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城夏天来临的前一天，李田芳第一次被通知了服饰改革的部分内容，他旋即进入了角色。
这一天早上8：30，他刚和赵节吃完早点，餐厅墙壁的显示屏就弹出了一个提示框，提醒他今日上班的行程信息内容发生了更改。第3街道办办公室的值勤人员通过信息屏告诉他，不用先去“153”中心位置的居委会大楼，让他直接到东部立体大区民政处参加重要会议。
他本来以为这是一次由区领导带领各街道干部参加的季度例行会议，但当他到达会场后，发现9区的区长和政委并没有出现。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直接越级到大区上级单位参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参会的人不多，但显然级别很高。因为会议桌上没有按照平常为每位参会者摆上“龙子湖不朽之源”矿泉水瓶，而是在墨绿色的桌布上摆放了瓷杯，白色的陶瓷杯上印着精美的市政大厦图案。穿着红色外套的体形优美的服务机器人拿着热水瓶在会场来回穿梭，为刚刚喝掉一点点热茶的杯子里，再续满水，她们的动作轻盈利索，每次倒水都能够保证一滴也不洒漏。
田芳知道，这些机器人和茶杯代表了会议的规格。东大区民政处里的会场布置，就像国家新闻中常常播放的那些重大会议一样。“一定是来了中央领导”，见过大场面的他这么猜测。但直到会议结束，大领导始终也没有出现。
这天上午长达三十分钟的会议，主要由东城大立体城区民政处王大川处长给同时参会的郑城东区9位公民委员会主任讲话，郑城城级宣传厅的一位副厅长列席了会议。田芳和另外8名居委会主任被发放了一份灰色的纸质文件，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包括“153”在内的东区9个居委会所辖的青年家庭被选为国家服饰改革的基层试点单位，需要所属的家庭和个人充分配合这项工作。他们被要求从明日开始的三天内，72小时里将自己的所有衣物整理上缴。对于双方都在上班的家庭，有必要可以通过市劳动局，为家庭中的一方放假半天。在李田芳的辖区内，被划分为合格试点对象的青年家庭，一共有1143户。
9位公民委会主任对文件的阅读时间超过了10分钟。最后5分钟，王处长发表了谈话。
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大家手上的文件都看了吧？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能回答的绝不隐瞒，我不能回答的，也会把大家的意见传达上去。”
田芳决定自己做第二个提问者。他特别想问问，被上缴的衣服怎么处理，用来做什么？会不会产生浪费或者对环境造成污染？另外，作为工艺品收藏的服饰是不是也得上缴？还有一些就衣服被部分节约的青年家庭做成了拖布、窗帘、围裙，或者改装给家务机器人穿，这些衣服要不要也一并上缴？但他告诫自己不要做第一个提问者，因为按照他的经验，第一个提问者往往不会给领导好的印象。
但是，在沉默的5分钟里，其他8名居委会主任们都没有人举手提问。他只能把这些疑问憋进肚里，他和大家一样，频繁地端起桌上的茶杯，用杯子盖拨弄茶叶，咽下几口，让茶水在喉咙里来回滚着。五分钟后，王处长终于打破了会场的沉默，他说：“好的！好的！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希望你们各自好好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认真执行”。本来，李田芳以为就散会了，但王大川又补充说：“明天上午9点，请大家准时到市政大厦报道，手上其他工作都暂时放一放，也不用跟你们各个区领导汇报了，我们会函告他们配合你们工作。”
就在大家鱼贯离开会场时，王大川又补充了一句：“注意着装啊，有首长要接见大家。”
从王大川严肃的话语以及最后这句话传递的意思中，李田芳猜想，这应该是中央常委级别的首长。虽然对于文件精神，他还没有吃透，对于服饰改革下一步具体的操作方式步骤都还需要等待上级的指示，但他那些伺服在体内多年的敏锐神经和那与生俱来的政治天赋告诉他：这个国家要发生一场重要的变革了。
第二天一早，法定闹钟一响起，李田芳就像一根弹簧从床上蹦起来。他从家里翻出过去的那些制服，在各类款式中挑选了一套认为最能代表自己气质的套装。48岁的李田芳体形依然像22岁时一样，并没有像同龄人那样发福，这得益于他当年做邮递员、“知音亭”建设维修时的长年奔波和锻炼。他在镜中浏览着自己的形象——深蓝色的外套、米黄色卡其布裤子和棕色的牛皮鞋。
临出门时，赵节为他摘下那个一直别在领口的“帝国优秀大学生”的金色徽章，那是他故意忽略的细节。“时代变了，你要稳重地扮演好新的角色，”赵节叮嘱他说，就像送别李志远和李鸿雁被国家教育部的人接走时一样，她为他整理着衣领，用手指徒劳地想要抹去那枚徽章留在衣领上的痕迹。
夏季来临的第二天上午，李田芳身穿多年前那套郑重其事的套装，和当年一样踌躇满志地穿过龙子湖透明的水体底部，跟随着一大群正在湖中游弋的海豚，缓步迈入了金色的市政大厦。
会议室设置在市政大厦的最高层。洁白的地面反射着上午十点的太阳，大厅里的阴影都呈现出钢蓝色的外框。这样明亮、纯洁的光线，让被照耀的一切事物起来份外神圣和肃穆。当他步出电梯门口时，就发现长久不穿的皮鞋发出令他恐惧的声响，他小心翼翼地走路，暗自用前脚掌着地，以避免这吱吱嘎嘎的脚步声打碎犹如精致瓷器一样的会议氛围。
参加会议的人其实并不多，除了昨日见面的东区另8名其他的居委会主任外，还有近二十名其他城区的公民委员会主任，高级别的领导除了王大川处长外，还有郑城劳动厅、文化厅、民政厅的三位城级领导与一位会议助理，那位助理年纪似乎有些偏大了，因为在他脱帽后就能明显地看出，他头顶正中央的部位几乎没有一根头发了，犹如一块刚被修剪过的草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