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专题学习主要了解儒、墨、道、法诸家的基本教育思想；掌握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和《学记》的主要教育观点；对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有清晰的认识。本专题学习重点是比较儒、墨、道、法四家教育思想的不同，了解这四家教育思想对以后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了解周礼、孔子、孟子教育思想的渊源关系；辨析性善论、性恶论的本质特点。
学习本专题要结合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教育的大变革，来认识当时思想、科学、文化繁荣的历史必然性。面对社会变革，人们出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产生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派别，思想学术空前繁荣，这种思想学术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的深刻变革和发展。
第一讲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3岁丧父，生活贫困，青年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之人）和乘田（管理畜牧之人）。青年时期就非常好学，对历史文化，尤其是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感兴趣。大约30岁时开始授徒讲学。在教学过程中，他编成《诗》、《书》、《礼》、《乐》等教材。大约40岁时形成自己的学说，确立了儒家学派。大约50岁时，他出任鲁国中都宰，参政3个月后弃职。54岁离开鲁国，与弟子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的奔波生涯。68岁时受礼聘返鲁，被尊为国老。晚年主要精力用于教育和古代文献的整理上，完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教材的编纂和校订工作。据说他的弟子达三千多人，有突出才干的七十多人。其思想学说被弟子们记录汇编成《论语》。
孔子的教育思想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重视教育的作用
第一，教育对国家、社会有巨大作用。孔子认为，人口、财富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这里论说的是治国的基本大纲，要解决三个重要条件：首先是“庶”，要有较多劳动力；其次是“富”，要使人民群众有丰足的物质生活；再次是“教”，要使人民受到政治伦理教育，知道如何安分守己。三者之中，庶与富是实施教育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庶与富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才会取得社会成效。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只能免于犯罪，但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有廉耻，而且人心归服。
第二，教育对人的发展有重大作用。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就是说，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造成人的发展有重大差别。孔子把人性分为欲性、仁性和智性三个层面。《孟子评传》。他认为，仁性是核心，智性是完善仁性的必备能力，教育应当充分利用人的智性，达到培养仁性的目的。孔子并不反对人有适当的利欲，但欲性的适当满足应服务于人的德性的发展。孔子把人的智性分为三等：一等是“生而知之者”，属于上智；二等是“学而知之者”与“困而学之”，属于中人；三等是“困而不学”。属于下愚。“性近习远”指的就是中人，即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人。因此，他在实践上重视教育的作用，这是孔丘教育思想的进步意义。
二、提倡“有教无类”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是说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官学以贵族身份作为入学受教的重要条件，以此保证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打破了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充分体现了了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创举。
孔丘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并且实践了这一主张。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有学习愿望，主动奉送十条干肉以履行师生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于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的原宪，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等。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当然，孔子所招收的学生之中，没有一个女弟子。周武王曾说，他有十位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贤臣，其中一位是自己的妻子邑姜，孔子却持不同的看法，因为十人中有一个妇女，只能算作九人。《孔子评传》。
三、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
孔子开创私学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君子”在《论语》中出现107次。什么样的人才是君子呢？首先，“君子不器”。君子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的人，即君子不局限于一才一艺，而是德行超群，能照应全局的多能善政之人。其次，君子能修己安人。《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说，君子的品格可归为两方面，对己要能“修己”，对人要能“安人”，以致“安百姓”。再次，君子应具有智、仁、勇三德，“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认为《论语·宪问》。舜是智的典范，颜渊是仁的典范，子路是勇的典范。最后，仁是君子德性的核心。成仁是君子修德的根本。“仁”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在《论语》中出现过109次。仁最通常的意思就是“爱人”，也就是承认别人的人格，把人当做人。“爱人”并不是不分善恶而普遍地爱一切人，而是以“仁”为基本准则，有所爱也有所憎。他的学生曾参也说：“唯仁者为能爱人，能恶人。”《礼记·大学》。
孔子开创私学的最终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即通过教育，造就一些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政治人才。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职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走上正轨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退隐。“学而优则仕”口号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求学的巨大推动力量，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学而优则仕”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华文化中学统与政统不分，“为学术而学术”精神的缺失。
四、以六艺为教学内容
孔子对弟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文化知识和道德教育两个方面。道德教育居于首位，且是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实现的。孔子研究和编辑的文化知识的教材共有六种，向弟子们普遍传授的主要教材是《诗》、《书》、《礼》、《乐》四种。
《诗》，即《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春秋时流传诗歌甚多，孔子搜集而整理之，编为教材，存其精华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特点是思想内容纯正无邪，合乎周礼。风，包括十五国的民歌，反映各地区平民和贵族的风尚和习惯，抒情诗居多，是《诗》最有价值的篇章。雅，西周宫廷的诗歌，内容多是反映贵族生活与政治情况，颇有史料价值。颂，庙堂的诗歌，内容为歌颂祖宗功业、格调庄严肃穆的祭祀歌辞。孔子的教学往往从《诗》人手，因为他认为《诗》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四种作用：一是“可以兴”，即由比喻而联想。可以激发人的情感意志；二是“可以观”，由诗中多种生活情境，可以考察社会风俗盛衰；三是“可以群”，利用切磋诗义，可以增进相互情谊；四是“可以怨”，利用讽刺的形式来批判不合理的政治。《诗》是必学科目，不仅要求学生记诵它，而且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
《书》又称《尚书》，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时有不少古代历史文献流传，《夏书》、《商书》、《周书》等，孔子重视这些历史文献，并进行了收集编纂，所选材料都符合垂世立教，示人范的政治标准，目的是要弟子们通过学习文献而继承和恢复周道。据传，作为有系统的教材，《书》有百篇，经秦焚书之后，至西汉初年伏生所传仅存29篇。西汉的《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尚书》。今所流传的《尚书》，是后人将《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合编而成。它保存了一定的古代文献史料，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礼》又称《士礼》，传于后世称为《仪礼》。孔子认为礼是立国的根本，在社会生活中有重大的作用。三代之礼，周礼较为完善。孔子以周礼为依据，从春秋的社会现实出发加以部分改良，编成一部士君子必须掌握的礼仪规范，作为学习者的教材。孔子认为，知礼是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条件，不仅要学会礼的仪式，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礼的精神实质。
《乐》是各种美育教育形式的总称，内涵广泛，与诗、歌、舞、曲密切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生活中，礼乐常常并提，但作用有别。乐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对个人来说，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有助于形成崇高的品格；对社会来说，乐教使人性情宽和朴实，有助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孔子重视对弟子们的乐教，编辑了该教材。《乐》至秦，因秦焚书而散佚。孔子不仅爱好乐，且对乐有较高的修养，会唱会奏，还能欣赏，能评价。孔子认为，对于“乐”，首先在思想内容上要达到善的标准，其次在艺术形式上要达到美的标准，内容与形式统一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据此，他赞扬古代的韶乐，反对当时的“流行歌曲”郑声。他强调乐的道德标准，重视乐的社会效果，这种思想对学生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易》又称《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周易》以“——”象征阴，以“——”象征阳，由阴爻、阳爻两种基本符号配合组成八卦，象征八类事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再将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六十四卦，象征各类事物间的关系。《周易》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这些文字，称为《易经》。据说孔子晚年对《易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易传》。孔子晚年将《周易》作为教材，传授给部分弟子。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灾异等方面材料，共有1232条。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寄托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寓意褒贬，贯注了他的学说。他说：要理解我的人，只有通过《春秋》；要指责我的人，也只有通过《春秋》。《春秋》由于记事简略，言辞古朴，后人为了学习的方便进行了阐释和补充，称“传”，“传”流传至今主要的有三部，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合称“三传”。
以上六种教材，各有教育任务，对人的思想教育都有重要价值。《诗》使人态度温和，性情柔顺，敦厚朴实，不至于是非不辨；《书》使人上知历史，通晓先王施政之理，而不至于乱加评论；《礼》使人恭敬严肃，知道道德规范，而不至于做事没有节制；《乐》使人心胸宽畅，品行善良，而不至于奢侈无度；《易》使人知道人事正邪吉凶，事物之理的精微，而不至于伤人害物；《春秋》使人知道交往用辞得体，褒贬之事有原则，而不至于犯上作乱。
从教材设置和科目教授来看，孔子的教学内容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偏重社会人事。他的教材，都是属于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灵。这种不把宗教内容列为教学科目的明智态度，成为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虽要求从政人才文武兼备，但教学内容偏重文事，有关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樊迟要学习种田、种菜，孔子当面拒绝了他，背后还指责、鄙视樊迟的这种做法。孔子继承旧贵族这一教育传统，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制造理论，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十分久远。
五、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学、思、行结合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增长知识，必须认真学习并进行思考。他研究了学与思的辩证法，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的精辟见解。“学”是占有知识材料，“思”是思考分析问题。他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一个人如果不好好学习，只是整天苦思空想，那就会陷入瞎猜的境地。但是，只学习而不思考也会陷入茫然无所适从的地步。因此，单纯地学或单纯地思，都存在片面性。在学与思两者关系中，学习居先，是主要方面，掌握了知识材料后，则需要进一步思考，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学习和思考两者不宜偏废，应当结合起来。这种见解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初步揭示了学习和思考的辩证关系。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行”，即“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如学《诗》，不但要学懂记牢，还要能实际应用在政治上、社交上。学习道德也一样，知道了社会道德规范，就要“笃行之”。只有把自己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统一起来，才能成为躬行君子。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夸夸其谈而言行脱节是可耻的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行动其实更重要。
（二）启发诱导，触类旁通
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助产术”早几十年。孔子认为不论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要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在教学时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比如一个方形的东西，已说明一个角的样子，如果这个学生不能类推其余三角的样子，这表明他未开动脑筋来思考或者是他的接受能力还不够，教师就暂不必多讲，否则就是包办和硬灌，难以达到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目的。
孔子在日常教学中注意训练学生正确的思考方法，他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简称为“由博返约”。博学以获得较多的具体知识，返约则是在对具体事物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形成基本的原理、原则与观点。博与约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学生具有了这种思考能力，能把复杂的知识系统化，把握住知识的核心。孔子问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答：“然。非与？”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所谓“一以贯之”，是在多学广识之后，综合各事物的本质特征形成一个基本的思想观点，然后又以它为指导，贯穿于一切处世接物的言行中。颜回所以能“闻一知十”，就是因为他善于思考，形成自己的基本的思想观点，并能运用推理方法以此来说明同类现象。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因材施教的提出，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孔子适应社会变革需要开办私学，其学生来源颇为复杂。这时要进行集中统一的教学是不可能的，只有从各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教学，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通过谈话法和个别观察法对学生进行了解，然后对学生的个性特征作出评价。对此《论语》中有多处记述，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这是从品格优点方面作出的评价；“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这是从缺点方面来分析；“师也过，商也不及”，“求也退，由也兼人”，《论语·先进》。这是从两者的比较来区分各人的特点。仅用一两个字就概括了学生的特点，可见孔子对学生的了解是很透彻的。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应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论语》记载许多学生提问什么是“仁”，孔子根据樊迟未知仁的基本思想、颜回未知仁与礼的关系、仲弓与子贡不知实行仁的方法、司马牛为人多言而躁、子张为人较为偏激等情况，给提问的学生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的角度不同，但都围绕着仁道这一中心原则。这一具体的事例表明他能区分学生的不同特点，有意识地进行因材施教。
（四）好学乐学，实事求是
孔子认为，求学的人对于吃住问题不必过多计较，重要的是要勤敏做事，慎于言论，向有道德学问的人学习，这才算得上是好学。好学还不够，进一步还应乐学。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以学为乐的人有强烈的求知欲，对学习存在浓厚兴趣，对名利引诱不动心，对饥寒威胁能置之度外。弟子颜回就是乐学忘忧的人，为此受到孔子的称赞。
学是为了求知，要求得真知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孔子曾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强不知以为知，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他还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看问题不要从个人私意猜测出发，不要主观认定必然是怎么样，不要固执自己的成见，不要自以为自己的意见绝对正确。这四个“不要”从反面向学习者展示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做法。
六、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敏而好学，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
（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孟子·公孙丑上》。他也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他以“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永远的教师典范。
孔子认为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自觉努力学习，好古敏以求之，对学习永不满足，他自称好学入了迷，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他终生好学乐学，创造了终生为师的条件。
孔子从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他从政5年间，也仍然从事教学活动；周游列国时，亦随处讲学。诲人不倦不仅表现在他毕生从事教育，还表现在他以耐心说服的态度教育学生。有的学生起点很低，屡犯错误，他也不加嫌弃，而是耐心诱导，造就成才。如子路，曾被人视为无恒的庸人，恶劣至甚，但在他的教育下，成为了突出的人才，这是诲人不倦的结果。他曾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二）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指的是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新”指的是现在的社会实际问题。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温故知新”的另一层含意是新旧知识之间的关系。旧知识是已有的认识成果，温习旧知识能扩大认识范围或将认识进一步深化，从而获得新的知识。教师负有传递和发展文化知识的使命，既要注意继承，又要探索创新。
在教学中，孔子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与学生共同切磋学问。《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子贡颇聪敏，告知他一项道理，他能引申及于未知的事。学生学诗有疑惑而请教，教师答疑就本意作了说明，学生得到启发进一步考虑此诗可借喻礼与仁的关系，思考问题更有深度，教师于此反受启发，向学生学习而获益。这些事实体现了教学相长的道理已为孔子所认识，也为他所提倡。
（三）以身作则，爱护学生
孔子认为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方式，不仅有言教，还有身教，而且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教师应以自己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给学生作出榜样。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孔子爱护学生主要表现在要求学生努力进德修业，成为具有从政才能的君子，为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他对学生充满信心，对他们的发展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学生可能会超过老师，学生是事业希望所在，应该加以重视和培养。对那些有特殊经历的学生，如公冶长曾因受亲属牵连坐过监牢，他并不存偏见，而是看学生本人的思想表现。他对学生的健康也十分关心，冉伯牛患了不治之症，他亲自探望；颜回病逝，他哭得很伤心。孔子爱护学生，也受到学生们极大的爱戴和尊敬。如子贡曾说，老师的思想学说如日月光辉，照耀人间。
孔子是全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教育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重视教育的作用，创办规模较大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总结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后世树立了伟大的教师典范。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1.《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录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它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录了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2.学而优则仕
该词的本义是，学习而有余力的就出仕。后人常理解为，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经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官职，但他的原则是：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国家政治上了轨道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退隐。“学而优则仕”的积极意义在于推动知识分子积极求学，为封建社会的兴起提供急需的人才。但它也造成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学统与政统不分，“为学术而学术”精神的缺失。
3.仁
仁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在《论语》中出现过109次。仁最通常的意思就是“爱人”，也就是承认别人的人格，把人当做人。“爱人”并不是不分善恶而普遍地爱一切人，而是以“仁”为基本准则，有所爱也有所憎。
1.韦编三绝
韦编，用熟牛皮绳把竹简编联起来；三，概数，表示多次；绝：断。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比喻读书勤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讲到，春秋时期孔子十分好学，晚年还坚持研究《易经》，他反复钻研该书，把捆竹简的牛皮带都磨断了三次，终于把研究的心得写成十篇文章，即《十翼》。后人把《十翼》与《易经》附在一起，作为《易经》的补充部分。
2.尽善尽美
该词形容好到极点，毫无缺陷。孔子在齐国，有机会欣赏到他认为最美妙的韶乐，谓其“尽善矣。又尽美也！”而后大受感动，一连好多天还回味在音乐中，三个月之内吃肉也没有味道了。
3.侃侃而谈
该词义为不慌不忙地谈着。在周代的等级制度中，孔子的地位相当于下大夫。孔子是个一举一动都力求合乎周礼的人。在家乡，他显得温和恭顺，好像不会说话；在朝见场合，却长于谈论，只是有些谨慎罢了；在朝廷上，国君不在之时，他与同级官员说话，侃侃而谈，理直气壮；同上级说话，和颜悦色；君主来了，既恭敬而又不安，非常之小心。
4.不舍昼夜
该词表示时间不停地流逝之意。孔子的时间观念强，曾对着河流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5.道不拾遗
该词形容社会风气道德良好。孔子在鲁国当了几任官，他在任之时，鲁国政治有了极大改良。买卖东西不讨价还价，丢了东西不必惊慌，因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人格，不肯拾起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6.登堂入室
表示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是已得到老师专授指点。孔子的弟子子路，为人刚勇，一日在孔家弹瑟，瑟声中带有杀气，犯了孔子的大忌——仁。孔子自然不喜欢，又不便发作，就不满道：“子路弹瑟的本领已经登上厅堂，但尚未能进入内室。他为何要在我家弹瑟啊？无聊！”孔子的众弟子一听老夫子对子路不满，也就改变了对子路的看法和态度，越来越鄙视他。
7.道听途说
该词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子曰：“道听而涂（涂同途）说，德之弃也”。
8.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该词形容学习努力，工作勤奋。楚国某县尹问孔子弟子，请他谈谈对孔子的看法，弟子木讷小心，一言不发，县尹只得怏怏而回。孔子得知后，很不高兴，怨道：“你为什么不说，我的老师是个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的好学者啊！”弟子一听马上明白，惭愧地说道：“老师，是我糊涂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今后若有人再问我，我必遵师嘱答之。”孔子听后，欣然笑道：“好，好。”
9.鸣鼓而攻
该词形容声讨犯罪的人。孔子弟子冉求在朝中做官，准备试行新法，向孔子请教。孔子刚好是站在保守派一边，于是对冉求的行为气愤无比。但冉求一直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于是孔子对众徒发出追杀令：“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一起向他攻击吧！”
1.曲阜孔庙、孔府、孔林
该建筑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的孔庙，有号称“天下第一家”的孔府，有世界延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孔林。孔庙占地约200亩，南北长达1千多米，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其大成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泰山岱庙天贶殿并称东方三大宝殿；孔府占地约180亩，是孔子嫡长孙居住的府第，内存中国延时最久、保存最完整的私家文书档案近30万件。1994年孔庙、孔府、孔林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子故里现有文物景点103处。
2.北京孔庙
该庙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孔子被历代帝王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故又称先师庙。现为首都博物馆。始建于元代大德六年（1302），经明、清两代屡次修葺、改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进行大规模修缮，直到民国五年才完工。孔庙占地约二万平方米，有四进院落。主体建筑顺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
3.台南孔庙
该庙又称文庙，建于明永历年间，是中国台湾最早的文庙，也是清末之前最高的官办学府，故有“全台首学”之称。
孔子
1.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4.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6.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7.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8.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9.礼之用，和为贵。不学礼，无以立。
10.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1.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2.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13.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1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5.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16.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7.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8.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19.过，则勿惮改。
20.不迁怒，不贰过。
21.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2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3.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24.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25.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26.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27.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
28.听其言而观其行。
29.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第二讲孟荀的教育思想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教育，至战国发展出注重“内发”的孟子学说和注重“外铄”的荀子学说。孟荀分别以仁义和礼法为重，并表现出注重深造自得和注重文献经传的差异。
一、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氏之儒”是儒家学派中一个重要学派，被视为孔子嫡传，其代表人物就是孟子。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字子舆，世称孟子，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孟子为鲁国有名的贵族孟孙氏之后裔，其父早逝，其母仉氏一心教子成人，据说曾三迁其居，从墓地之侧到市场之旁，最后定居于学校之邻。还传说，孟母曾割断织机上正在织的布，来教诫和警策孟子矢志向前，毫不松懈。
孟子十五岁左右受业于子思门人，30岁左右开始授徒讲学，40多岁在邹出仕，并率弟子游历齐、宋、鲁、滕、魏诸国，也曾列名稷下学宫。其私学弟子有数百人，曾经显赫一时。约61岁归邹国，结束了在外近30年的游历生涯，专心著述讲学。孟子一生以“孔子之道”捍卫者自居，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孟子》也在汉代以后被官定为“四书”之一。
（一）政治主张
孟子痛感于当时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严酷争战，主张“保民而王”，通过施“仁政”去求得天下的统一。其仁政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黜霸道扬王道。孟子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他认为国家应该统一，但反对用战争统一，认为战争死人太多，人民太苦了，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
其二，民有恒产。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人民有一份固定的田产，才会有思想的稳定而安于本分，因此应当给每户农家百亩农田、五亩宅地，“薄税敛”，“不违农时”，使“民不饥不寒”，因此可以行“王道”。
其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以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所以，君主要注意民心向背，尊重民意，收取民心，进而获取天下。
其四，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要推行仁政于天下，必须培养“仁者”，使儒家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因此，他主张兴办学校，加强儒家道德观念的教育，使人们懂得忠、信、孝、悌的道理，养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长上、办事诚实及讲究信用等品德和风格。这就是说，好的政治既非完善的政治制度，也非高明的统治手段，而是教育。
虽然孟子的“仁政”学说在当时未能实施，但它的民主性和超前性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兴盛准备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治国之道，并与孔子的思想共同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
（二）性善论——教育理论的基础
孟子所生活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性论”纷纷出场，有告子的无善无不善论，世子的性可善可不善论，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与他们不同，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在批驳告子时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他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等善端。
其一，性善论说明了人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学习的可能，不在于其他，首先在于人之为人。孟子肯定人性本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并以之贯彻于其教育和政治实践。
其次，性善论还包含着人性的善是人类学习和缓慢进化的结果。孟子以为，人类最初本不懂得埋葬他们死去的父母，后来见到父母的尸体被野兽吮食，才渐渐懂得加以埋葬的。可见，人性本初称不上善，所谓善性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学习积淀而成，这种积淀的结果又成为进一步进化的起点与内在依据。这也就是孟子为何要把性善解释为“端”，把教育过程视为“扩充”本性的过程的原因。
孟子的性善论指出了：教育与学习是人的必须，也是人的可能；教育与学习必须遵循人的内在依据，发扬人的自觉。
（三）论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1.教育的作用：扩充人的“善性”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只是人向善的可能性，并非现实性。要将这种“善端”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品质，还需靠学习与教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保存、找回和扩充其固有的善端。扩充善端，如同星火燎原，如同涓滴成河，由此保证天下安定。教育的全部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善端而达到国家的治理。
2.教育的目的：“明人伦”孟子说过：“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他第一次明确地概括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明人伦”。具体说来，“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以父子——孝，兄弟（长幼）——悌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道德规范体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孟子设想以父子、兄弟之类血缘宗法关系去影响和制约君民、君臣之类政治社会关系，不断实现社会改良，达到长治久安。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通过“明人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论理想人格
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可以描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首先，“大丈夫”有高尚的气节，他们决不向权势低头，决不无原则地顺从。他们立足于仁义礼智，只向真理和正义低头。其次，“大丈夫”还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气”。孟子指出这是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之气。“浩然之气”可以理解为受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境界，这是一股凛然正气，是对自己行为的正义性的自觉，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孟子以为，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可以说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了。
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首先是持志养气。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一个人有了志向与追求，他就会有相应的气——精神状态。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配义与道”就是“养气”的方法：一方面是“志于道”，坚定不疑；另一方面是行每一件应行之事，也就是“集义”。其次是动心忍性，也就是意志锻炼，尤其是要在逆境中得到磨砺。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再次要存心养性。孟子认为，君子与庶人本是同类，君子之所以高于庶人，只是因为其善于将其仁义礼智之心，保存好，不要丢失了，就成为了君子。否则，就是庶人。与存心相近的是养性。人天生的诚善之性，比较娇弱，所以要好好保养，“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滕文公上》。最后要做到反求诸己。良心本心内在于人，要完善自己的心性，就要返回内心。
（五）论教学
孔子以“性近习远”为基础，非常重视教育和学习。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强调内向性的学习。孟子认为，学习的主要目的是道德自我之完善。
1.深造自得
“深造自得”是指通过深入的学习和钻研，获得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强调学习中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稳固而深刻的智慧，不轻信、不盲从，遇事则能左右逢源，挥洒自如。
2.盈科而进
“盈科而后进”指出了学习和教学过程的循序渐进。孟子以为“其进锐者其退速”。进程的过于迅疾，势必影响实际效果，致使退步也快。正确的进程应当像源源不断的流水那样，注满一个洼坎之后再注下一个洼坎，未注满时决不下流，由此渐次流入大海。这就是“不盈科不行”，“盈科而后进”的道理。
3.教亦多术
孟子很强调对不同情形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对学生，有的应及时点化，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其才能，有的习答其所问，不能及门者则可以间接地受教。
处在战国中期严酷的兼并战争时代的孟子，其思想表现出对人的问题的注重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的性善论，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强调个体理性自觉的“内发说”。他对教育作用的阐发、对“大丈夫”人格理想的议论，对教学过程的表述，无不体现了对人的主观作用的提倡。孟子思想对后世中华民族气节、民主精神的激发、崇高精神境界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启蒙作用。孟子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也是人类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上的出色一笔。
二、荀况的教育思想
荀况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和社会实践对战国末期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的发展，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荀况（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字卿，世称荀子，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长期居齐，曾是稷下学宫一位声名显赫、威望甚高的大学者，在学宫“三为祭酒”，成为学术首领，是公认的最有德望的先生，并被齐国君主授予“列大夫”头衔。在稷下学宫的经历，使他有可能向各家各派学习，而集诸子百家之大成。荀子晚年又受春申君之邀到了楚国，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退而著书授徒，终老兰陵，今传《荀子》一书，大部分为荀子本人所著。荀子的文章，和其他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一样，也是独具风格的。它既不像《老子》那样，用正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贯穿始终；也不像《墨子》那样，用严密、周详的形式逻辑进行推理；既不像《庄子》那样，海阔天空、神思飞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像《孟子》那样，语言犀利、气势磅礴，具有雄辩家的特点。他是在老老实实地讲述道理，他的文章朴实浑厚、详尽严谨，擅长用多样化的比喻阐明深刻道理。《劝学》是《荀子》一书的首篇，是荀子论述教育的一篇重要论文。
（一）性恶论与教育作用
“争于气力”的时代，孟子的性善论显得软弱无力。荀子批评性善论是一种无实用价值的理论，坚持性恶论。
荀子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所有这些，不论贤愚，人人皆同。但为什么说“人之性恶”呢？荀子认为，人的本能中不存在道德和理智，如听任本能发展而不加节制，必将产生暴力，所以说人性恶。可以看出，荀子并非简单而绝对的性恶论者，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性恶端”说。
荀子认为，孟子把本应属于后天“伪”的范畴归之于本然的人性了，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实际上是“伪”，而不是“性”。荀子作“性伪之分”乃是为了论证“性伪之合”与“化性起伪”的可能与必要。因为人性的放纵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即，哪怕是下贱的“涂之人”，通过教育也可以使他们掌握仁义礼法的本质与功能，从而成为禹那样的圣人。因此，教育的作用可以归结为“化性起伪”。
“化性起伪”，使“涂之人能为禹”虽然是必然，但还需要诸个条件，即环境、教育和个体努力。荀子认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荀子·劝学》。有什么样的风俗，就会有什么样的习性。所以人应当注意选择环境。教育的作用则显得更主动，它是依一定的规矩对人加以改变的过程。而个体的努力，即不断地注意积累知识和道德。荀子认为，人的成为禹，是环境、教育和个体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荀子·大略》。只有寻求政治、教育、环境和个体之间作用的协调与有序，人的造就就是可能的了。
（二）教育目的
出于走向统一的时代需要，也出于荀子礼法兼治的政治理想，他要求教育培养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或者说是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理政的各级官僚。荀子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几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他认为，俗儒这类人徒然学得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对《诗》、《书》礼义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而且还会谄谀当权者，人格低下。雅儒的言行已能合礼《诗》、《书》的精神，他们不侈谈“先王”，懂得取法“后王”。他们虽也在“法典”所未载和自己所未见的问题面前拙于对策，却能承认无知，不自欺欺人，显得光明而坦荡，他们能使“千乘之国安”。大儒是最理想的一类人才，他们不仅知识广博，而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荀子·儒效》。以已知推知未知，自如地应对从未闻见过的新事物，新问题，自如地治理好国家。这种人治国即使只凭借“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荀子·儒效》。显然，教育应当以大儒作为理想目标。
荀子以为，教育培养各类人才，要依据德才兼备、言行并重的标准。德，即既忠于君主，又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办事公正，是非清楚；不追求物欲的满足。才，则是指能运用礼法，自如地治国。选才的标准：言行俱佳者，“国宝也”；拙于言而擅长行者，“国器也”；长于言而拙于行者，“国用也”；口善言，身行恶，“国妖也”。《荀子·王制》。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三）教育内客
孟子把教育视为人的内在能力的发展过程，所以特别强调人的内在自觉。而主张“化性起伪”的荀子恰恰相反。他以为教育是“起伪”过程，是不断地积累起礼义或曰知识、道德，使元始状态下的人性得到改变的过程，这是“外铄”的过程。孟子与荀子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关于教育过程的两种见解。荀子更加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的名言“善假于物”，就是指人善于借助知识，来丰富人自身。因此，荀子重视古代典籍的学习，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传播。
荀子注重读经，以儒经为学习与教育的内容。荀子精通儒经，秦汉之际儒生所学儒经及其解说，大都传自荀子。荀子重视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文化知识传授，其影响在于：从中国经学史上看，这是很大的功绩。秦的焚书坑儒毁灭了不少传统文献，传下来的一部分中的相当数量得益于荀子的口耳相传。从中国教育史上看，由于荀子的传经，使先秦儒家经典得以保存，这就使后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有了经典教科书，为文化、思想的定于一尊提供了依据。
（四）学习过程与思想方法
荀子对于学习过程的分析相当完整而系统，在先秦教育家中是少见的。
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荀子·儒效》。这段话表达了学习过程中阶段与过程的统一，以及学习的初级阶段必然向高级阶段发展，而学习的高级阶段又必须依赖于初级阶段的思想。荀子以为，闻见、知、行每个阶段都具有充分的意义，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1.闻见
荀子以为闻见是学习的起点、基础和知识的来源，人的学习开始于“天官之当簿其类”，即耳、目、鼻、口、形等感官对外物的接触。不同的感官与不同种类的事物或事物的不同属性相接触后，就形成了不同的感觉，又使进一步的学习活动成为可能，所以说：“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荀子·正名》。但是，感官和闻见又是有缺陷的。首先，感官有“各有接而不相能”《荀子·天论》。的特点，它们只能分别反映出事物之“一隅”，而无法把握其整体与规律。其次，感官常因主客观因素影响而产生错觉。因此，荀子主张“善学者尽其理”，在闻见基础上学习必须向“尽其理”阶段发展，这就是“知之”。
2.知
荀子说：“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荀子·儒效》。学习而善于运用思维的功能去把握事物的“统类”和“道贯”，即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就能自如地应对前所未有的事变，措施对于事变的合宜一如符节相吻合。这就是知一思维这一学习阶段的意义，荀子重视思维作用，还具体提出了一些发挥“心”的功能的方法。
其一，“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荀子以为，人们常犯的错误是“蔽于一曲而门音于大理”，这是由于客观事物存在着诸如远与近、始与终、博与浅等差异与矛盾，易使人仅见一隅而不见其他，而人们又往往受到自身知识、经验的局限，这样就产生了“蔽塞”。于是，荀子提出“解蔽”。如何“解蔽”？靠“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荀子·解蔽》。不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对事物作出全面、广泛的比较、分析、综合，择其所是而弃其所非，以求如实地把握事物及其关系。
其二，“虚壹而静”。荀子认为，“心”是藏与虚、两与一、动与静的统一。首先，心能接受与储存来自外界的知识，这是藏；但又不能让已获得的知识成为成见，妨碍新知识的接受，这就是虚。其次，心能辨别差异，同时兼知多种事物，这是两或多；但心一旦专注于此物，就不能被为心所感的他物干扰思索，这就是壹。再次，心始终在活动着，这是能动；但是又要不让无关思考的心的活动扰乱正常的思索，这是能静。心的既能藏，又总是虚；既能两——兼知众物，又能壹——潜心一物；既能开动思考，又能宁静如水，这就达到了“大清明”的状态——既在积极活动，同时又在更高水平上清醒地把握它，使思维成为广则能兼，专则能深，亦动亦静的活动过程，就可以“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大清明”是为了“知道”，但“大清明”不是终结，还存在更高水平的“知道”。那就是“体道”——行。
3.行
荀子以为，行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阶段。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又说；“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在荀子看来，由学、思而得的知识还带有假设的性质，它的最终是否切实可靠，唯有通过行方能得到验证。只有到此时，“知”才能真正算“明”了。而荀子所谓行，也同样是指人的社会实践，如个人的品德修养、教人、从政治国等。
（五）教师的地位与作用
孟子曾经将君师并称，荀子进而把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将教师视为治国之本。
荀子以为，教师参与治理国家是通过一个中介实现的，那就是他的施教。他说：“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有无“师法”对人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教师是礼义的化身，师法是使礼义转化为每个人品质的捷径。没有师长的教导，人就会加重本性的放纵；有师长的教导，就能积累善，改变自己。学习与教育就没有比跟从师长更有效、更方便的方法了。荀子还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在此，荀子把国家兴亡与教师的关系作为一条规律概括了出来。
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荀子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主张“师云亦云”。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背叛教师，不依师法言行者，人人都应当唾弃他。与尊师、重师相一致，荀子也对教师提出了要求。他以为，为师之道就在于：有尊严而令人起敬，德高望重，讲课有条理而不违师法，见解精深而表述合理。至于简单的传习学问，是不足论的。荀子的尊师思想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师道尊严”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荀子的教育思想表现出一些新因素。他提出了性恶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与教育“内发说”截然相对的教育“外铄说”，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荀子对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学习过程、教师地位和作用的阐发，都颇具新意，予人启发，其中不少主张及其实践对后世历代封建教育与政治发生过实际影响。
三、《学记》
《学记》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它比西方公认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要早17个世纪。全文1229字，成文大约在战国末期。《学记》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专门化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学的雏形”。《学记》的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的作用、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几个领域。
（一）教育的作用
《学记》本着儒家的性善论和德治论，首先看到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通过教化人民，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是广义教育的宗旨。其次是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学记》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喻，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这是狭义教育的目的。
（二）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学记》指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种按行政建制设学的思想，对后世兴办学校影响很大。在学校管理方面，《学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查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学生到了规定的年龄（一般是十五岁）入大学，国家每隔一年考查他的学业及品行：第一年考查其明析经义的能力和学习的志趣；第三年考查其是否专心学习，对周围的人是否和睦相处；第五年考查其学识是否广博，同老师是否亲密无间；第七年考查其研究学业的本领和识别朋友的能力。达到这一标准就称为“小成”。到第九年，学生对于学业已经触类旁通，立场也已经坚定不移。达到这一标准就称“大成”。
（三）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
1.教学相长
《学记》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即使有美味的熟食，不吃就不知道它的味美；即使有最好的道理，不学就不知道它的好处。因此，学然后才知道自己的欠缺，教然后知自己理解不透。知道了自己欠缺，然后才能自己刻苦地钻研。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学”因“教”而日进，“教”因“学”而益深。这是《学记》揭示出的一个永恒的教育规律。
2.尊师重道
《学记》明确提出了“师严而后道尊”的思想。一方面，《学记》高度评价了教师的作用，认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能当教师才能当官长；能当官长才能当君王；所以教师是可以教人“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人。又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在教学过程中，最难得的是尊敬教师；尊师然后才能重道，重道才能使人重视学习。另一方面，《学记》又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道德修养，又要熟练掌握教育、教学理论和技能技巧，强调“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教师只有懂得了教育成功的因素，同时又懂得了教育失败的原因，然后才能胜任教师的工作。以此说明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3.藏息相辅
《学记》指出：“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大学教育管理的办法是：按照一定的时间或季节进行正课的教学，休息的时候也必须有各种课外作业。又说“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学习的时候全力以赴地专心学习，休息的时候尽兴地玩弄杂艺。这样，他们才能爱好学习，亲近师长，乐于交友，坚持信念。日后离开了师友，也不会违背师友的教诲和期望。这就是说，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相互补充，以达到学生虽离开师友而信仰不移的目的。
4.豫时孙摩
“豫”是预防，“禁于未发之谓豫”，要在不良倾向尚未发作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时”是及时，“当其可之谓时”，要把握教学的最佳时机，适时进行；“孙”是指循序，“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教学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摩”指观摩，“相观而善之谓摩”，学习中要相互观摩，取长补短，否则，“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5.启发诱导
《学记》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就是说，教学的关键是要使学生明了，要注重引导，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走；要督促勉励，又不强制压抑；要打开学生思路，但又不提供现成答案，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发展。
6.长善救失
《学记》认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指出了学生学习中存在的四种缺点，即或贪多务得，或片面狭窄；或把学习看得很容易而浮皮潦草，或把学习看得很难而止步不前。这些缺点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不同，产生的原因也各异，教师要学会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1.《孟子》
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有七篇传世，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2.《荀子》
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作品，小部分是他门人的著作，共二十卷，收文章三十二篇，内容涉及哲学思想、政治问题、治学方法、立身处世之道、学术论辩等方面。荀子的文章，朴实浑厚、详尽严谨，句式比较整齐，而且擅长用多样化的比喻阐明深刻道理。有人曾将《荀子》一书概括为“学者之文”，这是十分恰当的评论。
3.《礼记》
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通常先秦礼学家在传习《仪礼》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作为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就是“记”。经长期流传增删，逐渐形成两个本子，即汉宣帝时戴德所传85篇的《大戴礼记》和其侄戴圣所传49篇的《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在唐代列于五经，即通常所称的《礼记》。《礼记》是一部内容丰富而驳杂的丛书，它收集了儒家学者论礼的作用与意义的论文，涉及众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教育问题。
4.四书
也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早期儒家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的著作：《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5.祭酒
古代祭礼祀时举酒祭神的长者。从汉代开始，“祭酒”为学官名。
6.人性论
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
7.性善论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8.性恶论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9.化性起伪
这是荀子提出的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因为人性的放纵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圣人极其礼、法就是为了改造人类的恶性而产生的。
1.孟母三迁
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死去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有一次，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和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后来，大家就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事、物，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
2.断机教子
孟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他的母亲正在织布，见他回来，便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跟过去一样。”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剪断。孟子见状害怕极了，就问他母亲：“为什么要发这样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断发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就可以避开祸害。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于成了天下有名的大儒。有德行的人认为孟母懂得做母亲的法则。
3.五十步笑百步
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很尽心了吧？河内饥荒，就把那里的民众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河东饥荒时也这样。了解一下邻国的政绩，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邻国的民众不见减少，我的民众不见增多，是什么道理呢？”孟子答道：“大王喜好打仗，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战鼓咚咚，交战开始了，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奔逃，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行不行呢？”惠王说：“不行，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但这也同样是逃跑呀。”
4.明察秋毫
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孟子说：“假如有个人向大王禀告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火。’大王会相信这话吗？”宣王说：“不会。”
5.缘木求鱼
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孟子说：“那么，大王的最大心愿可以知道了，就是想扩张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拜，君临中原，安抚四周的民族。不过，凭您的做法去追求实现您的心愿，真好比是爬上树去捉鱼一样。”宣王说：“有这么严重吗？”孟子说：“只怕比这还严重呢！上树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不会有后患。按您的做法去实现您的心愿，费尽心力去做了，到头来必定有灾祸。”
1.孟母林位于曲阜南15公里处，是孟子母亲仉氏及部分孟氏族人的墓地。整个墓地占地578亩，西靠马鞍山，山中上下遍植松柏，古木苍翠，浓荫蔽地，林内墓冢累累。在墓的东侧建有一享殿。
2.孟庙又称亚圣庙，在邹城市城南，为历代祭祀孟子之所。孟庙呈长方形，院落五进，殿宇64间，占地60余亩。亚圣殿位于南北中轴线上，为庙内主体建筑。据记载，历代重修，达38次之多。现存建筑为清康熙年间地震倾圮后重建。殿正中门楣上悬有清高宗乾隆御书“道阐尼山”雕龙巨匾，殿内迎门金柱上悬巨幅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亦为乾隆手书。整座建筑显得庄严神圣；但与孔庙大成殿相比较，作为亚圣殿，其殿宇形象又是十分得体的。
孟子
1.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2.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3.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4.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5.其进锐者，其退速。
6.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7.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8.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9.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11.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12.仁者无敌。
1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4.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15.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16.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17.仁则荣，不仁则辱。
18.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19.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20.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21.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2.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23.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24.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25.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26.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荀子
1.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2.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3.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4.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5.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6.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7.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8.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9.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10.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1.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
第三讲墨家的教育思想
儒家和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两个最著名的学派，韩非将它们并称世之“显学”。墨家创始人墨翟是继孔子之后的伟大思想家。他创立墨家学派，并使之与儒家对立，真正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
一、墨翟及墨家学派
墨翟（约前468-前376），世称墨子。墨子是工匠和学者结合的典范。他出身卑贱，常自称是“鄙人”、“贱人”，精于制造车、械的手工艺人，据说能顷刻之间削三寸之木，制成可载300公斤重的轴承；他生活俭朴，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不辞辛劳，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利益。从思想渊源上说，墨翟是学过儒的，长于《诗》、《书》、《春秋》，但是墨翟特别反对儒家重礼厚葬的繁文缛节，转而批判儒家，并自成一家，成为学术思想史上第一个批判儒家的思想家。
墨翟曾到过鲁国、宋国、齐国、卫国、楚国、魏国、赵国，上自王公，下至民众，广泛宣传他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坚持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墨翟私学也曾像孔门一样“徒瞩弥众，弟子弥丰，充庸天下”，并且墨家学派是一个有政纲、有组织和纪律的严密学术团体。研究墨翟和墨家学派的资料主要就是《墨子》。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进行记录，形成《墨子》一书。其中有六篇被称为《墨经》，影响最为深远。多少年来因墨家被视为异端，《墨子》一书几乎被埋没了两千年。只是到近代墨家和《墨子》才得到人们的重视。
二、论教育的作用
墨翟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但要实现“兼爱”必须借助于教育。墨子说，善于耕种者就应设法使天下人都学会耕种，而不应仅仅是“独耕”。他还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墨子·鲁问》。善于教育者也应当通过教育使天下人“知义”，从而实现美好的社会。同时，对人进行教育也是“爱人”、“利人”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手段。
关于人的可教性问题，墨翟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他说，生来的人性不过如同待染的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有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因此，必须慎其所染，慎其所教。“素丝说”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认识和阐释教育的作用，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墨子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思想，其“上说下教”的主张都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三、论教育的目的
“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决定了墨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实现这一理想的人，这就是“兼士”或“贤士”。然后通过他们去实现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兼士”与“别士”对应，别士自私自利，兼士则无私地兼爱所有的人。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认为，爱有差别，实际上还是自私。
关于兼士或贤士，墨翟提出三条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知识技能要求是为了使兼士们去投入社会实践，有兴利除害的实际能力；思维论辩的要求是为了能通过兼士们的“上说下教”，向社会推行其兼爱主张；道德的要求最为重要，这使兼士懂得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墨家的兼士与儒家的君子有很大不同，表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追求，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等理想。在战国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理想虽然难以实现，但它奠定了中国后世侠义精神的基础。
四、论教育内容
（一）政治教育和文史教育
墨翟认为民众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此为“三患”。而王公大人们又在寻求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下》。此为“三务”。解决“三患”、实现“三务”是墨家的理想，其措施就是墨家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和明鬼。通过“兼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和睦；通过“非攻”去除“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征战；通过“尚贤”破除世袭特权，实现贤人政治；通过“尚同”统一人们的视听言行；通过“节用”、“节葬”、“非乐”制止费民、耗财；通过“非命”鼓励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强不息。而“天志”、“明鬼”则表明天与神鬼通过惩恶赏善的意志力量，来约束下界的统治者谨慎行事。通过这些方面的教育，来养成兼士高尚的思想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墨翟本人“通六艺之论”，但他认为儒家的六艺之教具有腐朽、寄生的特点，尤其是乐教不仅靡费人力财力，消磨人的意志，使人懈怠于所从事的职业，于社会实利无补。因此，墨翟以为只需学好对实现“兼爱”有用的主张和本领，并多实践即可。
（二）科学和技术教育
墨家这部分教育内容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其中不少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主要包括生产和军事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及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兼士获得“各从事其所能”的实际本领。墨家的自然科学教育有很高造诣，涉及数学、光学、声学、力学以及心理学等许多方面。例如数学，《墨经》中通过朴素的数学名词的定义与界说，表达出丰富的数学概念，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邃的数理哲学思想，涉及部分与整体、有穷与无穷、同与异、圆与方、虚与实、相交、相比、相次、建位和极限等问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力学方面，它对力的定义是“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子·经说上》。是说使形体改变它的原来状态的东西就叫做力。现代力学的定义是：凡能使物体获得加速度或者发生形变的作用，都称为力。可见古今之相通。再如光学，这是墨家科学教育中最出色的部分。墨家最早发现光的直线行进这一基本光学原理，由此探讨了一系列光学基本问题，几乎遍及现代光学影、像基本问题，并做了类似“小孔成像”的实验，指出：“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墨子·经说下》。这一原理也为近代物理学所证明。
墨翟和墨家的实用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也有出色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器械制造。首先是战争攻防器械。墨翟为了阻止楚国攻宋而与著名工匠鲁班用模型演练攻防，鲁班先后设计了9种攻城武器，墨翟也以9种防御武器相拒；鲁班技穷而墨翟的武器还绰绰有余，并且墨翟300名弟子也掌握了同样的技术。《墨经》还记载了制造云梯的技术。其次是生产器械，如墨翟的制车、制木鸯等。
（三）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
这部分教育内容包括认识和思想方法的教育、形式逻辑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人的雄辩能力，去说服他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首先，墨家提出了衡量言谈的三表法（即三条标准）：一表“有本之者”，立论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符合历史经验和知识；二表“有原之者”，立论要“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依据民众的经历；三表“有用之者”，立论要“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即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三表法表现了尊重实践、尊重民众意愿的进步性，但也显然带有经验主义的局限性。
其次，墨家强调必须掌握思维和论辩的法则，即形式逻辑。墨翟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史上首先提出“类”、“故”的概念，指出事物的类是由事物的故——内在根据决定的，提出“察类明故”的命题，要求懂得运用类推与求故的方法。墨家要求凡事都要有根据，要讲出道理，合乎逻辑，才能说服他人，战胜论敌。
五、教育方法
（一）主动
儒家主张“叩则呜，不叩则不鸣”的教育方法。墨翟主张“虽不叩必鸣”，即使人们不来请教，你也应该主动地上门去教。因为，如果对人们持“不叩则不鸣”的态度，就将听任无知、错误甚至犯罪泛滥。作为“有道则勉以教人”的兼士，其职责就是主动、积极地“上说下教”，向人们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
（二）创造
孔子曾自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墨翟批评儒家的“述而不作”，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即，对古代的好东西应当继承，而在今天则进一步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东西能够多一些。墨翟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创造、继承、发展有一个过程，作为每代人都应有所作为。墨家重重创造的学习方法使他学于儒而能自成一家，墨家的科学和逻辑学，都是这种创造精神的结果。
（三）实践
孔丘重行，要求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但这里的行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墨家的实践除了道德的和社会政治的之外，还有生产的、军事的和科技的。人称墨家是“以自苦为极”，对于墨家吃苦耐劳、艰苦实践的精神，当时和后来各家都十分叹服。
墨子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强执有命，繁饰礼乐”等内容进行批驳，与儒学分道扬镳，提出自己独特的墨学，其兼爱、非攻等十大主张，尤其是其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技巧的专门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提出与实行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墨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份独特的、很有价值的遗产。
1.显学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把学问分为显学和隐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相反，隐学则是离现实较远，不那么为世人瞩目的学问。“显学”之名始见于《韩非子》，它不仅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更是指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学问。
2.《墨子》
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可分两部分：一是记载墨子的言行和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二是墨辩或墨经，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直到近代，才有学者发现墨家已有对光学、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的探讨，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
3.墨家十大主张
通过“兼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和睦；通过“非攻”去除“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征战；通过“尚贤”破除世袭特权，实现贤人政治；通过“尚同”统一人们的视听言行；通过“节用”、“节葬”，“非乐”制止费民、耗财；通过“非命”鼓励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强不息。而“天志”、“明鬼”则表明天与神鬼通过惩恶赏善的意志力量，来约束下界的统治者谨慎行事。
4.学工学文
墨子的家乡是古代文化科技最先进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位能工巧匠，母亲非常贤惠。先进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的勤奋、纯朴与灵敏，很快学会了木、车、皮革、制陶、冶金等手工艺。同时，他拜师求教，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一位深沉、博大，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杰出人才。
5.《墨经》
力学原理《墨经》是《墨子》中的重要部分。墨子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概括出力学原理，并作出“力，形之所奋也”的力学定义和弹性力学、杠杆平衡力学、滑轮受力、斜面受力、物体平衡受力等方面的定义。他利用杠杆原理研制了桔槔，用于提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车梯等简单机械，用于生产和军事，受到人们的称赞。
6.规矩方圆
经过学习与实践，墨子提出了正确的客观标准：“天下从事者，不可无法仪。”不同的手工业匠各有特殊的技巧，但都要遵守共同的标准法则，制方要用矩尺，制圆要用圆规，取直要绷紧墨线，取平要用水平仪，这四种标准，是各类工匠遵从的普遍法则。
7.好学而博
墨子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理论。他好学深思，苦读博览，最初学习古代传统文化和当时有影响的儒学，曾跟周朝礼仪史角的后代学习周礼，“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遍读百国《春秋》。墨子平日言谈、讲学、辩论，经常引用《诗经》、《书经》和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非常娴熟。
8.背周崇夏
墨子在学儒的同时，发现了儒家缺点，“以为其礼倾忧而不忧，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故”。孔子推崇周公，墨子效法夏禹。他称颂夏禹亲自拿着木锨疏通江河，治理洪水，奔波劳累到股上没有肉，腿上没有毛，是为天下利益艰苦奋斗的圣人。
9.非儒立墨
墨子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强执有命，繁饰礼乐”等内容进行批驳，与儒学分道扬镳，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系统的学说——墨学。墨学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六大主张；此外还有自然科学、文化教育、逻辑学、军事防守、工程技术等，内容非常丰富。
1.快马加鞭
墨子学生耕柱子，聪颖过人，但不知发愤努力。一天，耕柱子说：“先生，我真的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吗？”墨子说：“我将要上太行山，乘坐快马和牛，你打算鞭策哪一个呢？”耕柱子很自信地说：“我要鞭策快马。”墨子追问：“你为什么要鞭策快马？”耕柱子说：“快马值得鞭策。因为它感觉灵敏，鞭打它可以使它跑得更快！”墨子说：“我也认为你是值得鞭策的！你应该像快马一样力求上进啊！”以后耕柱子发愤读书，再也不用老师整日督促了。
2.墨守成规
有一回，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为楚国特地制造了一种云梯，准备攻城之用。墨子得知，急走了十天十夜，终于在楚国的郢都与鲁班一同见到了楚王。墨子竭力说服楚王和鲁班放弃攻宋。楚王同意了，但是他们还想试试新造器械的威力。墨子说：“那好，咱们就当场试试吧。”说着，解下衣带，围作城墙，用木片作为武器，让鲁班同他分别代表攻守两方进行表演。鲁班多次使用不同方法攻城，多次都被墨子挡住了。鲁班攻城的器械已经使尽，而墨子守城计策还绰绰有余。鲁班不肯认输，说道：“我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要怎样对付我，但是我也不说。”楚王听不懂，问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子是想杀害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他哪里知道我的门徒约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等着你们去进攻。”楚王眼看没有把握取胜，便说：“好了，我决定不攻打宋国了。”因为墨子善守，后来就把牢守称为“墨守”。但现在这个“守”一般都已不指守城，而多指守旧，成了贬义词了。
3.鸢飞戾天
墨子的木工技术很高，可与鲁班媲美。有一天墨子看到鸢（鹰）在空中翱翔，就用木片等材料精心制作了一只木鸢（即风筝）。木鸢在空中飞翔，三天不落，受到人们的赞扬。这次试验的成功，为墨子以后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4.小孔成像
墨子对光学很有研究。有一次，墨子进行光学试验，他在堂屋朝阳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孔，让一个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在阳光照射下，屋内相对的墙上出现倒立的人影。墨子通过小孔成像的光学实验，阐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成为后代摄影技术的先声。
墨子
1.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2.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伪诈）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载）行者也。
3.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4.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5.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6.节俭则昌，淫佚则亡。
7.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第四讲道家的教育思想
中国文化史上，儒家思想无疑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与道家思想同为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孔子则偏重于人与人的关系，由此建立了他的伦理学；老子偏得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伦理学家，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孔子继承着西周以来的德治主义传统而发展，老子继承着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自然主义的思想线索而发展，孔子的德治主义和老子的自然主义奠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两种方向。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一、老庄及道家学派
公元前550年至前500年之间，是子学思潮的发轫期，奠定其理论基础的第一部著作是《老子》，其作者老聃就是这一时期子学思潮的起点。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楚国人，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去官归隐后的一天，他去往西域，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特意求道，老子见他很虔诚，便留下五千真言，这就是后世传诵的《老子》，《老子》与《庄子》《列子》并称道家三经，此三经亦称为《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经》。后世道教将老子尊奉为祖师。
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80年，长孔子29岁。老子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与他发生关系的人物都是学者，交往的内容也尽为学术方面的讨论，而与君王、权贵无任何交往记录。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从老子的口气可知，老子在春秋末期的学术界影响较大，且与孔子年龄相去甚远。
老子之后，尽管道家没有形成儒家的传承井然，也无墨家的组织严密，却也流派众多，并不乏像儒家后学那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流派及其思想代表。道家学派的传人有杨朱、列御寇、庄子。杨朱又称杨子居，阳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魏国人。他本来是一位性情傲慢的人，但他追随老子长途跋涉一心求道，在老子的熏陶教诲下，成为一个有学识有道德的著名学者，其“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等主张，使道家成为与儒墨并驾齐驱的一家，此即孟子所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列御寇，史称列子，郑国人，师从一位高深莫测的老师——壶子。列子主张清净无为，特立独行处世，据《庄子·应帝王》记载，列子的主静，守朴，源自于其师壶子与郑国巫师季咸之间的一场有相无相的较量。壶子的现身说法，使原以为得道的列子明白自己还很浅薄，遂收敛起一颗高傲自负之心，返回家中，三年不出门。
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庄子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士人之家，但他并不因为贫穷而遗憾，在他看来，处身于“昏君乱相”的时代，“士有道德不能行”，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庄子意识到时局之险，情愿做一名管理漆园的小吏而拒绝入仕做官。《庄子·秋水》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二大夫余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意思是说，庄子在濮河钓鱼，楚国国王派两位大夫前去请他做官，他们对庄子说：“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庄子拿着渔竿没有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
庄子既无杨朱那样直接聆听老子教诲的可能，也没列子那样高深之师的现身说法。但是，他却站在前辈学人的肩上，对自然界、对人世间的看法不仅更贴近老子，还超越老子，卓然成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领军人物。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周一生，是贫贱的一生，也是浪漫的一生，更是“绝云气，负青天”逍遥自在的一生。他的“化蝶之梦”感染着每一个中华儿女，他的“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思想哺育出中华民族超然卓绝的独立精神。
二、论教育的作用
道家承认，宇宙间人是最宝贵的，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但道家所强调的人，不是儒墨强调的社会的人，而是自然的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即人以天地自然为法。在道家看来，人的理想状态是如婴儿般无知无欲的素朴状态，即所谓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使人“复归于朴”是道家对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道是德之体，德是道之用。老子把德又分为上德与下德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徳，是以无德），情况就有了变化，下德成为人的有心作为。仁，是人们追求的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一种从下德之中产生出来的有心作为，因此，当一个人通过刻意追求达到了仁的境界，也便意味着对“上德”的放弃。义与仁相比，等而下之，是思想行为的一种准则。当统治者倡导义的时候，说明对仁这一最高境界的追求失去了信心。而礼的产生，更是由于人们连“义”这一行为准则都难以做到，才不得不制定种种行为加以硬性的约束。礼是社会保持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礼也无法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时，天下就要大乱了。正是基于对仁义礼的上述看法，老子才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才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道家认为，教育不应当是一个在人身上施加人类文明影响的过程，而应当是把得之于社会的影响逐渐损弃的过程，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多一分人为，就少一分自然，若要求得人的自然，意味着不断地损弃人为。与主张教育对人应当是一个“损之又损”的过程相一致，道家认为，教育的社会作用应当是对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腹不为目。”作为教育者，“圣人”应当削弱人的头脑而增强人的肢体，削弱人的社会性而扩张人自然性。因为文明带来了罪恶，除去罪恶的唯一办法是抛弃文明，复归自然。
三、论理想人格
《庄子·逍遥游》中描绘了一种理想人格：“若夫乘天地之征，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通过至人，神人，圣人这三个概念，从知，行、德三个方面对进入逍遥境界者的各自表达。至人的特有属性是无己，无己是指人的心即精神，脱离了形体而独立存在于在天地之间，“与万物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神人的属性是无功，功是指人对目标的追求。无功是指不执著，即老子的无为。圣人的特有属性是无名，名指人的声誉，与道德相关，惟无名，才有德。无名，即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总之，无己是一种精神境界，无功是一种生存状态，无名是一种道德品性，三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逍遥境界中人的品性风骨。
四、论德性的恢复
恢复人的天性，就是恢复人所应有的德性。如何恢复呢？从外部环境和自身修养两个方面。外部环境方面，举要有三：一是不尚贤，二是不贵难得之货，三是不见可欲。不尚贤是指名的层面，不刻意推崇贤能，人们就不会为功名而争斗，就不会去做欺世盗名之事，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从利的层面，不去贵重稀有之物，人就不会为财富而去犯科作案，从心的层面，不去注意容易引动欲念的事物，使人的心态保持平静。这一系列净化环境的工作应由统治者完成：“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移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在自我修养方面，老子指出了“致虚”与“守静”，让自己的心境尽量做到空寂宁静的最佳状态，以恢复心灵的清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实现心灵清明的必要条件。为此，老子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不自见，二是不自是，三是不自伐，四是不自矜。不自见是说观察问题不能蔽于一曲，只依靠或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自是是说，凡事不能自以为是，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自伐是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自吹自擂，把功劳归于自己；不自矜是说人只有敬重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敬重和拥护。
道家关于得道的论述给我们两点启发：一是不可能从圣贤之书中现成地找到“道”，必须从自然造化中，从社会进化中体悟“道”。二是去除物欲的滞塞，才能开启自己的心智，只有开启了心智，才能体悟物性，把握规律，即闻道。
1.《老子》
老子的著作，又名《道德经》，与《易经》、《论语》被称为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
2.《庄子》
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写，“外篇”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杂篇”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内篇中集中体现庄子哲学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
1.视权贵如腐鼠
《庄子·秋水》载：惠施在梁国做了宰相，庄子想去见见这位好朋友。有人急忙报告惠子，道：“庄子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哩。”惠子很惶恐，想阻止庄子，派人在国都中搜了三日三夜。哪料庄子从容而来拜见他道：“南方有只鸟，其名为鹓雏，您可听说过？这鹓雏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时，有只猫头鹰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好鹓雏从头顶飞过。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仰头视之道：现在您也想用您的梁国来吓我吗？”
2.宁做自由之龟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为君王分忧，下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
3.知鱼之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知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4.贫穷非潦倒
《庄子·山木》载：一次，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大王您难道没见过那腾跃的猿猴吗？如在高大的楠木、樟树上，它们则攀缘其枝而往来其上，逍遥自在，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再世，也无可奈何。可要是在荆棘丛中，它们则只能危行侧视，怵惧而过了，这并非其筋骨变得僵硬不柔灵了，乃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现在我处在昏君乱相之间而欲不潦倒，怎么可能呢？”
5.庄周梦蝶
《庄子·齐物论》载：“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从前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自己非常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是僵卧在床的庄周。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则寓言是表现庄子齐物思想的名篇。庄子认为人们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则无往而不快乐。它写得轻灵缥缈，常为哲学家和文学家所引用。
1.老子故里
河南鹿邑老子的诞生之地太清宫及其聚徒讲学、传播天下大道之地明道宫。
2.庄子故里
庄子故里歧说不一，主要有两种：一说安徽蒙城县。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曾建庄子祠于安徽蒙城县，苏轼为之作《庄子祠记》，当时王安石《蒙城清燕堂》诗，有“民有庄周后世风”句。既然安徽蒙城县有庄子祠，庄子故里有可能在此。一说河南商丘。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庄周，“宋之蒙人也”。宋国为殷商后裔，其地位于今河南东部，以及接近河南的山东、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商丘曾是宋国都城。郦道元《水经注》于汲水系蒙县下曰：“即庄周之本邑也。（庄周）为蒙漆园吏，郭景纯（郭璞）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记水自西向东，流经河南商丘之北。可见，庄子故里应在河南商丘。
老子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3.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4.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5.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6.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7.治大国，若烹小鲜。
8.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9.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10.无名，天地之始（开始）；有名，万物之母。
11.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12.为无为，则无不治。
13.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14.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15.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16.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庄子
1.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2.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
3.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也。
4.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5.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6.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
列子
1.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2.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
第五讲法家的教育思想
法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韩非作为子学思潮的终结者，其代表着新兴的社会势力，其长处在于社会政治实践，在教育方面远没有达到像儒、墨诸家那样的造诣，但不论其思想主张的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令人深思。
一、法家学派
法家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郑国执政者子产和魏国人李悝（约公元前450-公元前390年）。子产公元前554年任郑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铸刑书于鼎，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律。他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善于因才任使，采用“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李悝曾为魏相，著有中国第一部刑法法典——《法经》，现已失传。商鞅由魏入秦，就携带此书。真正使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趋于对立的是李悝的学生商鞅。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原名卫鞅，亦称公孙鞅。他“少好刑名之学”，早年也曾受儒家思想熏陶。商鞅入秦，数见秦孝公，终以所说“霸道”和“强国之术”得到重用。在秦执政2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经商鞅变法，秦在对外战争中也频频取胜。但由于变法剥夺了贵族特权，当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贵族势力所害，并车裂其身。商鞅有《商君书》传世。
商鞅死后将近六十年，韩非出生，当时已是战国末期。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韩国的公子，早年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但他学法家各派，终与儒家决裂。他曾多次上书韩王，陈述富国强兵之道，未被采用。作为子学思潮的终结者，韩非融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派为一炉，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显学》等，使法家学说系统化。
李斯（？-公元前208年）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施法家政策的倡导者。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
二、绝对的“性恶论”
尽管荀子提出“性恶论”，但严格说这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性恶论”，事实上他并未彻底抛弃孟子主张的一些核心观点，而法家的人性观则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
在性恶论的人性基础上，法家提出了不少严厉的论断。如韩非就认为：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他举例说；在教育中，“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韩非子·六反》。而那些地方官吏丝毫不用爱道，教育效果却万倍于父。所以说，父母的爱心；乡邻的批评、老师的教导，“三美加焉”而不能改变“不才之子”的毫毛。相反，官兵的严刑厉法则轻易地“变其节，易其行矣。”《韩非子·五蠹》。人就是如此的贱。从“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的判断出发，法家只看到刑法的统制作用，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无需尊重人的人格、人的尊严。依据这一片面逻辑，韩非作出了一个著名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是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亦是如此。
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的教育主张，其首倡者则是商鞅。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法令，是人民的性命，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只有焚烧诗书而后才能明法令。
韩非发展了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更明确地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韩非的“以法为教”表达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内容，“以吏为师”则表达了法治教育的实现手段。在法家的思想中，除法治教育外，不要其他教育，除执掌法规的官吏以外，不要其他教师。法治教育固然必要，但教育绝不仅限于法教，教师绝不仅限于官吏，只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是以法代教，以吏代师，从而取消了普通教育。
四、提倡“耕战”
韩非认为，在战国这样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国家强大，别人就来朝见，国家弱小，就要去朝见别人。作为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力”的实现最终落实在人民是否积极参加“耕战”上。耕，即农耕；战，即作战。耕战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兵农合一，既保障国家的经济力量，又保障国家的军事力量。从商鞅到韩非，法家也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教育要促进耕战，使百姓喜农乐战。因此，法家竭力反对“不事力而衣食”，“不战功而尊”，以期杜绝“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韩非子·五蠹》。的现象。即，法家坚决反对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的现象。
法家激烈攻击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诗书、孝悌、诚信、仁义之类，比作“六虱”，把儒家学者比作“五蠹”。借五蠹来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这五种人呀，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因此，法家认为儒家及其所从事的教育是贫国弱兵之教，应当严禁。
法家的主张迎合专制统治的需要，重实力、讲实效的风格有可取之处。但法家一味推崇强权和暴力，蔑视文化教育和社会道德的作用，不仅会摧残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对维护封建统治最终也是不利的，这已被后来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所证实。
总之，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活跃异常。诸子各家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如墨家的“素丝说”，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法家则蔑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子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子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主张“法后王”，轻视传统文化，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但极为重视社会的变革和前进。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子的“大丈夫”，还是荀子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表现了战国时期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
1.智子疑邻
《韩非子》：大雨淋墙，儿子说要小心防盗，邻人也跑出来如是说。当晚果然失窃，那么，在主人家看来，儿子是机警的，邻人是值得怀疑的。通常拿来做交浅不能言深的世故教训。
2.自相矛盾
《韩非子·难言》：楚国有个既卖矛又卖盾的人，他称赞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很坚固，任何武器都刺不破它。”接着，他又夸起了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没有东西穿不透的。”有人质问他：“拿你的矛去刺你的盾，会怎么样？”那人便答不上话来了。刺不破的盾和什么也刺得破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3.守株待兔
《韩非子·五蠹》：战国时宋国有一个农民，看见一只兔子撞在树根上死了，便放下锄头在树根旁等待，希望再得到撞死的兔子。结果自然再无所获。
4.滥竽充数
《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让人吹竽，一定要三百人一起吹。南郭处士请求给齐宣王吹竽，宣王很高兴。用数百人的粮食来供奉他。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湣王继位。齐湣王也喜欢听吹竽，但他喜欢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吹，听独奏，南郭处士只好逃走了。
5.老马识途
《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跟从齐桓公北伐孤竹，春往冬返，由于没有熟悉地理的向导带路，在回家的路上迷失道路，管仲说：“老马的智慧可以利用啊。”于是就纵老马于军前，任其所至，随而从之，竟得道而归。在山中行军，没有水喝，隰朋说：“蚂蚁冬天住在山的南面，夏天住在山的北面，蚂蚁的土壤有一寸深一仞之处就有水。”就发掘蚁穴，找到了水源。凭借管仲和隰朋的圣明，知道了他们所不了解的事，也不把向老马和蚂蚁求教学习看做是羞耻的事，现在的人却不承认自己愚昧、不知道学习和吸取圣人的智慧。
1.正常的教育应是法制与人治的结合，行为规范乃至法令、刑罚与教育、诱导、感化的结合法家只讲法制而弃置人治，实际是否定了教育存在的价值。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一种社会教育。虽然任何社会都需要讲法治，但是在法治教育之外，教育的内涵还相当丰富，而专门的文化知识教育及其实施者的存在，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还是人类社会继续进步的条件。因此，法家的主张与实践是一种教育的倒退。
2.为了达到政治强权而实现国家富强进而实现统一各国的愿望，法家采取的一大措施就是不准人思想和禁止人说话，而定法家思想于一尊商、韩的思想，李斯、秦始皇的实际行动满足了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统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需要，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法家这种禁“杂反”之学、学术思想择一的做法，却也开辟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统治的先河。
商鞅
1.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2.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3.不法古，不修今。
4.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5.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韩非
1.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2.巧诈不如拙诚。
3.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4.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
5.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
6.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7.华而不实，虚而无用。
8.立志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9.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
10.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
11.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12.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
13.小信诚则大信立。
14.悬衡而知平，没规而知圆。
15.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16.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17.宰相之耳，待天下之心识而后能发。
18.抱法处世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19.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20.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