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影编者注的审美视角已由其他题材向普通农民转移。这种审美追求在《被告山杠爷》中已初见端倪。其后，《吴二哥精神》、《来不及道歉》加以延伸。影片《桃源镇》的拍摄，明显地显示出峨影的创作趋向已经定位：拍农民——仍处于封闭贫困状态的山区农民。
一切外在的社会行为都是社会心理、社会情感、社会欲望的外现。《桃源镇》善于通过外在行为探视农民深隐的心理，揭示农民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桃源镇》亦可以认为是一部很好的社会心态电影。这里的“封闭贫困”是指与现阶段全国平均生活水平相比仍处于下等，甚至仍未摆脱封闭贫困的生活状态。应该说，一些富裕地区农民已经逐渐失去了中国农民的本色，而逐渐市民化了。唯有处在封闭落后环境中的山区普通农民还沿袭着祖辈遗传的行为准则，呈现着中国农民心理结构的本真状态。《桃源镇》摆脱了生活的皮相化，最接近本质地体现着农民的生存现状，深入地解构了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
《桃源镇》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卖豆腐的金士贵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长期为镇长家送豆腐，早已习惯了在镇长夫妇权威下生活，他得知镇长被抓的消息后竟不知所措，众人的心理也被激活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冷寂、压抑的桃源镇顿时掀起了阵阵波澜……金士贵在将信将疑之中为自己难以把握与镇长家的亲疏远近关系感到苦恼，于是各种微妙的表现如墙头草般迎风摇摆。桃源镇果真要改朝换代？谁是赢家，谁是败方？影片的长处在于刻画出几位鲜活的、具有独特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小镇人物形象：处于两难选择境地的变色龙式的“金豆腐”金士贵，不畏权势、敢作敢为的铁匠海老头，以势压人的镇长夫人马艳凤……
影片的编导长期接触农民，对他们的生态和心态有着十分透辟的洞察。沉缓细腻的镜头语言，犹如耕地的犁铧，剖开了地表，呈露出内在的色泽和本质。中国农民历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金士贵们朴实忠厚，又狡猾精明，既偏狭固执，又容易盲从顺从；他们同情弱者，又憎恶强者；他们渴望脱贫，又惧怕富有。金士贵们有着吃苦耐劳的韧性，又有散漫懒怠的惰性。他们的性格一直在美丑两极中游移。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阶段、阶层都没有中国农民的心理结构这样复杂。《桃源镇》充分表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普通农民既想依附权势为自己捞取实惠和好处，又想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一种不畏权势的姿态的思想。这种人格缺陷是中国农民长期在贫困落后不合理的生态环境中造成的。这种社会病态一直阻碍着社会的前进。《桃源镇》也深刻呈现出中国农民的真实心态，一种在社会动态发展中永远处于被动、处于劣势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为生活所迫急切寻求改变自身贫困现状乃至发家致富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来自自身内部强大情绪和历史劣根性的牵制，既想摆脱权势又不得不依附权势。这种矛盾相悖的两难说明时下改造国民性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素质较低的泱泱大国中绝不是一件易事，并非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话题。
峨影在以往的影片中塑造了普通农民多姿多彩的形象。而在《桃源镇》中，又在中国农民的画廊中添加了金士贵这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广泛代表性的人物。虽然“金士贵”并不是全新的，然而却是独特的，在他身上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与时代变革浪潮的深刻内涵，体现出巴蜀山乡小镇和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编导并没有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消弭金士贵的个性，而是在审美的比较中凸现他性格中可爱可恨、可悲可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镇长抓与未抓的生动情节中表现他的得意与失望的情绪。
峨影迷恋“川味”山乡，专注地为巴蜀父老乡亲画像，不断研究他们心理结构的变化，并以其为感性载体，承负着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表现了艺术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道德情怀，他们也渴望用电影为乡亲们代言，激励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信心，并疗治他们的病态心理。这，在《桃源镇》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199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