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悲情与急切。以我的77年的经验，我体味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亡国屈辱、国民政府的贪腐与无能、旧中国的奄奄一息、新中国建立的凯歌阵阵、终于“站起来了”的欢欣希望、连连政治运动的昏头昏脑、“文革”的动乱折腾出的五光十色，凡此种种，可能比活在哪一国都热闹、多变、壮怀激烈。我要毫不犹豫地说，只是“文革”后，中国才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我们无法不珍惜这一点。
能不欢喜吗？老作家巴金老师，尽管他也有许多遗憾与未酬之愿、未圆之梦。生前他与张光年在一次中秋泛舟西湖之时，也抒发了他的由于中国近二三十年的迅猛发展而体会到了的欣悦之情。光年告诉我，巴老的原话是：“中国的发展，让我们的腰能直起一些来了……”
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富民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系列在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信念与采取的路线方针，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与胜利的保证。
有许多发展令国人与全世界欢呼。但是，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其他次要矛盾的迎刃而解，恰恰可能是其他矛盾的突出乃至尖锐化。
最明显的就是官员的贪腐与弄虚作假。在各种生活消费品凭证的时代，贪腐问题不大可能浮出水面。现在可了不得了。老百姓中的有关议论、传闻、小道消息，无边无沿，惊心动魄。越是缺少有效的有充分公信力与透明的监督机制、信息报道与舆论平台，传说越是会变得比事实可怕十倍。
弄虚作假的问题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们自古强调的是秩序，是和谐，是德行，是人际关系，是父慈子孝，是君明臣忠，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不为已甚与中庸之道，是统筹兼顾与保全面子，是人们的主观感觉的最大限度的满意化与合理化。但是我们缺少严格的求真的传统。《红楼梦》中平儿处理玫瑰露失窃事件，拉出宝玉顶缸，掩护了彩云，避讳了探春，停止了追查，令世世代代的读者叫好，却完全是不顾事实真伪。
各种禁忌与避讳，这可以理解，但不是常用的办法。在网络时代，禁忌、避讳，捂起来，一时的奏效顶不住长远的后遗症。
老百姓当中有一个词，叫做“黑”。他们认为在冠冕堂皇的背后，有某些见不得人的黑暗、无耻与丧尽良心。当然百姓们传的东西不见得靠得住，何况我们还不能排除充满敌意的造谣与诽谤一刻也没有停息。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含糊，只能增加透明度，尊重知情权，尽可能地减少“黑箱作业”，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决策与选择的过程、管理与辛苦的过程。例如有些县，传出了买官卖官的价目表，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选择任命的过程，才能摒除买卖官职的街谈巷议。罪恶止于阳光，这是句很好的话。
贪腐的问题不仅是金钱与经济的问题，更是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关系学压倒了真才实学的地方，啥事都难办。
上面要的是长治久安、不折腾；百姓要的是天下太平、敬业乐群、安居乐业、温饱小康、自由呼吸。这二者本来是搭调的。但是贪腐与躲避群众的官僚作风大大地离间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现时的党群关系已经与老苏区时期、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我们不能不正视不研究。一个党或一个政治理念与权力系统是怎么胜利的？靠的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个朝代或一个政治力量是怎么失败的？最要命的还是它们与人民群众的渐行渐远，一直发展到互相抱怨、互不信任、互相蒙骗、互相对立。这是最大的危险，这是最大的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是最大的自我戕害。毛泽东时代有一句很尖锐、很有力量的话：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就是政治上的自取灭亡。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做统一战线，叫做协商民主，叫做政治协商，叫做有什么大事大计，由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邀集各党各界各路社会人士座谈征求意见。这很好。这样，一，避免了决策的单一化运作可能有的片面、匆忙、顾此失彼与捉襟见肘，注意了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不一般的大国古国做任何事情都要统筹兼顾、照顾方方面面、把握分寸火候。二，避免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激扬化、炒作化、对决化，避免了国家陷于分裂、失衡、恶性冲突、动乱不已。
协商民主的前提是承认界别、层次的多样性，承认利益、境遇、思想见解政治诉求的多样性。承认差别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前提。大家本来就铁板一块地一致，还统什么战？承认某些统一的大原则又是保持多样性差别性的前提。如果根本不承认宪法、不承认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承认改革开放开始的新时期的宝贵进展，差别就会变成分裂、变成割据、变成内战、变成投机分子野心家的火并借口。
包括我们讲指导思想的统一性、非多元性，也是以承认被指导的思想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如果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如果说这样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有效是针对指导自身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如果说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功能是自我指导，是将前提当成结论，以主语作宾语，那是说不通的。
正因为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思想，有爱国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徒，有泛道德论者，有泛爱论者，有实业救国论者，有国粹崇拜，有西洋文化崇尚，有唯美派，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有文化相对主义，有实用主义，有精神至上派，有文化至上、艺术至上、真理至上、信仰至上、奉献至上、爱情至上、趣味至上，也有及时行乐者、拜金主义者，有奉公守法但追求个人与家室亲人的利益的最大化者，也有狂热地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即个人的流芳百世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政治派别的人，有追求专业成就而宁愿与政治拉开距离的人，有提倡为知己者死、为悦己者容的男男女女……正因为我们不可能将以上的种种都培训改造成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家，才需要指导思想的统领与发挥影响力。再说，即使口头上都服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会分成各种学派、派别、山头、门类，仍然各有各的脾气与关注。没有社会的多元性的现实，就没有强调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与必要。
有歧义才有讨论的必要，有不同的见解才有妥协与和谐的必要，有碰撞和摩擦才有强调团结的必要，有挑战有为难之处才见智慧与水平，有混乱才有认真进行法制建设的必要与针对性。
有权威才有认真的质疑，有诚意才有认真的议论，有共识才有各抒己见的空间，有合作才有各自的充分发挥，有统一的大目标才有异彩纷呈的各类发挥与表述。
这样，就会有真正有效的、代表性足够的协商民主，就可以大大减少表面上颂歌盈耳、紧跟照办、竭诚服膺，实际上各种矛盾冲突越积越多，直到最后恶化失控消解的非理性非良性后果。
毛主席时代就说过，要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没有不同的声音岂不成了自己与自己的亲密门徒的聚会，岂不成了关上门听自己的回响，岂不成了自言自语、自拉自唱？
我们在“文革”后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听到知识分子歌功颂德的表态以后会喜形于色，底下的事就都好说好办。同时我们确实无法不厌烦那些对世事国情一知半解，就汲汲于全盘西化，实际上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指手画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
问题在于，除了经常出入于高层政治活动的，其合作精神与忠心耿耿、其言听计从与热爱拥戴绝对不下于中共成员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以及与上述人员完全相反的，即意在另起炉灶、唯西是瞻的人员，还有打着极“左”的旗号，想着在中国再搞一场“文革”的人士以外，除了这些非常鲜明、非常坚决、我们非常中意或者非常警惕的人士以外，还有大量的中间状态的人。他们无意于搞什么异端异议，也无意于无保留无距离地参与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相比，与中央的文件与中央的精神相比，他们更关注的是民生、科技、文化、艺术、乡村建设、世道人心、积德行好、经济效益、实业救国、著书立说、学术贡献、获得国内大奖尤其是国际大奖、自成一家、保持清高与风度、全世界同行人士的尖端成就，是倾斜于某一种学说，但又更多地注重自己的专业、行业。我们应该坚持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发扬一种闻过则喜的气度，追求一种厚德载物的美质，使我们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政治协商、我们的协商民主有越来越多的干货，有充实的内容，有争论也有妥协，有小异也有大同，有各执一词也有平衡协调。这样的协商政治、协商民主，确实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重大贡献。
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词。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咱们自己提出来的，是小平同志最早讲的。问题在于，不可以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削弱党的领导，也不可以把加强党的领导看成躲避或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使人民大革命的结果付诸东流，是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是中国的动乱与分裂，是亡党亡国亡头，这当然是一个悲剧而且是全中国、全世界的大灾难。
另一种态度呢：硬是抱残守缺、无视如胡锦涛同志讲的四个考验与四个危险，以捂盖子为有效法门，最后仍然会混不下去的，最后仍然是难逃孕育与积累下可怕的大不幸、大灾难。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70多年，《共产党宣言》已经问世了160多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已经度过了94年，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60多年，毛泽东去世已经30多年，邓小平去世已经14年，我们必须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东方、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忧患、新机遇。我们一定要有条不紊地、有秩序地、理性地研讨我们的下一步的走法。拖延不是战略，回避不是方法，炒作不是好心，闹腾只能自戕。不争论是不能让全国人民陷于政治的歇斯底里和政治纷争，不争论不是不讨论、不思考、不研究不未雨绸缪。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现在的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体量巨大，而且执政经验如此丰富。让这样的党中央解答一切问题其实是不可能的。社会要能统，也要能分工，各安其业，各行其道，各守其规，各得其利其乐。在革命胜利与内外斗争的高潮中，我们这里常常会有全民“肃反”、全民批判胡适、全民讨论《红楼梦》或《水浒传》、全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全民呼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盛况。随着社会的正常化，执政意识的明朗化，我们会认识到各安其位的社会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动辄全民陷于政治上的兴奋状态、激昂状态、高潮状态，长此以往，绝非吉兆。
一个正常的社会其实很简单：政治家努力谈政治做政治，厨师努力烧好菜，裁缝一心做好衣装，歌星一曲能销魂，作家笔落惊风雨，同时大家都有公民的自觉，维护应有的权利，也尽到自身的责任。
我出生后不久是日本占领军的入侵，然后是国民政府的贪腐与无能，然后是连年的政治运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部分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亡，在内战的炮火燃烧了中国全部城乡的时候中国没有亡，在“文革”的混乱使多少新中国的缔造者、新中国的人民友人痛心疾首的时候，中国没有亡。中国的命很“硬”，中国大有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勇气面对歧见与挑战，更加能正视忧患与曲折。成熟的特点是从容、务实、理性、沉着。成熟的标志是少情绪化、少夸张的高调。中国将不会再因为一句话而怒而喜而大轰大嗡，中国将不会再因为一件事情做好了就大吹大擂，中国将不会动不动就宣布自己多么伟大或别人多么可恶、自己多么神奇或别人多么该杀。中国将越来越尊重知识与常识、尊重法理与程序。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与民生，民主与法制法治，公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大局观念、责任观念，自信、自尊与尊重他人，尚文与尚武，道德监督、文化监督、权力平衡与法律监督，意志、人格与理性、科学，个性与共性，全面发展与扬长避短，自由、小康与忧患元元，求胜与共赢……我们需要从头学起，更好地安排妥当。而不文明的乖戾、粗暴、起哄、谩骂、《红楼梦》中赵姨娘与马道婆式的弱智泼妇巫术方式、个体与群体的政治、社会、道德歇斯底里（点击一下咱们的互联网就知道了），希望终有一天与我们彻底告别。
有人质疑上边领导提出来的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法制结合起来的说法。当然这三者都做好绝非易事。然而，除了这三者，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爱国良心，难道不能回答历史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吗？
我们应该做出，也能够做出对于历史的机遇与挑战的英勇与智慧的回答。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