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掠的理由很多，贫穷是最重要的理由。
《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记载：“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
赵保吉即李继迁，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祖父。在贺兰山东麓五十平方公里的西夏陵区，共有九座帝陵，李继迁与李德明的陵墓被编为一号、二号，在最南端。其形制、规模虽比不上三号李元昊陵，但保存却相对完好。
李继迁、李元昊所承袭与经略来的土地，相对于中原，是贫瘠的。其粮食极度匮乏，虽是游牧民族，牛羊似有限，并未以肉类、奶制品类为主食。士兵以大麦和豆类为主食，老百姓则主要吃野菜之类。
一个长于骑射，习惯游牧，不事农耕，不善稼穑的民族，生活如此的窘迫，不向外扩张，不从富有的中原抢夺些粮食布帛之类，如何立国！
毛泽东说过：“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革命者何？“剥夺剥夺者”。虽然中原汉民族并未夺去党项族的土地、马匹、牛羊，甚至妇女，但用一种逻辑推理，你占有了富庶之地，便使别人无法去占；你有了幸福安定的生活，别人便不可能同样拥有，对于别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剥夺。党项民族尊奉这样的逻辑。
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农民起义，包括改朝换代成功了的，如刘邦、朱元璋之流；包括折腾出极大响动的，如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类；包括一阵风吹过去的，如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方腊起义、西北回民起义之属。要么是官逼民反，要么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以至于人相食，易子而食，连米糠、树皮、野草都吃不上了，才去造反。对农民军有号召力的口号，大体是“杀尽不平享太平”，“快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均贫富，等贵贱”，“耕者有其田”等等，中国共产党闹革命，贫苦大众奋起响应，吸引他们的，也是“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共产主义”，能过上温饱的生活。
贫穷是革命的催化剂，也是周边少数民族、党项民族侵伐中原的催化剂。假如西夏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国家富强，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商，如何富上加富，如何保卫家园，而不是劫掠，抢夺，征战，杀伐。党项人后来拥有了宁夏平原与河西走廊等沃土，情况便好一些。中国古代的圣人说过，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不是贫困所逼，至少西夏的百姓们不会热衷于战争。虽然上层统治者为了王权、为了自己的野心会有许多的盲动，但百姓们是会有克制心的。不巧的是，因为贫穷，西夏国人均自愿地绑到了袭扰中原的战车上。
安定边疆，首要的是让那里的少数民族先富起来。那富，不一定是大款大腕的那种富，但至少要吃饱穿暖手头宽裕。用一个极古老传统又极新颖时髦的词谓之“小康”。
2006.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