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容可掬的大胖见刘文革只顾点头，一句话不说，有点儿急了。她说，马老师马大姐呀，我们家闺女是您带的学生，跟您亲闺女一样。咱家闺女经常在我和刘文革面前夸您，说您不像老师像妈妈。我和刘文革都商量过了，咱家闺女上哪个学校，都听您的。您说了算！她话没说完，就看见马老师皱眉头，心想，让我说准了吧，老师就是想着法儿让你家长掏腰包。不然，无亲无故她凭什么帮你家孩子？现在这世道，当官的办事收红包，医生做手术收红包，不给老师送红包你就想让孩子上好学校？门儿也没有。想着，她白了刘文革一眼。
我当不了这个家啊！马老师叹息地说。她的话让大胖和刘文革听了感觉很别扭。大胖刚要接话，刘文革给了她一个眼神，示意她不要打断马老师的话。马老师好像也没打算隐瞒，直言不讳地告诉大胖和刘文革，按照北京现行的学籍管理规定，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北京借读，只能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女儿刘京生不能留在北京继续读高中。
刘文革好像刚从桑拿房出来，又仿佛喝醉了酒，眼睛红了，脸也红了，一直到脖子根都是红的，额头上的几根青筋不停地跳着，几乎要挣断了。
大胖没听完就拍了桌子。这是哪个不通人性的人定的政策？再说，我们家闺女怎么就叫外来人口？我们家闺女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从上幼儿园到现在一直都在北京读书，是北京人。怎么到了高中就不能继续读书了？
马老师说京生虽然在北京生北京长，可是她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户口还算是外来人口。
大胖还是没听明白马老师的话，又恳切地说，马老师，不，马大姐，您要是有什么要求我们家长做的事尽管说，不管是给学校的公家拿赞助，还是给校长老师个人拿红包，咱都好商量。
马老师听了有点不高兴，白了她一眼，嘲讽地说，你以为你家大业大啊？就是你掏一千万两千万，也不能改变了政策。她见大胖气得脸都发青了，接着缓和了口气。说心里话，我们当教师的对这样的政策也不理解。报纸上电视里天天讲要社会公平，孩子们在教育面前都不能享受公平，在他们的心灵里会留下什么样的阴影？我每年都要送几个这样的孩子，每次都难过得流泪……说着，她心情沉重地低下了头，眼圈也红了。可是，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更不是我这个当老师的能改变的。
大胖看了刘文革一眼，吓得她差点儿喊出声。刘文革好像刚从桑拿房出来，又仿佛喝醉了酒，眼睛红了，脸也红了，一直到脖子根都是红的，额头上的几根青筋不停地跳着，几乎要挣断了。这几年，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副怒容，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她赶忙把马老师的话头接过来，恳求马老师指条道。
马老师说原来打算再过些日子告诉他们夫妇和刘京生。说实话，我也在帮着京生想出路。这样的好孩子，我当然想帮她，再说我还是她老师。让她继续借读三年高中，做一些努力不是不可能。可是，她高考还必须回原籍。北京的教材和你们老家的教材不一样，教学方式不一样，在北京的优秀学生回地方参加高考，不一定就考得好。我过去带过这样的学生。有的读完高中才回去参加高考，结果落榜了。所以说，我心里也发怵，才找你们夫妻俩来商量……
我们找校长说说行不行？大胖听明白了，症结不在马老师这里。她说校长得能当这个家吧？我们家闺女上初中三年交了五万的赞助费。再说，我们家闺女给咱这学校争过荣誉。
马老师摇摇头。校长也不管户籍，解决不了这个事。这些年，每年都会遇到外来人口学籍的事，今年也不是京生一个人。全区全北京就更多，怎么也有十几万。
大胖说还是见见校长吧，听听校长怎么说。她急得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滚了几滚。马老师想了想，拨了个内线电话。放下电话后，她对大胖说，校长去区里开会了，教导主任在，答应见你们。不过，你们见了教导主任千万不要吵。再说了，你和学校领导吵塌了天也解决不了问题。
去教导主任办公室，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墙壁上有一排橱窗，里边张贴着学校的公告，还有各种各样获奖的学生的照片及事迹介绍。大胖一眼就看见了女儿刘京生手捧鲜花和奖杯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颁奖大会上一个记者拍的。大胖洗了四张放大的，一张给了学校，一张挂在家中的客厅里，刘文革的办公室和她在官园批发市场的档口也分别挂了一张。刘京生的照片下边，还有几行介绍她如何如何刻苦学习的文字。大胖过去看了这张照片就忍不住笑，现在看了却一阵心酸，眼泪流了出来。女儿在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她这个做妈的最清楚。马老师看见了她的表情变化，难过地转过头。
教导主任是个中年女人，长得很耐看。她一见大胖就热情地握住她的手。早就听马老师介绍过你们夫妻俩精心培育女儿的事，敬佩敬佩！我们校长说过，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个优秀中学生的背后肯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家长！你女儿连续三届获得外语比赛第一，为学校争了光，为你们家庭争了光，也算是对你们的回报啊。
大胖听教导主任一说，心里又有了点希望。她捋了捋头发，抻了抻衣襟，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主任，我们孩子有今天，那都是你们学校领导和老师培养教育得好。早就有朋友给我和我老公说，让京生读高中时再选个好点的学校。我和我老公都不同意。孩子是你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就在你们学校读高中，别的学校倒贴钱咱也不去。
教导主任已经在电话中听马老师简单说了情况，现在听大胖一说，一时沉默了。不过，她脸上依然带着亲切的笑容，说话依然十分平静。大姐呀，我们何尝不想让刘京生这样优秀的学生在校继续读书呢，可是，这是个牵涉到政策的大问题，的的确确不是学校能当家的。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500多万，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接近百分之三十，像京生这种情况的孩子很多。这样说吧，北京市也当不了这个家。希望你们能理解。
大胖又像在寒冬腊月里被一盆冷水当头而浇，从头凉到了脚后跟。她问，就是说市长也解决不了啦？我们家闺女只有回老家一条路可走呀？大胖说着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这十几万个孩子就被一纸户口赶出北京，公平何在啊？刘文革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很高很响，是吼出来的。
教导主任和马老师相互看了一眼，都低下头沉默不语。
从教导主任办公室出来，大胖忍不住，扑在刘文革怀里哭出了声。刘文革连拖带拉，好不容易把她拉到了车前，她突然跪在送他们的马老师面前，两手撑在地上，咚咚，给马老师磕了两个响头。马老师，我和京生的爸爸求求您，您就看在我们家孩子没给您丢过脸的分上，帮着我们家孩子再给校长求求情。
马老师弯腰扶起她，也抹着眼泪，只是直到大胖上了车，也没再说一句话。
你是个死人啊，一句话不说，一个屁不放？车一出校门，大胖就冲刘文革身上打了几拳。刘文革说你说了那么多有用吗？学校不当家。大胖说学校不当家谁当家，你能找国务院总理吗？接下来，她就开了骂，骂制定学籍政策的人不讲理，欺负外来人；骂户籍政策不公平，误人子弟……骂了一遍，最后归结到一句话，咱家京生怎么办？咱家京生怎么办？
车到自家楼下，她对刘文革说，你回家吧。我不敢回家见闺女，实话实说我做不到，说假话骗她我也做不到。
那，那也不能永远不见她！刘文革生气地说，她问你去哪儿了，我怎么回答？大胖说你爱怎么回答怎么回答。你就说她娘没本事，没脸见她，死了！说完，她下车扬长而去。
刘文革下了车，围着车转了几圈，突然像个疯子一样，对着车轮胎踢了几脚，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三
刘文革决定暂时不把真相告诉女儿。他十分坚定地相信，女儿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其实，他自己首先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刘文革初中毕业不久跟着做木工的父亲来的北京。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很不愉快的事。那天，他和父亲以及十几个从河南老家来北京打工的老乡坐了一夜长途汽车，大清早到了位于西三环外的长途客运站。工地上接他们的人还没到，他们有的坐在自己的行李捆上，有的习惯地脱了鞋子垫在屁股底下席地而坐，有的靠在路边的树上、客运站周边的铁栅栏上，疲惫不堪地打起了盹。一会儿，他被一阵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吵醒。睁眼一看，一辆黑色小轿车的轮胎几乎压着他的脚。他吓得一个骨碌翻身爬起来，揉着疲倦的眼睛，呆若木鸡地站着。黑色轿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二话不说，指着他张口就骂，丫找死也不选个地方，轧死你丫谁给收尸？！他父亲冲他后脑勺拍了一巴掌，又对那对男女赔着笑脸，说了几句道歉的话。那个女人临上车还丢下一句难听话，这些外地人就是没教养，污染咱北京的环境！
这件事像一片阴云，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
工地上的活既繁重又紧张，几乎没有多少空闲。做木工活的人手少，每天从天刚蒙蒙亮就要起来干活，晚上到十点多钟才能休息，有时忙起来忙个通宵达旦。吃饭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几盆菜，你争我抢，狼吞虎咽，锅碗瓢盆叮当叮当，就像打仗一样。他们住的是大工棚，一排二十多张铁板床，被窝一个挨着一个，冬天挤在一起还觉不着什么，到了夏天彻夜难熬。很多人睡觉喜欢光着身子，工棚里的汗气味、脚气味加上长时间不洗、挂在铁丝上或堆放在床头、床下的衣服、袜子散发出的霉气味浑然一体，空气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甚至让人感到窒息。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苦，对于他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还能吃得住装得下，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常常感到做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丢失。工地的监理，也就是业主代表从来不拿正眼看他们，稍微发现他们中的一个人工作上有点失误，张口就骂，连带着把整个工地的人，甚至全北京的外来人都骂了。那个时候，他们这些被称为农民工的人还有一个绰号，叫做“盲流”。每逢到了重大节日或者国家要举办庆典活动前夕，全市都要进行一次大排查，“盲流”们是排查的重点对象。有的被从租住的地下室里驱逐出去，有的小门面被勒令临时关张……他们集中聚住在工地的人不要背着铺盖四处迁徙，但是也被集中管理，没有一点自由，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出工地的大门都要请假。他记不起有一次搞什么重大活动，还集中把他们送回了老家，直到活动结束才回来。
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苦，对于他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还能吃得住装得下，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常常感到做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丢失。
他第一次请假离开工地，是和几个伙伴去看天安门。天安门在他们心中太神圣了。他们步行了四五里路才到公交车站。车上的人本来就很多，候车的人也很多，好在他们五个人年轻力壮，分成两拨从前后门挤上了车。一上车，他就看见一位年轻的女人斜着眼看他，拿着手绢在鼻子前来回地扇着，好像他是一个患了传染病的病人。他心里又恼火又悲愤，恨不得跳下车远远地逃离。不一会儿，车上就有人开始议论。有的说咱北京外地人越来越多，像一锅大杂烩，就连公交车上气味都变酸了。有的说犯罪率为什么比过去高了，就是外地人多了。一个妇女说，我们村住的外地人，男孩子没事做，终日东蹓西窜，得手就偷就捞。我早上挂在院子晾晒的我儿子的衣服，到吃中午饭时就不见了。第二天我看见一个外地男孩子身上穿的就是那件！我想说，我老公让我忍。我老公说你惹了他们，小心他们一把火把咱家点了，你找人都找不到！有的说外地人不讲文明，随地吐痰随处倒垃圾还有的随处小便，好像下边的家伙没有开关……车上一阵哄堂大笑。笑声刚落，响起一个清脆利落的声音。咦……北京人真他娘小母牛来月经——血牛。我昨天碰见一个北京老头带了个女孩，开始还以为是他闺女，后来见他两人亲嘴，那女孩叫老头老公，我脸上都替她发臊。说这话的女孩就是后来成了刘文革媳妇的大胖。
那天，大胖说完这话后，车上的北京人和外地人分成两派吵了起来，还差点儿动了手。
在天安门前的遭遇，又让刘文革和他的伙伴们很受伤。一进广场，他们的眼睛就不够用了，一会儿指指那边，一会儿指指这边，不一会儿就有一个便衣警察模样的人跟上了他们，要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他们五个人中有两个还没办身份证，有一个的身份证丢失，没时间回老家补办，两个有身份证的，警察看了又要暂住证。他们的工地在城北，工地上对暂住证的要求不严，再说还得花钱，都没有办。警察不干了，把他们带到派出所，直到他父亲从工地拿着证明过来，才放他们离开。当天晚上，他就向父亲提出了回老家的要求。父亲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告诉他说他妈让人带信来了，家中的三间房子被大雨淋塌了一间，只有一间能住人，急等着用钱修。他明白父亲话中的意思，没再坚持。一年后，他又一次提出回老家，父亲又告诉他说，他弟弟等着钱交学费。于是，他又放弃了。
就是在北京吃糠咽菜，我也不把孩子送乡下读书。咱要下一代成真正的北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