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总闲着，要有点事做。为什么说“闲得慌”呢？是因为人一闲着就会感到心慌。
我每日坐在少人光顾的店铺里，等顾客****。我不喜欢到隔壁同行的店里和他们打牌，我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或是上网看看新闻、微博什么的。网上看书太累眼睛，我习惯阅读纸制的书。
我喜欢读诗，喜欢读诗的人和不喜欢读诗的人思维一定有差异，差在哪？我说不好。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我不解”半“字是何意，书上说指半夜，我以为不妥。”更深“即半夜，古人断不会用两次。这”半“字，当是”伴“字的笔误或通假。解释为月色伴着人家更有意境。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儿童”是指“少小离家”时的童年伙伴？还是“老大回”时见到的儿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逻辑成立吗？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没有千里马，哪会有伯乐？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就是在与书中的人物对话，我没感到孤独。
群处图的是热闹，方式是打牌、喝酒。说读书能滋养心灵，其实，打牌、喝酒也能滋养心灵。人的心灵有需要用书来浇灌的，有需要用酒浇灌的。人心的质地不一样，需要的养分也不一样。
麻将和纸牌浇灌的心灵与书籍浇灌的心灵，结果是一样的吗？一定不一样，一个长草，另一个开花。
开商店以后，我对世道人心有了进一步认识。回想起当年，当组织科长的时候，自以为很神圣，境界比小商人高，以为他们一天到晚为了几个小钱算计着别人。
现在想来，小商人才是活在当下踩在坚实土地上的人。
组织科长的工作其实和小商人一样，不同的是一个算计别人的前程，一个算计别人的口袋。算计别人的前程于己的关联不大，所以显得很神圣。算计人家的口袋关乎自己的口袋，所以显得很卑陋。
我算计了很多年别人的前程，结果自己没了前程。现在，我为了自己的口袋，开始算计别人的口袋了。我不是为了算计人才算计的，我是为了生存。
刚开店的时候，我天真地以为坚持诚信原则就会有好结果，不久我就发觉不对。
我的店太小，不能到正规的大厂家进货，只能进不正规的小厂的货。小厂的货价格便宜，质量没有保证。有些顾客又指名要大厂家的货，为了留住顾客，我只好高价到大商场进货，几乎是原价卖给顾客。
有一天，一个小厂家的业务员告诉我“大姐，你做几个大厂家的标牌，把小厂家的标牌换上就行了（市场上什么假牌子都能买到，只要提供样品，三天就能做出来，且价格公道，质量也很好）”。我勉强同意了。
过些天，有人要买四台大厂家生产的变速器。我给附近一乡下小厂打了个电话，让快点送来，我哥哥把标牌换上了。卖价两千八百元一台，我每台挣了九百元。真想不到挣钱这么容易。只是这些廉价货爱出故障，买主经常找****来。我雇了个维修工，承诺出了问题包修。
以前，我愚蠢地以为女人比男人有品位，知谦让，重荣辱。开商店以后才知道不是这样。一些妇人为了争一点小利不顾颜面，翻云覆雨。谈好的价格找点理由就反悔，一点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动一下手轻易就能解决的事，也要把我找去，夸大问题隐患，目的是为了要回去点钱。虽然是少数，可这几个少数人就够我心烦的。男人要宽容很多，就算对商品不太满意，也能将就使用（也有个别的）。读书时，老师说“妇人当道，天下必乱”。我听后还有些愤怒，认为他在侮辱妇女。
现在，我年逾半百，已经是老妇人了，放眼看世界上那几个“当道”的姐妹，深有感触。
乌克兰、泰国的女领导不但搞乱了朝纲，还殃及自身。何哉？我以为妇人当道易召嫉。好事者没有事都惦记找点事，况“当道”哪能没有事！
还有性格因素。看电视台举办的“斗地主”扑克大赛，女子组就是没有男子组出手果决，算计得深。这些妇女轻易不要牌，一味求稳。来把好牌要一分、二分，就不敢要三分，屡屡失算。哪里做得了主帅！
我知道有人会提撒切尔、默克尔两位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家那是个成熟的社会，非发展中国家可比。
政治斗争波云诡谲，谁拿捏得准？
我喜欢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谦和的样子。每见到她微笑着出现在荧屏上，我都为她的前程担忧。看韩国前几任总统，被杀、下狱、跳崖，下场鲜有好者。
朴姐六十多岁了，还站在风口浪尖上，时常同东、西方政要打交道，努力破解这些顶级聪明人神秘、亲切笑容后面隐藏着的深邃心机，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对方算计，伤及民族利益，使自身陷灭顶之灾。
下次上山拜佛的时候，我一定替朴姐请柱香，求佛爷保佑她平安。
每到年节，我给大顾客送礼，小厂主给我送礼。开始给人送礼的时候，我不懂行情，愚蠢地买了些啤酒、饮料、冻鱼。兴奋地打电话让那些经常来给企业购物的业务员来取。人家一听，冷冷地说，“不会喝酒，不要。”
礼怎么这么难送？我问于溪存。他告诉我送礼要送好东西，能打动人心的东西，还要超值。比如这人值两千元，你给他五千元，准能一锤定音。别送啤酒、冻鱼，那破玩意谁要？送茅台、五粮液，他肯定要。别送两瓶，送一箱，他会算账，不会让你吃亏。
花可陶告诉我，孩子小时候想当“三好”学生。她给老师送了两千元（那时的行情是五百至一千)，孩子不但当上了“三好”，还成了班干部。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果然非同凡响。我还特意给水务公司的业务员送了一份，免得他怨恨于溪存。我曾经鄙视过这行为，现在我做得有滋有味。
这几年，书店里的正版书价格有点贵。前天，买了本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才三百多页，就标价二十九元八角钱，还不打折。打工仔和种田人是不会买的，其实，他们的心灵更需要浇灌。
图书市场怎么能商业化呢！要鼓励大众读书，就要把书价降下来，财政要给补贴，用纳税人的钱，浇灌干渴的心田。国民爱好读书，社会一定稳定、和谐。比如：唐、宋。书价过高，也是盗版书泛滥的原因，打击盗版书又这么难，把正版书的价格降下来，就没有盗版书了。
刚才，黄秋丛来了电话，让我晚上到辽河边上一个叫“百花总汇”的海鲜馆赴宴。哈哈！这些文人雅士怎么选了这么俗店名的酒店？一定又是谁的朋友开的。现在的酒店价格和品味都差不多，上哪里吃都一样，我们要的是气氛，酒菜的质量不重要。
我们这些同学每次坐到酒桌前，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上次喝酒时，黄秋丛对刘云说：“老刘，你今天怎么漂亮了？”憨直的刘云听后起身走了，一会儿回来走到黄秋丛身边，俯下身，一本正经地轻生说：“我刚才上厕所照镜子了，发现我真漂亮了。”黄秋丛听了，猛地“呸”了一下，大声说“你臭不要脸，你还能漂亮？我那是逗你玩”！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对刘云印象挺好，如果他没有追上欧水融，就不会有闲话。还有一次在酒桌上，李锦下不喝酒，有同学劝，柳荷衣上来解围说，“别劝了，人家可是良家妇女呀！”花可陶听了，假装严肃地问柳荷衣：“怎么她是良家妇女，我们几个都出墙了呗？”座中人一起指责柳荷衣，罚了柳荷衣三杯酒。还有一天，黄秋丛说有点事，晚一会到，你们先喝。丁文滋听了，搬过一箱空啤酒瓶，分别放在几个人的腿边，说，“一会虫子来就说咱喝的，罚他几瓶”。一会虫子来了，冷眼看了看几个人腿边的空瓶子，问丁文滋：“这些是你们喝的呗？”丁文滋很平静地点头说“是的”。又问于溪存，于点点头，“嗯”了一声。我看着黄秋丛，以为他上当了。他突然变色大骂，“你们几个王八蛋，还糊弄我，这瓶子都是干的，一点沫没有，一看就好几天了。”我们听了“哈哈”大笑。冷临窗一拍大腿，对丁文滋说：“用啤酒涮一涮就好了，这小子是啤酒厂的呀！”
今天晚上，我进酒店门就先交一千元酒钱，免得结账时，又让于溪存或是花可陶抢先了。前些年，他们因为我穷，总是抢着把帐算了，于溪存还替我交过随人情的份子钱。我不能总欠人家的呀！
我这小店开业两年了，生意还不错。于溪存的单位每年都能买我几十万元的货，再零售一些，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商店，只有十万来元的周转资金，每年也能挣二十万左右，新顾客又不断增加，前景光明，我知足了。
生活又现出了勃勃生机，我的心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恍如梦中。像莎士比亚说的，“我的太阳曾在一个清早，带着辉煌的光华临照我的前额。”
我的前额一定发亮了。
生活似乎一下子变得简单了，我每天只想着钱。上货、理货、卖货、收钱。开业时借的债，早就还清了，又补交了这些年欠的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也逐年提高，现在每月涨到五百多元了。花可陶借了我六万元钱，我给她利息的时候，她坚决不要，我只好给她买了件几千块钱的衣服。我自己也没舍得买那么贵的衣服呀！欧水融还给我介绍了两个客户。我这商店全凭了大伙的帮助。我想，再过一年，我就是谁也不依靠也能把这买卖支撑下去。
我那失了业的哥嫂，也来我店里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就是我的雇工。我每月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付给他们工钱。每人每月一千八百元，中午供饭，还给他们买了养老保险，他们和我父母都很高兴。
我就这样当上了老板。
我现在什么也不怕了。明年，我想把房子换了，换个大的，一百多平方米的。今年，我市商品房的价格是四千多元一平方米，加上装修，怎么也要六十多万元。这旧房子还能卖二十左右万，钱够了。
儿子二十五岁了，该找对象了。不能让姑娘看咱们家寒酸。为这个，我也要把房子换了。
我心里不平的是我家相公，我真不爱提到他。他时常阴阳怪气地同我讲话，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两年前，他因为我失了业，没有钱，经常嘲笑我。现在我咸鱼翻身，他又怕不继续嘲笑我，我会认为他俗气。他在是继续嘲笑我好，还是收敛一些尊敬我点好之间摇摆。我不动声色，假装看不出他的心思，静观他的表现。我知道他不在乎我的去留，别看我挣了两个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