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人起初实行的是收继婚制。
《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丞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
党项人此俗，不合汉族伦理道德，却合乎遗传科学。但就此事言，真说不上党项族与汉族谁是野蛮民族。
中国的少数民族，被汉人诟病的方面很多，尤以婚俗为甚。过去的书，往往以此为由，糟蹋诸夷，言他们之所为为兽行，以此来贬低“夷族”。历代的酸文人，很为王昭君“出塞”遗憾，遗恨，就连大诗人也不能免俗。杜甫有诗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及之于王昭君等人被单于等辈的儿子所袭娶，更是憾上加憾，恨上生恨。当今的一些学者和文人，在其所写的文化散文中，对于亡了北宋的金人，声讨有加，以为他们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是妻庶母等等的禽兽。汉族之观念之认识，于今没有改变。西夏史研究者，对于党项人“妻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之俗，也是持否定与鄙视态度的。
汉族人是如何对待此问题的？假如“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依靠，成了寡妇，怎么处理？有能力的养起来，让她们守节，以等待做自己家的鬼。没能力没心情养的人，则有几种处置方法，开明开放一点的，让她们嫁外人，或者将她们卖掉，换些银子买酒喝。保守残忍的呢，则让她们自生自灭。她们可以讨饭可以上吊可以投井，但不可“失贞”，不可“辱没门楣”，“背叛家族”，不可给家人族人“脸上抹黑”。这里似乎有一小小的余地，即特别穷困的家庭，弟弟可以娶寡嫂为妻，其他的，是万万不可以的。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也有。比如《红楼梦》中焦大骂的“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比如唐明皇娶了儿媳杨玉环为妃子，而且“三千宠爱在一身”。汉族人的“家丑”其实还有很多。
汉族的伦理高尚，但汉族不讲科学，讲究亲上加亲，亲上套亲。近亲结婚可也，同姓结婚可也。同姓不出五服结婚的也不是没有。姑表亲、姨表亲，似乎是最佳的婚配。从伦理上讲，汉族离禽兽最远，但从科学上，从近亲成婚的角度看，似乎比西夏人比“诸夷”离禽兽要近。这是个可悲的残酷的比较。
西夏人以及诸“夷”人为什么要“妻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不怕落禽兽、盗嫂、扒灰之恶名呢？我想那也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他们自己的人自己关心自己养活，不屑不忍推给外人。另外也是因为生存条件恶劣，生育率、生存率低，族内的男人需要族内的女人为他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只要是“自己的”女人，就不肯让她们守寡着煎熬着浪费生育资源着。希特勒时期曾号召德国妇女以爱国的名义最大限度地为其生育人口，以强化军队势力，以补充不断消耗的兵源。这与党项人的想法大约是相近的。
当然，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党项建国后，其婚俗便向封建伦理纲常看齐。法律严惩亲属相奸，与岳母、伯叔母、侄女、孙女孙媳、重孙女媳淫乱者，一律处以死刑；与祖父之姐妹、父之伯叔之妻、伯叔未婚姐妹、母之亲姐妹、侄媳淫乱，获十二年长徒；与伯叔子侄女媳、兄弟之侄女媳、舅之妻子、高祖兄弟之妻子、高祖之姐妹相淫者，徒六年；与兄弟之曾孙女媳、二节伯叔子女、二节姑姐妹、祖父之叔子兄弟之妻、祖父之伯叔子姐妹相淫者，徒五年；与亲侄母、伯叔子兄弟之妻、二节伯叔子兄弟之妻、三节伯叔子姐妹、三节伯叔子兄弟之妻、伯叔子之妻、二节伯叔子侄之妻相淫，以及后母从子之妻与母之夫、后母从女与母之夫等同居，一律徒四年。西夏的法律对于亲属相奸罪规定得如此仔细，说明早期党项人在性方面十分混乱，而建国后此种现象依然存在，但国家对此已持否定态度。在伦理的压迫与法律的惩治下，西夏婚俗、性观念等必然改变。
汉族有汉族的道德，汉族有汉族的伦理。我们不接受党项人以及其他“夷族”人的婚俗，我们也似乎没有辱骂贬损人家的理由和必要。
2006.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