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明的家庭坚强的性格
缪伯英（1899~1929），湖南长沙人。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前往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积劳成疾，于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
1899年10月，缪伯英出身在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家庭。父亲缪芸可是晚清时的秀才，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他曾去日本考察，受新思潮的影响，思想较为开明，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积极创办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母亲汤尚桓是一个深明大义、诚恳朴实的家庭妇女，深受亲友邻里的赞许。缪伯英兄妹三人，她是老大，乳名玉桃。
缪伯英幼年时，正值清王朝内外交困、日趋灭亡的年代。父亲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人，为国家的兴旺常常忧心忡忡。但在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下，爱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话语权的，他的满怀悲愤和忧愁，只能向家人倾诉。所以，缪伯英在孩提时代，就常听父亲讲文天祥、岳飞、秋瑾的故事，她非常羡慕这些民族英雄，立志长大要像花木兰一样，为国出征，血战沙场。因此，缪伯英从小就很坚强，她像个男孩子一样挑水、扫地，干各种杂活，弟弟妹妹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桃哥”。
缪伯英10岁时，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读书。1916年，缪伯英17岁，在父亲的支持下，来到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时正是全国反封建专制、主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长沙，缪伯英极为振奋，她渴望能加入到五四运动中去。这一年，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秋天，缪伯英一身素衣，几件轻装，风尘仆仆地从千里之外来到了北京。
二 初到北京投身革命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各种新思潮、新思想风行，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
缪伯英一到北京，就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热潮中。她参加了湖南学生的同乡会，并通过这个小团体，广泛结识了一批探求真理、立志改革的青年，如邓中夏、黄日葵、何孟熊、高尚德、罗章龙等人。他们在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各种进步刊物，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战斗檄文深深吸引着她。1919年底当缪伯英知道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后，积极地加入了这个团体。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这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自愿结合起来，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下设四个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全部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缪伯英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她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美好社会的憧憬，希望早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
但是“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的女生更是难以维持，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朝鲜人）是坚持到最后的4名成员。此事曾经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还刊登了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说她们是“不要钱的书不安心去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长进”等等。风言风语不断地吹到缪芸可耳中，缪芸可深知女儿的为人，并没有对女儿的行为进行干涉，并且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对女儿的支持。由于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毕业时间推迟了一年。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认为这是自己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从1920年开始，缪伯英一直到北大旁听李大钊的课。一次，她听到李大钊向青年们讲到学习的目的，讲国家、民族的存亡，讲青年的生活方向，他热情地呼吁：“青年呀！只要我们敢于奋斗，敢于拿光明去照彻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啊，猛进啊，我亲爱的青年。”缪伯英感觉周身燃起了一团火，她开始懂得了一个人究竟该怎样做人，也明白了年轻人肩负的责任。下课后，缪伯英找到李大钊，要求做李大钊的学生。李大钊答应了她的请求，从此以后，缪伯英就成为了李大钊的一名得意的女学生。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中有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在一起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缪伯英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十分向往，她经常热情地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的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时缪伯英正在与何孟雄谈恋爱，何孟雄曾经也崇拜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且说过：“我不能放弃我的主义。”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何孟雄转变过来，使他不但从思想上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而且成为我党早期的职工运动领导者、优秀的共产党员。
1920年9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但是，北京共产党小组为了充实力量又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缪伯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开始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1920年12月15日，她写成了《家庭与女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家庭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是她向女同胞发出的冲决封建罗网，做新时代女性的号召。
在革命的道路上，缪伯英与何孟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爱情，1921年秋，两人结婚。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成为了他们的新家，也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运动，因为他们的名字，同志们称他们为一对“英”“雄”夫妇。
三 在革命斗争中接受洗礼
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的时候，我党决定派人前去支援，因为经费困难，筹不起盘缠，缪伯英不顾当时天气寒冷，卖掉了自己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和其他同志一起凑钱给支援罢工的同志做旅费，使支援罢工的同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即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罢工运动相继兴起，从南到北相互呼应。1922年2月间，她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1922年5月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工人周刊》成为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这时，缪伯英身兼两职，既担任《工人周刊》的编辑，同时又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通讯处》的编辑。她曾经用笔名“伯英”、“英”等与何孟雄共同编写了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文章，深受工人同志们的欢迎。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工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北方地区的党组织为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决定8月在北京组织联合战线性质的团体，定名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由缪伯英和蔡和森、高尚德、范鸿劼、郭春涛、刘仁静等十余人出面发起，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2年8月，缪伯英受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委派，南下南京，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缪伯英于1922年下半年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她根据党的指示，经常到丰台、南口、唐山、石家庄等地，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愿与他共事，因而在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刚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同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朱务善等马上组织起北京学生代表团，南下武汉，报告北京教师、学生驱彭运动的情况。1923年2月2日，缪伯英在北京南下代表与武汉新闻记者的联欢会上，慷慨陈词，历数彭允彝的罪过，演讲北京学生奋起驱彭的原因。2月6日，他们又在武汉召开的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罢工开始不久，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缪伯英，从武汉赶回北京，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后来，这次罢工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位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散发，以唤醒工人继续斗争的勇气。当时，党组织通过各方面关系筹集了一笔现款和生活物资，缪伯英他们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事先对死伤工友的家属进行逐个调查，及时把救济款送到他们手中。在受难烈士追悼会上，缪伯英冒着风险，走上主席台，用洪亮的声音，列举大量事实，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反动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二七”罢工后，反动军警把七八个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关押在保定，我党组织营救时，缪伯英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任务。她利用自己是女同志，不易引起敌人注意这一有利条件，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躲过不少密探，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家属的心意，一一传送到被捕的同志中，使他们更有信心、更有策略地同敌人进行斗争。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愈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3年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会上，缪伯英代表妇女界与高尚德、何孟雄相继演说，揭露北洋军阀政权的反动腐朽，残杀工农的反动本质。呼吁国民奋起，认清北洋军阀政权的黑暗统治。
缪伯英在北京工作的这段时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统一战线的斗争，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她坚毅沉着、敢于斗争，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同时也显示了作为革命运动组织者、领导者的才干。
1924年下半年，由于叛徒的告密，供出了中共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性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等。党组织决定缪伯英撤离北京，到湖南家乡开展工作。缪伯英离开了北京回到湖南，党派她担任中共湘区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她积极领导了湖南爱国群众运动和妇女运动。
四 遗憾未能战死沙场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会书记。1925年3月，由湖南团省委执委会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罗问哉与妇女部缪伯英联合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缪伯英为主任兼做宣传工作。
1925年3月12日，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市也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缪伯英身为悼念会筹备处职员，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她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事迹和革命主张。在她的组织下，长沙各校女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全国掀起了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为此，“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长沙市人民开展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6月5日，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使湖南的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下令镇压，一批爱国人士遭到了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到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5年6月25日，26岁的缪伯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她为孩子取名何重九。因为她每日为革命到处奔走，孩子刚出生，就交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的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也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对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她无情地揭露和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不久，她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报告，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给了与会人员。
1926年，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反动军警杀害了参加游行的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消息传来，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缪伯英组织湖南妇女，主持召开了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的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向湖南进犯，他调集了大批精锐部队南下。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自率领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救护北伐军伤兵，慰问参战官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此时，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派到武汉，夫妻俩终于又能在一起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缪伯英化名廖慕群，在华夏中学担任物理教员。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了女儿何小英。
上海的斗争环境也十分险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就要搬家。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常常需要找各种借口。缪伯英有时故意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干脆连家也不回了。缪伯英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他们的生活紧张而又危险，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说：开始我还真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在白色恐怖下，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终因抢救无效辞世，时年只有30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爱人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在改建时，曾经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此时何孟雄被敌人逮捕，不久在龙华就义，缪伯英遗体也就不知道被会馆迁往何处了。而她的两个孩子也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来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后，日军进犯上海，两个孩子失散于战乱之中，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