，把门关紧。
变电所、锅炉房、冷冻室这些没有啤酒的地方，只能到有酒的车间去拿。去一趟要尽量多拿一些，拿少了不够喝。一般用水桶或大水壶到后发酵室把酒打回来，如果到装瓶车间或成品仓库拿瓶啤酒，一次拿得太少，目标也太大，没有人爱去。另外，瓶装啤酒经巴氏杀菌，酒是热的，不好喝。后酵的酒是凉的，口感好。菜总是很简单，花生米、海带丝，茶鸡蛋算是好的。喝到八点多钟，我就回值班室睡觉，他们继续喝，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喝到零点下班。看冷冻机的李师傅，每次上四点班（一个星期倒一次班，早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四点上班，零点下班；零点上班，早八点下班），都要坐在窗前，等到五点钟以后，领导都走了，就用一破工作服搭盖在一白铁打的水壶上，遮住水壶，到后酵打一壶酒，回来自己慢慢喝。冷冻机只要别忘了加机油(很多天也不用加一次油)，就不会有问题，看冷冻机是最清闲的活儿。
厂里规定，所有夜间值班人员都有权制止喝酒，如果发现喝酒的，有责任上报到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