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正当基督教会沿着垄断文化教育的轨迹踽踽独行的时候，随意大利城市勃兴发展起来的世俗文化已开始在社会文化教育的范围内争得了地位。北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化进程促使人们的文化生活与日趋复杂的经济生活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处理账目和贸易业务要求行商坐贾除懂得统计和运算外，还得掌握一般的商业知识和必要的法律条文。同时，频繁的工商业务需要经纪人、事务所以及有关职能机构，“商业利益促使很多学校应运而生”。9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世俗学校陆续兴起。在当时的西欧，意大利的世俗学校最多，声誉最高，教师中大多是普通人，他们以世俗文化精神教化国民和充实自己的国家。最初，帕维亚就因伦巴底法律学校成为特别著名的教育中心。11世纪时，波罗尼亚法律学校被公认为欧洲最好的学校，那里不设神学课，能够受到最实用的教育。该校领导了欧洲思想的变迁，并成为西欧其他学校的楷模。对法学教育的重视，有助于意大利古典文化传统的恢复和世俗文化的发展。罗伯托·韦斯教授和克里斯泰勒教授分别对意大利法学和法学家的活动认真考察以后，得出相同的结论，认为意大利古典文学传统的恢复与法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意大利人在熟悉罗马法并对它有效的原则、准确的概念、严格的措辞、简明的行文深为叹服之后，从而感到古代的文化仍不失为当世意大利人基础教育的源泉。再者，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具体处理和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这与虚无缥缈的神学研究大相径庭。因此，“注重法律即便不是导致，也促进了意大利半岛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世俗化倾向”。古典文化在意大利的世俗化倾向引起了一些史家的重视：“11世纪的意大利进一步被注意到的事实，是俗人中间教育的存在。”“我们尚能清楚看到较老的世俗文化传统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持续不绝的证据。”从戴维斯掌握的材料来看，在阿雷佐、锡耶纳、圣吉米格拉诺，他似乎“比佛罗伦萨更有信心地谈论世俗教育问题”。即使在佛罗伦萨，虽然“世俗教育缺乏明显的中心，但拉丁方面的私立教育无疑有着悠久的传统”。戴维逊和汤普逊在他们各自的专史中也谈到这样的事实：“11世纪的佛罗伦萨文献表明，12世纪以前，甚至小城镇及附近的乡村都有它们的世俗教师。”斯特芬据天主教传统观念受冲击的程度，从另一个角度作出的结论帮助我们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从12世纪起，佛罗伦萨似乎已是异端者的一个重要中心。”世俗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部意大利人的文化素质。布鲁克认为复兴之初佛罗伦萨具有超乎寻常的高识字率，估计约占男性人口的1/4-1/3.维兰尼的《编年史》记载，1283年的佛罗伦萨，学习阅读的儿童约8000-10000人，在6所运算学校学习者约1000-1200人，在学习语法、逻辑的4所大型或高级学校约有550-600名学生。古代作家的作品，被列为学校基础教育的内容。学校的课程范围也随着阿拉伯和希腊文本的传入而扩大。因此，人们非常熟悉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凡讲授语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西塞罗、维吉尔和奥维德的作品。”“意大利平民沃坦巴赫说，虽然他不写书，但他读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汤普逊根据世俗教育的情况估计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在当时意大利已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意大利得以传袭的教育系统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及的世俗化特征。古典文化赋予意大利人更充分的理性教育的机会，使人们能够自觉启用理性的砝码正确地审视人在自然界这座天平上的分量，将扭曲的人还原于自然属性的人。后来新兴资产阶级就是利用了意大利独具的世俗教育广泛的社会基础与中世纪万流归宗的神学抗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向封建主义挑战。我们也可以从文艺复兴之初“humanus”（接受过世俗教育的）词义向“humanism”（人文主义）词义的转移中，深切体会出社会的世俗教育程度与文艺复兴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二，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来看，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的城市共和国，除了具有相应的政治外向型复合机体以外，同时具有文化非闭锁型特征。北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主要意欲与东方交往，威尼斯、比萨等国家在叙利亚的主要城市和君士坦丁堡都有自己的商业网点，有的甚至企图移植于拜占庭一座北部城市。拜占庭的意大利侨民在西欧各国中占有无与伦比的优势。12世纪下半期，君士坦丁堡不下60000意大利移民，其中有20000威尼斯侨民，而当时威尼斯的自身人口才64000人。经济利益、地区或国家之间的政治均势、神学讨论、参观出访、求学寻书或其他原因，这些北部国家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甚为密切，经常派出外交使团、出访学者和留学生，其公民甚至可以在拜占庭宫廷供职。事实上，意大利与东方的交往不是一幅简单的贸易图景，而是蕴涵着对希腊古典文化和其他新文化多元吸收的复杂成分。因为“自希腊和腓尼基商人以来，不涉及知识和思想交往的单一商品交往是不可能的”。只是这种交往，没有量化的概念，不能像用计量学统计贸易数据那样说明问题，未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出访和侨居他国的意大利人对本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的教俗学者或学生，在拜占庭享有特殊礼遇。12世纪初，米兰的总主教克里索拉努斯能够在拜占庭首府君士坦丁堡渊博的希腊学者中寻人问难，辩论神学。拜占庭文化中心圣·索菲亚教堂存有著名学者约瑟夫·布赖恩缪斯留下的一份书目，不仅展示了意大利人在拜占庭学校从教科书中接触的古典作品的内容和范围，而且也披露了意大利留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约瑟夫专为希腊和意大利学生讲授语法、修辞学和哲学，许多古代作家的作品编作当时的教材使用。
“尽管我们相信从异国他乡到意大利工作的无名氏译员或许是有的，但阿尔卑斯山以北翻译方面的记录却很少。”在大多数西欧人对希腊文一筹莫展的12世纪，相对而言，捷足先登的意大利学者消弭了更多的语言障碍，接受了古希腊和其他新文化的洗礼，荣幸地成为传播这些文化于西欧的信使。北部城市共和国与君士坦丁堡所保持的商业外交关系，助长了对希腊作品的翻译。1128年，威尼斯的詹姆斯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这四部得以构成亚里士多德“新逻辑”的书，成为12世纪论证恢复的一支催化剂。许多希腊神学和医学著作也被译成了拉丁文，如巴兹尔、金口约翰和大马士革约翰的著作、希腊语录《文摘》、农业汇编《耕作技艺和科学》的一部分、希波克拉底的《格言》、伽伦的10部书和论葡萄园的遗产等。这些书在拉丁思想方面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阿拉伯的医学著作等也被译成拉丁文。
总之，11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新时期“产生了大量古希腊原著的拉丁译本，这些原著是古代、中世纪从未翻译过的”。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文化不仅使意大利收博采广积之益，也使拜占庭在相应的文化交流中得到反馈希腊文化之惠。拜占庭的某些希腊失传之作，通过意大利的拉丁译本复译为希腊文而得以继承。为拜占庭浪漫史增色添辉的阿波罗尼厄斯的小说即是如此。
在意大利本土，文化的非闭锁性特征随着12世纪以后教授、学者、学生的频繁游访和迁居体现得更加充分。1182年，皮利厄斯离开波罗尼亚在摩德纳建立学校。1188年，曼达拉的艾柯巴斯带领一群学生到勒佐·艾米利亚兴学，据说1204年维琴察营建的“一般学科”（Studium generale）得助于波罗尼亚的学者。1215年，罗佛雷达离开波罗尼亚大学在阿雷佐创设法律学校。1222年，一批移居帕度亚的师生使该地的法律学校规模大增，威尼斯也选送学生到此地求学。14世纪，帕度亚已成为最富朝气的欧洲思想中心。到13世纪末，法律、艺术学校，甚至医科学校，已在意大利的每一座大城市里建立起来。
但丁和彼特拉克等人都游访过意大利许多地区，但丁拉丁文学和罗马法的兴趣正是通过对波罗尼亚和到其他地方访学而拓宽、加深的。彼特拉克将智识复苏中的意大利社会视为蕴藏着无穷智慧和知识的“图书馆”，因之以勤苦的访学，益补书本之缺失。G.海特如是评论道：“彼特拉克拥有第一个活生生的，且不断充实的个人图书馆。”由此可见，意大利非闭锁型的文化更有利于知识的吸收和传播。
第三，在不同于西欧其他地区的意大利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富裕使人们具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消费心态。
人们的文化观念主要受生产、交换、生活环境诸条件的制约，当人们生理上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从心态上反映出对非生产性的社会文化活动的投入感日趋增强。意大利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更早形成较为完整的文明社会。一位中世纪的作者留给我们反差很大的这样一幅速写：“当意大利的上层阶级在城市已有府邸，并在那里消磨大部分时光之时，而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区域内‘骑士和贵族淑女’还深居于乡间闭塞的庄园里。富裕、闲逸以及较为良好的教育，使贵族们鉴赏学识，资助教师、图书管理员、文书和早期人文主义作者。在工商业中心的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其他城市，大量的中等阶级即是如此。”许多城市拨有专项资金资助社会文化事业，尤其是社会教育的投资。学校教授的聘薪和基本的教学经费由市政府定期拨出。因而，“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事业成为可能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显得富有生气”。“据说波罗尼亚有时把它的国库收入（20000金币）的一半用在办大学上。”佛罗伦萨对教育的投资受“党祸”和对外战事的纷扰增减不一，起落甚大，但未曾中断，佛罗伦萨大学实施过最丰厚的预算方案，以3000佛罗琳支付该校聘任的24位教授的年薪。罗马、帕多瓦、维罗那、费拉拉、威尼斯、佩鲁贾、帕维亚等城市拨出一笔资金长期或临时聘请希腊文教师。特列比松的乔治在威尼斯任修辞学教授，年俸150块金币。富有的威尼斯不仅能够将其学生送出去留学，而且还由市政府支付教授们的薪水。威尼斯的许多学校，由国家或个人设立奖学金资助贫穷的学生。
意大利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导致意大利人特别是市民阶层从消费心理到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物质型归向于文化型是当时市民阶层基本的消费特征。他们不再为物质生活的丰裕津津乐道，而渴求于精神生活的充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古代稿本和书籍的索购，成为意大利上流社会的时尚。中世纪的早、中期，纸张稀缺，书价高昂，据说要花10塔兰特才能买上一部好的《圣经》，一座葡萄园只能换得一部弥撒书。在购买力相对低下的一般西欧家庭，购置书稿被视为奢侈消费，书籍流通受经济基数的影响囿于狭小的范围。除意大利以外，书籍的商品生产在西欧其他地方少有存在，意大利经济条件的优势得以充分显示。罗马、波罗尼亚等地都是商品书籍的重要生产地。意大利人对此尚不满足，特别是多财善贾的北意大利人，他们更关注集古希腊文化精粹的拜占庭。因为12世纪前后，拜占庭学者在已知的古代任何领域内，都比西方学者知道得多。他们对教养博学的拜占庭学者的新卷帙梦寐以求，许多人不惜重金购置。11世纪，一位伦巴德人说，他为求学已花了2000索利德金币，还置备了两大屋书籍。12世纪初，一场大火焚毁了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公寓，北意大利贝加摩的一位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的诗人摩西，不仅家产丧失殆尽，而且，经过长时期的努力，耗资3磅黄金搜集的全部希腊文稿也付之一炬。“1185年，诺曼人攻克希腊港市萨洛尼卡，卖了许多书给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买了整船的希腊手稿”，“1204年以前，许多希腊手稿传到意大利”。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某些侵略者意识到公共和私立图书馆的书籍是有价值的，于是，开始与对此饶有兴趣的意大利买主进行手稿贸易”。随着意大利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书市的扩大，一些城市有了专门的销售街坊，佛罗伦萨的“书巷”（via degli Librai）便是书商云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