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像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幸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凡”，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自见”，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肘，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自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分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分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宫，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猝皇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自崇禧、唐生智、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奎、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太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幸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宫、队长则绝大多数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声音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侍作义之口是沓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造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同样是这个傅作义，在深州守城时，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分的缘由。
当然，除上述兰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不好——断代，但也有着前后辈分的关系，就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自夫人的同时给自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谦辞。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称自及夫人为凡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因为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又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某学历辈分、任职都高于出身于保定军校、正担任蒋之参谋长的白崇禧，是适合使用这样的谦辞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太大的不尊，就是当时的道德礼仪所不能允许的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社幸明会丽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子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出于谦恭，称杜幸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辈分低于傅作义的杜幸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凡”，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从一份1948年李济深与白崇禧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证明此一情况，在李给白的信中，称自作“俊生兄’，而自给李的回信中，则称李为“任公”，这就对了，如果白给李的回信中以“任潮兄”相称的话，那同样也是没大没小了．电影中设计成社称傅“宜生兄”是荒谬的，实际上，当年杜幸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儿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像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像是个小流氓般。抗战时有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地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分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工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幸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不同于自崇禧与李济深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泊中称“文臼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相互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拴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社交习惯，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帖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时使用冯治安死后台湾军界送的挽联中，何应钦、臼崇禧、陈诚、顾祝同等送的挽联开头都写“仰之吾兄”，而独独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等送的挽联开头以“仰之吾弟”称之，这并不是刘、秦、石等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三人与小冯有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派系，单凭张对樊“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分的人可以使用，辈分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分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面所说的只是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