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入仕的时间应该是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661年）。
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异记》记载有这样一件事：
显庆年间，狄仁杰应制上京，路经华州府的街市，看见有很多人聚集如堵，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强势围观，看热闹。
狄仁杰引辔遥望，看见人群中高高撑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八个大字：能疗此儿，酬绢千匹。
显然，是有小孩患了疑难杂症，家里遇到难题了。
可别忘了，狄仁杰是个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都深有研究、并精通医学的人。
看了此牌，狄仁杰的侠义之心顿起，便下了马，挤进人群细看。
原来是个富贵人家的孩子，年纪约十四五岁，躺在招牌下面。鼻子下面生了个肿瘤，大如拳，瘤蒂连着鼻子，有筷子粗细。孩子的父母说，如果不小心触碰到瘤子，就会产生刺骨的巨痛，孩子的两只眼睛也被往下拉，目睛翻白，呼吸困难，岌岌可危。
看着孩子痛苦的神情，狄仁杰的心都快要碎了。
他环顾四周，看无人能给孩子治疗，就毅然出列，说：“我能治好孩子的病。”
孩子的父母及亲属惊喜得倒地就拜，并叫人用车子拉来了一千匹绢，堆放在狄仁杰身边。
狄仁杰让亲属把孩子扶起，自己从针囊中取出一根三寸长的钢针，在孩子的脑后轻轻扎入寸许，问孩子：“瘤子上有感觉吗？”患儿点点头。狄仁杰手持长针，反复捻转，片刻，将针拔出，那瘤竟从鼻上脱落，孩子的两眼也顿时恢复了正常，病痛全部消失。
孩子的父母及亲戚且泣且拜，坚持要把一千匹绢送给狄仁杰。
狄仁杰笑着说：“我是担心孩子的生命有急危，不过帮他处理一下而已，我不是靠行医吃饭的。”说完，径自离开了。
狄仁杰施援手救治病人的故事着重反映了两件事。
其一，狄仁杰精通医学，且医术了得。
其二，狄仁杰心系苍生，关心民间疾苦，只为救人，不计回报。
但这则故事的开头提到了两个字：应制。
在当时，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指参加科举考试。
隋朝以前，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选官制度各不相同，但一直都是荐举任官制占据了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奉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掌管了荐举权，从而就垄断了仕途，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并且“清干良才，百分无一”。
隋朝立国，为了清扫积弊，便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考试。
不过，隋朝的科举考试尚处于雏形，很多地方还不成熟。
唐承隋制，进一步将科举考试制度化并逐步完善。
唐初科举分两种：常科、制科。
常科，每年考一次，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秀才科为最高科等，考经世治国的方略，难度很大，录取者甚少，不久便废除了。明法、明书、明算考选专业人才，从事技术性的生产活动，不能担任高官，应举者很少。广大读书人所报考的热门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
但这两个科目难易程度的差别也很大。
当时流行一种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三十岁的读书人能考取明经科，年龄算是比较大了；而五十岁的人考取进士，还算比较年轻的。
在唐高宗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进行试策，即口试经典大义并答时务策。其考法着重于背诵经义。应考的举子只要将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背熟，也许连经书原文也没看过，也可以顺利通过。进士科则重在考时务策，策题大多关涉时事政务，考察考生的治理政事的能力。
至于制科，是由皇帝主持，按形势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制科名目繁多，应制举的考生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是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
狄仁杰应制上京，是说狄仁杰上京参加制科考试。
因此，可从上述故事中约略推断出狄仁杰入仕的大致时间。
但事实上狄仁杰并非制科入仕。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中就明确无误地记有“（狄仁杰）后以明经举，授汴州判佐”的字样。《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中也记“（狄仁杰）举明经，调汴州参军”。
所以说，狄仁杰应该是明经科出身的。
无论是与进士科比较还是与制科比较，明经科的含金量都少了许多。
但狄仁杰还是得到了重用。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狄仁杰所处的时代背景。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出道，发展至东汉，便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且由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便出现了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
西汉灭亡，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东汉政权得以建立，在东汉政治的保护下，豪强地主便享有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演变成为了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
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更对士族制度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入仕，参与国家政权管理。
司马氏篡魏代晋，得位不正，为了江山千秋万代，就必须博取士族地主的支持，更进一步扩大和保护他们的特权，于是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八王之乱”，中原板荡，四海鼎沸，司马氏“五马渡江，一马化龙”，在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及江南吴姓士族的通力合作下，东晋政权得以苟存残喘，门阀政治也就达到鼎盛。
东晋以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各朝士族为维护这种门阀制度，都非常讲究血统，追求世系源流，竭力保持自己家族的纯洁度，并以之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资本和凭证。
到了隋唐时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当政者就必须重拳打击门阀士族，为寒门之士开辟晋升之路，这也是科举制度兴起的一方面缘由。
在唐高宗朝，高宗本人生性懦弱，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他本人是由权臣长孙无忌拥戴登上帝位的，在强势的长孙无忌跟前，皇权受到削弱，身边又没有可供驱使的文臣武将，客观上就为武则天的参政提供了可能。
武则天自幼聪明过人，表达能力强，又有胆有识，富于谋略。
与唐高宗那种犹犹豫豫的性格比较起来，武则天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俨然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她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被册立为皇后开始，就利用皇后的身份积极参与朝政。而对于百司奏事，高宗也大多交由她来裁决。
武则天处理起政务来，不但井井有条，而且有板有眼，有章有法，深为群臣敬服。
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到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武则天就干脆利落地清除了政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
到了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患上了风眩，目不能视，不得不正式下诏委托武则天协理政事。
武则天便由参政步入执政，掌握了黜陟生杀大权。
从此天子拱手，皇帝成了一个摆设。
武则天出身于商人地主家庭，她的父亲武士彟是依靠投机起家的。
曾几何时，这个寒门身份使得武则天屡遭流俗的鄙视和攻击。
可以说，她的骨子里充斥着对门阀制度的仇视。
现在，她既已上位，就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打击、限制士族子弟的特权和影响力，大力提拔庶族出身的官员。
科举制度的许多重大改革，都是出自于武则天之手。
所以，狄仁杰虽是通过明经科步入宦途，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
比较一下，狄仁杰的祖父狄孝绪虽在唐初担任过行军总管、大将军、尚书左丞、使持节汴州诸军事等职，且也得封为文散官第四阶、正三品的金紫光禄大夫，但他的封爵临颍男却是唐代爵制中最低的一级，从五品。究其原因，除了功绩不显外，更多的是恐怕是身出寒门，声名不扬。
诚如上文所提，《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记狄仁杰“后以明经举，授汴州判佐”；《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记“举明经，调汴州参军”。判佐就是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曹参军事的统称，也称判司，分掌州府内各种具体行政事务。所以这两部《唐书》的说法并不矛盾。
由明经科录取，便赋予其执掌州府行政事务大权，而且汴州（今河南开封）属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绝对称得上是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