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书臻
第一部分童年
河北大平原，小城肃宁县，韩姓贫穷户，汉古垣城南。
祖母八十整，我生二五年，起名为全喜，外号烧饼蛋。
在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上有个小县城———肃宁，城东南方向10来里路的地方，有座汉代古城垣城。相传在2000年以前，汉朝一个皇帝修造了一座四四方方的土城，环城一圈16里，城中央是皇帝住的紫禁城。这座古代繁荣的垣城，听说曾被大水淹过，城里的百姓都逃到城外去住了，所以城里没有人烟变成了农田。
紧靠着垣城南边，有一个200来户的小村庄，这个村因地得名———垣城南村。在村东头地主老蜜糖的场院里，住着一家祖孙三代，没有房没有地，吃糠咽菜，衣不遮体。这家的老祖母已经80多岁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是个60多岁的老光棍，老二10多岁时患病无钱医治早亡，我的父亲是老三，50多岁了，只生有两个10多岁的女儿。
老兄弟两人从小就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白天黑夜卖苦力，现在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腰也弯了，还因给地主挖井落下了两腿筋疙瘩（静脉曲张）和老寒腿。狼心狗肺的地主见他们上了年纪又有残疾，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就一脚把他们踢出了长工棚。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老兄弟俩托人到街上烧饼铺老板那里借了两副烧饼筐子和一元钱的本钱，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地做烧饼，走村串户地叫卖烧饼。
1925年的4月24日，已经近40岁的母亲生下了我，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80岁的老祖母笑得合不拢没有牙的嘴。婶子大娘们也高兴地来看望，祥大娘见全家高兴就给我起名叫全喜，后院大婶见老祖母80岁抱孙子给我起名叫八十，对门刘家奶奶怕养不活给我起名叫铁蛋。后来这三个名字在村里同时流行。老祖母还给宝贝孙子右耳扎了个眼，说是戴上一只耳坠子就坠着了。
父母虽然高兴，但脸上却增添了一层愁云。当时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家里添了人口，本就缺吃少穿，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正是：老财生子乐满堂，穷人养儿愁断肠，可恨人间不平等，一个社会两个样。
老祖母三年后去世了，这又给大伯和父亲增加了债务，因为要借钱买棺材埋人。后来我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对有钱人来说人丁兴旺是喜事，但对一无所有的穷人家来说，晚年添人增口是件愁事。因家中生活越来越困难，所以两个姐姐16岁便出嫁了。父亲常唉声叹气，说他命不好，要是儿子是个大的就好了，可以帮他减轻负担。其实与命没关系，在黑暗的旧社会，老百姓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儿子是大的又能怎样呢？我姑母倒是有两个20多岁的大儿子，扛长工、打短工，照样养活不了一个孤寡的老婆子，她自己还得提篮子沿街叫卖豆芽菜，才能勉强喝上一碗玉米面稀粥。
当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给地主韩老四的寡妇家当佃户，大伯和我给他们喂牲口，其他人风里来雨里去给他们种地。秋收之后粮食大部分进了地主的粮仓。因为他们规定粮食按照二八分配，地主不劳动每石粮食要分八斗，我家辛勤劳苦一年每石粮食只能分二斗，分到的粮食还没有流的汗水多。因为牲口是他们的，柴草全部归他们，大伯和我白给他们喂牲口。他们这样剥削我们还不满足，总是嫌我家老的小的干活少，刚种了三年就不让种了。后来我家和对门刘家合租了2亩庙地，每年种些山药（红薯）吃。老哥俩只好又背上烧饼筐子沿街叫卖。
草屋透气又漏雨，光脚赤背不遮体，被没棉絮炕没席，灶没柴烧锅无米。扛长活雨苦风凄，腰弯骨瘦沿街乞。老人发愁孩儿啼，糠菜糊糊来充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五六岁时我就提着筐子到野外拾柴打草，帮着大伯下地打草末，大伯在地里打谷茬我拿耙子往外弄。冬天拾干柴时小手冻的像发面馍一样。
我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识字的，父亲和大伯下决心让我上学，他们每天从卖烧饼得来的钱中，抽出两个铜板供我上学。这样我在8岁时进了我们村的南学堂。老兄弟俩越来越年迈了，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两个铜板也抽不出来了，加之地主和烧饼铺的老板经常逼债，母亲也因此上吊自杀（未遂），我只得离开上了2年多的学校，但能帮父亲记录烧饼账了。
退学后因生活所迫，父亲让我学着他的样子沿街叫卖烧饼。在旧社会卖烧饼被人看不起，我从此被人叫做“烧饼蛋”。《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这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生活什么没有卖过呀？背过烧饼筐子，挎过包子篮子，自己做炕坯卖，还卖过甜瓜、菜瓜、糖葫芦、甘蔗。到麦收和秋收时节就下地里拾庄稼。拾到的麦子家里一点也舍不得吃，全部卖掉再买回谷子、红高粱和玉米吃。
骄阳似火近午天，孩子拾麦在田间。汗水如雨来浇面，赤脚踏遍麦茬田。
每年春天，我和10来个孩子给地主上树拿梨狗（梨虫），不管饭，每人每天只给一角钱。炎热的夏天我们给地主打棉花尖、拿棉花杈、落棉花腿，秋天给人家收高粱、摘棉花、掰棒子、翻山药。我经常背筐提篮上树采摘榆树叶子、挖野菜回来做糠菜团子吃。有一次我从榆树上掉下来，差一点摔死。还有一次我在槐树上用镰刀扒槐花，不小心镰刀滑下来，差一点把5个脚指头砍掉，脚指头鲜血直流，我就把脚埋在松软的沙土里，血终于止住了，回家后找了些破布包上。没想到沙土破布太脏脚化脓了，父亲请本村的李马治了好长时间，花了两元多钱，留下了二寸多长的大伤痕。脚伤以后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只好拿起枣木棍沿街挨户讨饭，但不幸又被地主韩保和家的狗咬伤了屁股，现在屁股蛋子还留有狗牙的伤痕。
上树扒槐花，镰刀往下滑，刀口二寸长，鲜血染脚丫。伤口把脓化，生活更无法，沿街去讨饭，狗咬留伤疤。
伯父、父亲年轻扛长工，老来卖烧饼。母亲给人家纺了一辈子线，点灯熬油经常纺到鸡叫。这些老人辛苦了一世，除脸上增添了无数的愁纹之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家中上无片瓦遮青天，下无插针黄土地。全家七口只有两条补丁摞补丁的破被子，炕上光秃秃的没有褥子和炕席，铺的是谷草帘子，枕的是柳树根和砖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五冬六夏都是赤身露体的没有衣服穿，有时大伯帮人家埋死孩子，人家给他一两件死孩子的衣服，他拿回来给我们穿。我们小时侯从来没有穿过鞋袜。家里常年吃的是糠窝窝菜糊糊，过年都吃不上一顿白面饺子，能吃顿红高粱面白菜饺子就不错了。我们村里的地主，一户姓李，其余10来户都姓韩，和我们同宗同族在一个老祖坟上埋死人。虽说同宗同族，但有穷富之别。他们是青堂瓦舍，良田几顷，骡马成群，而我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住在地主家的场屋碾棚里。地主穿的是绫罗绸缎，洋袜洋衫，我们是赤脚光背衣不遮体。地主顿顿是细米白面，我们年年吃糠咽菜。同是一个韩，为什么他们那样富，我们受艰难？他们全靠吸干穷人的血和汗，我们被剥削才贫寒。
地主对同宗同族的穷人，不但不帮助反而剥削得更加厉害。地主韩金生的老婆因儿子小没人看家护院，便装成“笑面虎”找上门，叫我们家搬到她的外院去住，给我们6亩地种，打下粮食对半分。但我们搬来不到一年，她就凶相毕露，把我们赶到北院的碾棚房里住，还常找借口打骂我们父母和弟妹们，父母只好带上儿女乞讨为生。1942年，70多岁的大伯和60多岁的父亲先后饿病冻死在碾房里。母亲因病于1945年也死在碾房里。
一生艰辛难糊口，长工小卖乞街头。老来饿病碾房死，可怜儿女泪常流。
第二部分八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然后又相继侵占冀东察蒙等地，中国老百姓惨遭涂炭，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如此悲惨的情景，阶级仇、民族恨在我幼小的心中燃起团团怒火，使我毅然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我在1938年参加了村儿童团，1939年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四支队，1940年到陕北守河防，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马蹄沟和盐场堡打过盐，1942年参加南泥湾大生产，1945年随三五九旅南下到山西后返回到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到张家口陆军医院工作。
少年儿童团的活动
面对日本鬼子的侵略，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在华北的几十万军队闻风而逃。日本鬼子长驱直入，而地主武装、土匪恶霸又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正在民族危难之际，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华北大平原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活动。党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各个村庄成立了民兵连、妇救会、少年儿童团。我和李兵、刘合、刘海等小朋友先后参加了少年儿童团，我们的任务是：做抗日宣传和防奸防特，轮流在村口、街头站岗放哨，检查过往行人的路条，对生人和形迹可疑的人员送村公所处理。一天下午我和小牛放哨，发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了村东头的关帝庙。我们一面检查过往行人的路条，一面监视进庙的人，好长时间不见那人出来。一会儿李兵、刘海来换岗，我们又找了几个儿童团员，一起到关帝庙把那个在泥胎像后睡觉的家伙扭到村公所里。经审查那个家伙原来是土匪头子白七派出的密探，想摸清我村的虚实以扩大地盘。村公所立即向八路军报告了白七的动向，八路军不久就消灭了白七，并同时消灭了窝北的地主武装。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缺吃少穿的困难，八路军决定把地主剥削劳动人民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每家一斗。窝北镇的穷苦百姓欢天喜地地前来领粮食，我也领了一斗玉米背回了家。家中老小捧着金黄色的玉米粒，齐声欢呼“共产党好，八路军好”。八路军为了在平原上和日本鬼子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在我村挖交通沟。交通沟要求挖4尺深，把挖的土放在沟两边，这样就有5尺多深了，人在沟里外面根本看不到。交通沟要求6尺宽，能过大车，而且村村相通便于我军转移行动。我主动扛上铁锹加入了挖沟队伍，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使劲挖沟。我的脊背被晒得油黑锃亮，汗水从身上直往下滚，有时流到嘴里咸咸的。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村长和县里的一位同志来到工地，他看到挖沟队伍里我最小，就问我多大了，我说14了，他便对村长说，儿童团没有挖沟的任务。村长说，这个小家伙非要参加我也没办法。那位同志点点头，便让我上来休息一会再挖。后来我一直坚持到把沟挖通。
参军
1939年的秋天，我的家乡发大水，站在汉古垣城的城墙上望去，白浪涛天一片汪洋，农民从春天忙到秋天眼看就要收割的庄稼全被水淹没了。天灾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困难，但人祸让百姓无法生存。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县城，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一天鬼子出来扫荡住在良村，有2个鬼子在村外看见2个年轻姑娘在干活，便兽性发作去抓姑娘，姑娘只好拼命逃跑，鬼子追到曹村附近被村民发现，激起了村民的满腔怒火，将2个鬼子赶到大水坑，活捉了送给了八路军。但是汉奸报告了鬼子，鬼子立即包围了曹村，将村中年老的用铁丝拴在一起，活活烧死，年轻的男人全部抓起来，押到河间做苦力，年轻的妇女被抓起来先强奸再用刺刀挑死，曹村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只留下一片废墟。鬼子的暴行激起了我满腔仇恨，我决心参加八路军向鬼子讨还血债。一天县里来我村招收新兵，我立即报了名，村长说，马上就走，去了验上就算参军了，验不上就回来。我回家告诉娘，娘哭着说：“我不是舍不得让你走，你长了14岁，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穿过，娘能不伤心吗？你放心去吧，把鬼子赶走了再回来。”就这样，我和圈哥跟着征兵的同志，迈出了革命征途的第一步。到了县里，工作团的马排长挨个验收，他看我个子小，就拍拍我的头，问：“小鬼，为什么参加八路军？”我答：“抗日打鬼子。”问：“多大了？”我答：“18岁。”问：“18岁就长这么一点点？”我答：“反正我18了，不信你问圈哥。”马排长朝我笑了笑，说：“杜班长，把这个18岁的小伙子编到你们班里。”第二天，马排长领着文书给新来的同志登记，排长严肃地问我：“小鬼，到底多大了？”我的脸立时羞得通红，心扑通扑通直跳，赶紧立正站好，回答：“报告排长，我昨天说了谎，我今年15岁。”他一本正经的问我：“昨天为什么说谎？”我回答：“怕你嫌我小，不让我当八路军打鬼子。”他终于露出笑容：“好顽皮的小鬼，坐下。”这时我咚咚直跳的心才平静下来。
工作团不是正规部队，是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一个机关，招收的新兵经过短期训练后才送到部队去。这里不发军装和枪，指导员每天给我们上政治课，使我们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操场上训练，工作团李主任和一位八路军同志来到操场。李主任说，这位是八路军一二〇师四支队卫生队的杨效清医生，他要在我们工作团里选两位小同志去当卫生员。我听了格外高兴，因为新兵中数我和马万清年龄最小，所以，我抬着头，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两条小腿绷得直直的，显得格外精神。杨医生在队伍前走了一趟，果然把我和小马挑了出来。杨效清医生是江西人，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和蔼地问我和小马愿不愿意当卫生员，我们异口同声说，愿意。收操后杨医生领着我们来到了卫生队，受到了全体小战友的欢迎。班长给我们发了崭新的灰色军装和被子。当我穿上军装打上裹腿戴上军帽，佩戴上“八路”袖章，挂上红十字挎包，背上背包，刚刚相识的战友都说：行，像个小八路。我高兴得热汗直淌，晚上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我当八路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那受苦受难的父母如果见到我这个穿军装的小八路军该多么高兴呀。
杨医生每天给我们上卫生课，教我们扎绷带、制作敷料、配制普通外科消毒药品。我们又新鲜又高兴，学起来挺带劲，不久就掌握了简单的消毒操作。冬天来了，司务长给我们领来了棉军装，虽然是最小的三号棉衣，可我们这些小战士穿起来都是长袍大袖的，象唱戏的一样。房东大娘看着直乐，让我们赶紧脱下来，她连夜给我们改制。这天我值班打饭，提着饭盒刚进门，就看见父亲拄着一根枣木棍站在屋子里，原来他是来看当八路军的儿子的。我忙放下饭盒，站在他老人家面前，叫了声“爹”，脸就羞得通红。冯司药热情地招呼我父亲上炕吃饭，说大伯来的真巧，我们下午就要转移了，晚来一天就看不到儿子了。满脸皱纹的父亲，看见穿着新军装的儿子，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冯司药和同志们说，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们八路军，出息了，请大家以后多帮助，不对的地方多批评。大家说，大伯你放心好了，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亲如兄弟，会互相照顾的。父亲离开部队回家时，同志们让我多送一程，父亲嘱咐我在部队上要好好工作，听党的话，不要想家。看着父亲拄着一根枣木棍吃力地往回走，我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四支队是老八路军一二〇师走后留下的工作团，在河间、肃宁、献县、饶阳、安平等县的交界处发展壮大起来的一支新部队，基层单位没有卫生人员。团里的卫生队除了杨医生、罗队长等几个老同志，都是近几个月动员来的新兵，基础很薄弱。我们这些新兵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派到营里去成立卫生所。我和王格才同志被分到一营。营长王苏琪和教导员徐克林同志，都是南方人，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说话和气，待人亲切，对我们两个小卫生员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对卫生工作非常热心，指示我们每天到连队去检查卫生和看护病号，并将检查情况向首长汇报。
1940年的元旦，我们一营奉命开往东新庄一带监视鬼子的活动，到达驻地后营部通信员小王通知我马上到营部去一趟。我立即随小王赶到营部，见到通信班鲁班长和重机枪班王文祥同志也在这里。苏营长严肃地说：“小鬼，今天你们三人到河间城西执行侦察任务，因你和文祥是当地人，地形熟悉，口音条件有利。你们要听鲁班长的指挥，不能自由行动和轻举妄动，要依靠群众，提高警惕。”我和文祥表示，一定听从指挥，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到梁家村了解敌情。经村长介绍，敌人正在本村催要民工去修公路。我们马上利用这一机会，每人借了一把铁锹，随民工走上公路。我们沿公路向东走了一公里，迎面来了三个穿海蓝大褂、歪戴礼帽、背着盒子枪、推洋自行车的汉奸。鲁班长悄悄告诉我俩；“沉着气，咱们干掉两个，抓一个活的回去。”这时一个狗汉奸停下来盘问我：“小孩，哪个村的？”我回答：“梁村的。”问：“你见到八路没有？”我回答：“我可没见到八路。”汉奸又吓唬我：“小孩，见到八路要向皇军报告，不然会杀头的。”这时老鲁和老王已经走到了汉奸的背后，老鲁大喝一声：“不用报告了，老子就是八路。”只听啪啪两声枪响，两个狗汉奸的脑袋开了花。老王一个箭步上去抓着另一个汉奸的衣领，用枪顶着他的后脑，“不许动，举起手来。”这个狗汉奸，像筛糠一样直哆嗦，咚的一声跪在地上：“八路老爷饶命，八路老爷饶命。”老鲁对我说，快把死汉奸的枪摘下来。当我摘枪时，一个汉奸还没有死，手脚乱动，我就拔出自己的枪，对准汉奸的心窝，闭着眼睛给了那家伙两枪，那家伙就不动了。我为什么要闭着眼睛呢？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放枪。修路的群众听到枪声就四散逃走了，二里之外的鬼子大队听到枪声却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架起重机枪乱扫一气，我们带上俘虏，钻进黑压压的梨树林，胜利凯旋。
为了确保根据地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回陕甘宁执行保卫毛主席和边区的光荣任务。我们四支队是三五九旅的组成部分，刚过元旦不久就奉命西进。我们从冀中出发，越过太行山，进了山西的敌占区。部队经过战斗动员和休息后，排成六路纵队向敌人的据点封锁线冲去。据点里的鬼子和汉奸被排山倒海突如其来的八路军吓蒙了，慌忙夹着尾巴逃跑了。我们完全通过封锁线进入山沟后，敌人又回到据点，架起钢炮向山里乱轰一气。我们卫生所正在急速前进，一颗炮弹落在10余米外的山坡上，我和王格才同志被炸塌的土方埋了起来。其余同志赶快把我们刨了出来，我们抖了抖身上的土，继续前进。一路上，同志们渴了吃冰块，饿了吃雪拌炒米，从东山走到西山，胜利地过了通蒲铁路。日本鬼子并不罢休，连夜调兵遣将追进了山区。一天晚上我们刚宿营不久，就听到了紧急集合号，同志们摸黑打起背包，连夜翻山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西挺进。路过汾河时，因找不到渡桥，我们就从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走了过去。部队到达兴县后，美美地休息了几天，随后向临县的黄河渡口挺进，顺利渡过了咆哮的黄河，踏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经乌龙铺、米脂县城到达了三五九旅司令部所在地绥德县城，胜利完成了长途行军，开始执行保卫毛主席和边区的光荣任务。
绥德城里还驻有国民党的何绍南部队，专门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军对其针锋相对提出警告，何绍南感到情况不妙，连夜逃跑了。拂晓时王旅长下令追击，天亮后追了40多里，将何绍南的部队全部歼灭，只有何绍南带着几个随从回去报丧去了，从此绥德城完全解放了。
春天时我们调到黄河岸边的清间县守河防，防止河东的敌人渡河进犯边区。夏天时换防到延川县守河防，与阎老西的顽军隔河相对。麦收后我们一营开始练兵整训，因人员调动，我这个15岁的小战士当了卫生班长。
1941年元旦后我们二连到绥德县马蹄沟保卫盐场参加打盐生产。后来部队调往定边，在行军途中，党组织决定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站在党旗前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当晚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回想起痛苦的童年、“烧饼蛋”这个下贱的外号、参军、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的热泪夺眶而出，辛酸的泪水和幸福的泪水交融在一起。刚到定边不久，因国民党反动派捣乱，马蹄沟方面情况紧急，我们二连返回马蹄沟，在山上挖筑工事。工程进度很快，但发生了不幸事件，掩体倒塌，将三名战士压在里面，一名战士不幸牺牲，尹光普伤势严重，需要送绥德县旅部卫生所治疗。绥德县距马蹄沟90多里，我奉命转送伤员，动员群众用门板抬上伤员送往前村，再动员群众换门板再往前送，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转送，用了2天才送到旅部卫生所。办好住院手续后，已经下午1点了，我草草吃了午饭，立即往回返，用了半天时间走回了连队，受到连长表扬。工事修好后敌人却没敢来，我们的任务仍然是保卫盐场参加打盐生产。7月份我们二连调往定边县盐场堡，仍然参加打盐生产。冬天时我们部队调到宁夏盐池县驻防。这一带流行伤寒，很多战士也被感染了，因为没有药品，不少战士被夺去了生命，埋在长城脚下。后来我也感染了伤寒，差一点就和埋在长城脚下的战士们做伴。
1942年的春天，我们奉命开往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是个野兽出没、河滩芦苇丛生、满山荆棘、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的率领下，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进驻南泥湾开荒生产。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不但使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而且给全解放区树立了榜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陕甘宁边区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人民生活相当艰苦，部队供给十分困难。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及支援前方的敌后斗争，毛主席号召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进驻了南泥湾。刚到南泥湾吃粮要到100里外的甘泉去背，吃菜要到山沟河滩去找，住的是野草搭起来的窝棚。我们先在山坡上挖窑洞，在河滩上盖新房，自己动手用废铜烂铁打铁锹、镢头、镰刀，制造纺车、织布机，人人动手削荆条编筐子。并用桦树皮制饭盒、做帽子、笔记本、墨汁、扑克，还用子弹卡做水笔，墨水就是桦皮墨。用蛇皮做二胡、野猪皮做鼓。用猪鬃制牙刷，牙粉就是咸盐末。八路军战士的双手就是巧，硬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制成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文化用品，为开荒生产做好了准备。战士们点着了河滩上的野草，踏着刚烧过的肥沃土地，举起几斤重的镢头向沉睡的土地开战，“解放区呀么呼嘿，大生产呀么呼嘿……”嘹亮的歌声震撼群山，开荒喜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从桦树皮做的广播筒里不断传来：张同志开荒2亩、李同志开荒3亩、王同志开荒4亩……尹光普开荒4亩7分，成了标兵。开荒之后紧接着播种、除草、收割、打场，战士们谁也不甘落后，谁也没有被困难吓倒，越干越有劲。经过艰苦奋斗，汗水没有白流，1尺多长的谷穗压得谷秆挺不起腰来，1人多高的玉米上结着两三个1尺多长的大棒子，稻穗压弯了腰，还有几十斤重的黄色的南瓜和绿色的西瓜。秋收后各连队都是粮满仓，猪满圈，每人产粮十几石，除了自己口粮，还向边区政府交一部分公粮。向政府交公粮的军队，古今中外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自己动手获得了丰硕成果，部队办起了米、面、酱、醋、酒、豆腐等副食加工厂，连队伙食大大改善，有肉有蛋，有汤有菜。当我们端起热腾腾的白米饭，吃着香喷喷的肉菜，更加感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重大意义。
1944年的秋天，毛主席命令我们三五九旅到南方开创根据地。三五九旅的一半人马在王震同志的率领下出征了，另一半留下来继续生产，我被留了下来继续参加生产。1945年的春天，毛主席命令我们三五九旅第二批南下开辟新的战场。我们告别了战斗、生活了三年的南泥湾，在副旅长刘转连同志的率领下和警一旅并肩向延安挺进。伟大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任弼时、贺龙等首长在延安机场接见了我们两个旅的全体指战员，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激动地流出了幸福的泪水。在延安经过短暂的休整，我们就踏上了征程。部队经姚子店过青化砭，到达了绥德，然后渡黄河到山西，进入了吕梁山区的崇山峻岭。一天我们卫生部跟在旅部后面刚爬上一座山头，忽然前方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原来是我军先遣队碰上了一只从山下上来的200多人的“八路军”队伍，我军马上和他们联系：哪一部分的？他们拒不回答，反而迎头加速前进。这种反常行为引起了我军警惕，我军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越来越近了，仍然不回答我军的提问，我军果断出击，向他们发起进攻。原来，他们是鬼子假扮的“八路军”。前天鬼子的运粮队被我军吕梁部队袭击，缴获了全部粮食，汾阳的鬼子恼羞成怒，调集了200多鬼子化装成“八路军”，想打吕梁部队一个措手不及。他们把我军先遣队当成吕梁部队，气势汹汹直往上冲，要报夺粮之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对面来的是毛主席身边的南泥湾钢铁战士。我军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英勇的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鬼子们鬼哭狼嚎滚下山去，留下100多具尸体逃回汾阳。由于我军没有使用重武器，敌人弄不清我军的情况，对这一仗输得不服气，连夜拼凑几百鬼子，第二天又出来报复。岂料我军早有准备，轻重机枪一起开火，鬼子又丢下200多具尸体逃回汾阳。敌人连挨了2次打，终于发觉了我军的动向，急忙调兵遣将封锁汾河铁路沿线。一天傍晚，我军行军中与敌遭遇，战斗非常激烈。首长决定由我把部分伤员转移到晋绥八分区医院。我按时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并连夜返回，走了几十里山间小道，天亮时碰到了韩指导员护送一批伤员下来。他告诉我部队已经过去了，他要求我同他一道护送几十名伤员顺原路返回延安。在延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我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工作。我们再次告别了延安，渡过黄河到达山西，进入了吕梁山区。我们穿行在太行山中，经灵寿县、阜平县到达宣化，然后坐火车到达了张家口。我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陆军医院工作。
第三部分解放战争
张家口刚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民党反动派就来进犯。我们到达张家口时，前方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我到了医院背包一放就参加了护理伤员的工作，整整工作了一夜，第二天才去报到，我被任命为副护士长，护士长是苏景芳同志。因医院刚成立，护理人员都是新的，我们护士长得亲自打针换药，并手把手地教新同志护理常识和操作技术，还管伤员入院后的饮食安排和物资管理，工作十分繁重辛苦，但前方传来的胜利捷报，使我们干劲倍增忘记了疲劳。
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医院由张家口转移到当时的察哈尔省涿鹿县隆福寺村，医院也改名为和平医院二分院，后又改为预备医院二分院。几位老护士去上学，又来了几位新护士。新护士对一些较为复杂的技术操作还没有学会，只能以简单的操作代替。一次他们给伤员输液，用100毫升的大注射器一管一管地推，被周主任发现了。周主任把我叫到护士办公室，指着挂在墙上的输液器说：“韩护士长，这是什么？”我答：“输液器。”问：“干什么用的？”我答：“是输液用的。”问：“有输液器不用，而一管一管地推，难道不增加伤员的痛苦吗？”当时我红着脸无地自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无言可答。周主任的批评使我清醒了许多，我马上给护士们做输液示范，并手把手地教他们实际操作。以后我注意了对护士的培养，手把手地教他们洗肠、洗胃、导尿、穿刺等实际操作。
在这里，医院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津贴费，相当于每月250斤小米的钱。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领到钱，非常高兴，想把钱寄回家中。我在这里还挨了一次打。事情是这样的：医院里有一位失去了一条腿的伤员连长，提出只要女护士李淑静去护理他，不要别人护理。但医院的制度是护士轮流到各病室上班。当早晨他看见一名男护士去护理他，就火了，问那个小姑娘为什么没来？男护士告诉他经请示护士长要按制度办，小李今天应该到八病室上班。那位连长很不满意。早饭后张叶胜院长、周主任、旭医生及我一起去查房，进门后连长冷不防打了我三拐杖，还骂咧咧地说：“老子在前方打仗光荣了一条腿，挑个护士你还这个那个的。”我没有还手，只是向后退了几步。张院长赶紧问清原因，严肃地说：“连长同志，你为革命事业光荣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护，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居功傲慢呢？怎么能无视医院制度呢？再说韩护士长军龄比你长，打过日本，在南泥湾参加过开荒大生产，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他执行医院的制度有什么不对呢？”连长对院长的批评心服口服，最后表示向医院认错，向我道歉。
1946年领导批准我回乡探亲。这时我大伯、爹娘都已去世了，家中只有两个10多岁的小弟弟，住的还是地主家的破房，房里什么也没有。我用津贴给他们买了些生活用品。探亲回来后领导决定派我去管理煤矿。为了筹集经费，我们二分院和隆福寺村政府联合在山坡上开了一座小煤窑，护士队每天抽出6个小伙子和村中派出的老乡一同挖煤，医院出一名管理干部，村里出一名会计，红利对半分成。煤窑在东山上，煤窑是斜井，有几十丈深。下矿井时手提小电石灯，因巷道小，采煤工作面狭窄，挖煤时只能蹲着用十字镐、铁锤、钢钎一点一点地刨。往上运输更困难，由挖煤工人把两筐煤一前一后挂在身上爬着驮到井口。人从井下上来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肩头红肿，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只有牙和眼睛是白的，挖煤工人的苦、累、脏、危，其他工种是无法相比的。我每天也随工人下井检查开采情况和安全情况，有时也帮工人挖煤、驮煤。我在煤窑工作了一个多月，因国民党破坏了停战协议，解放战争开始了，医院将煤窑无偿移交给了隆福寺村，我们开往大同前线。
在大同前线我们驻扎在山西省阳高县的大白登村。前方的战斗非常激烈，伤员很多，我们日夜不停忙着接收、转送伤员，为伤员手术、换药、护理，由于伤员分散安置在老乡家中，护士们挑着火炉、担着药品器械走家串户，治疗、送水送饭、端屎倒尿，工作量很大，忙得不可开交。我的一个远房侄子受伤来我院治疗，我竟然没有发现，他伤好出院后我才从住院登记册上看到：战士韩福，河北肃宁县垣城南村人。太遗憾了。
在大白登村期间，张叶胜院长调走了，侯献荣升任院长，旭峰升任主治医生。大同前线国民党飞机相当嚣张，欺负我们解放军没有防空武器，就擦着树梢屋顶横冲直撞，又是轰炸又是扫射，气得战士们直咬牙。一位副连长气急了，提起一挺轻机枪就上了房，对准俯冲的敌机就是一梭子，敌机冒着烟坠毁了。这位副连长开创了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从此敌机再也不敢低飞了。就在大同守敌垂危之时，傅作义的军队偷袭张家口，我军放弃围攻大同，向南转移。我们医院也动员老百姓抬着几百名伤病员，渡过桑干河，翻越气候恶劣的火石岭，转移到山西的广灵县地区。这次转移中，有10多名伤员被抬担架的老百姓扔在山上因伤重和冻饿牺牲了。这些老百姓长期受反动派的宣传，对我军认识不足，又被混在担架队里的坏人挑唆，加上敌机捣乱干扰，他们把担架放在没人的地方就偷偷跑了。
我院将伤员转送到后方医院后，就随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到了尉县的一个村庄。一天早晨我们正布置手术室准备手术，忽见村口来了一些逃难的老百姓，说是北边镇上被敌人的骑兵占领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了我们的部署，我们赶快转移，药品器械全背出来了，但给养用品全丢了。更头痛的是我院还收容了几十名俘虏轻伤员，我们只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和几颗手榴弹，把他们安全转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派了12名小护士转移俘虏，对俘虏严格保密转移原因，防止几倍于护送人员的俘虏反水。多亏敌人不知情，不敢贸然前进，我们安全到达涞源县城。卫生部的代部长来看望我们，说：“回来就好，我还担心你们被敌人捉走了。”原来卫生部的通信员连夜通知各单位转移，因天黑迷了路漏了我院，才使我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1947年我院转移到安国县执行任务，我被任命为正护士长。4月份正定战役打响后，我院迁移到安平县的满子村。我军与敌军展开了激战，伤员数量之多使我们难以应付，连天昼夜地工作都顾不过来，所以请村妇联动员全村妇女帮助照顾伤员。这时安平县送来了10多个青年参军，其中就有我的老伴穆杏棉，这批青年缓解了护理缺人的问题。
这批伤员患破伤风的特别多，主要是被地雷炸伤的。患破伤风的伤员特别痛苦，牙关紧闭，脚弓反张，全身痉挛，吃不进饭，咽不下水，怕光怕声，惨不忍睹。当时缺少药品，没有破伤风抗毒素，只能用镇静解痉药和中药，注射硫酸镁，疗效甚微，只是多维持一会儿生命。有些伤员大便秘结，灌肠时水压不进去，我们只好用手把粪蛋抠出来。
后来我院又随大部队参加了大清河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这期间我因执行任务曾经三过家门而没有时间进门看一看。第一次是我和管理员带两个护士班和一个炊事班到大王庄号房，擦村而过。第二次是去油子村时穿村而过。第三次是我为我院打前站到高阳县大团丁村，又是穿村而过。我军保北战役十分顺手，在青风店将敌人第三军全部歼灭，敌军长罗立荣和副军长都成了我军的俘虏。我军又乘胜组织了石家庄战役，又获胜利，从床底下活捉了守备司令刘英。石家庄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解放的第一座较大的军事重镇，也开创了我军打攻坚战的先例。我军接着向元氏发起进攻，但石家庄好打元氏难拿。元氏城面向平原背靠太行山，城墙用大石条砌成，又高又厚，非常坚固。城里的敌人除了正规军，还有石家庄周围各县的地主武装及地主家人。石家庄周围各县都已解放，这些地主们逃到这里妄想固守。男男女女、老头老婆、大姑娘小媳妇们，站在城头上骂一些下流无耻的话，把我军战士的肺都要气炸了。我军强攻不成只能智取，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用多口大棺材装满黄色炸药，只听几声巨响，把城墙炸开了几个大豁口，我军从豁口冲进去，经过巷战才消灭了敌人，解放了这个小县城。
我院在晋城的木连城村收容了石家庄和元氏战斗中的伤员，将伤员分散在各家各户。由于开展土改复查，阶级斗争相当激烈。有些地主在深更半夜戴上假面具，吊上一尺多长的红舌头吓唬人，并向病房院内扔砖头，使女护士不敢上夜班。我院决定和村民兵联合巡夜，一天晚上还真抓住了一个60多岁的老地主，村干部决定让这个反动的老家伙戴上他的假面具和红舌头上街游行示众。一天一个病院的10多名伤员全部中毒了，我们及时抢救中毒伤员，并查明了中毒原因。原来是一个姓杨的伤员，请假回家探亲，看到父亲因是地主被斗，家中的一些财产被分给贫农，他就怀恨在心，在家中找了些砒霜，回院后趁打饭之机放在饭桶里，但他却装肚子痛没有吃饭，自己没中毒，狐狸尾巴自然露出来，结果他由一个功臣变成了罪人，被送军法处枪决了。
由于总院决定成立八分院，调我和李清玉同志带一个护士班去总院报到，我离开了工作3年的预备医院二分院。不久刚成立的八分院撤销改编为2个卫生所，编入二兵团兵站医院，我任二所护士长。我二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首先是把敌35军拦截在下花园。傅作义的35军当时打算回师北平，被拦后钻进了离下花园30里的新保安堡，这正合我军之意，我军主力增援后把新保安紧紧包围。敌人从南口来了2个军，妄想接应35军突围，我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两面作战，击败了增援之敌，打退了35军的疯狂突围，把35军死死困在新保安。东北野战军解放了南口后，我军向新保安发起了总攻。我军万炮齐发，攻入城内，经过巷战，全歼傅作义的王牌35军和一个青年师，军长郭大麻子自杀身亡。可笑的是新保安战斗早已结束，傅作义还派飞机给新保安城内空投食品和弹药，我军只好笑纳。新保安战斗打响后，我们兵站医院在张家堡昼夜不停地把前线下来的伤员，先作一般的医疗处理，然后转送后方医院。随后我二兵团进军大同绥远，然后又回师北平，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北平解放后我军奉命向山西太原进军，我二兵团改为十九兵团。太原本该早就解放了，因平津战役往后推迟了一步，还有一个因素是原驻防太原的国民党黄军长和我军代表密谈，准备和平起义，但被他的一个旅长告密，黄军长和我军代表被捕，送往南京被国民党枪决，光荣牺牲了。这个背叛黄军长的坏蛋虽然升为军长，但绝没有好下场，太原解放后被人民公审后处决了。太原是阎锡山经营了几十年的老窝，工事碉堡成群，号称梅花碉，全部是钢筋水泥建造，非常坚固。敌人扬言每个碉堡伤亡1人，就得伤亡万儿八千的。但我军决不会按敌人想的那样去进攻每一个碉堡，而是先打他的指挥机关大碉堡，对那些梅花小碉堡根本不管。破城后我军战士跳上敌人的坦克车，迫使敌坦克开向他们的指挥部，俘虏了他们的总指挥王静国、孙楚，太原解放了。
我军解放太原后在祁县休整了一个月，准备向大西北进军。胡宗南见我军没动，就相约青海、宁夏“二马”共同进占西安，没想到在咸阳被我先头部队给予了迎头痛击，狠狠教训了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傲慢的马匪军。华野和西野关中会师后组织了扶眉战役，歼灭了胡宗南的4万人马，胡宗南退往陕南，“二马”见势不妙连忙西逃。我第一野战军和十九兵团奋起直追，追击800里后在六盘山麓赶上敌人，在三关口瓦亭任山河打了一仗，“二马”分家，“一马”回宁夏，“一马”撤往兰州。我们二所的全体同志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在炎热的暑天穷追敌人。期间在咸阳兵团后勤部召开了庆功大会，二所被评为功臣单位，我被评为模范干部，记了两个三等功。任山河战后我们在固原中学收治伤员，因器械没有到达，我们就用木匠锯子和杀羊刀子做了数名截肢手术。固原地区解放后我们又随大部队参加了兰州战役，经5天浴血奋战解放了兰州。我们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的率领下，向宁夏进军，先后解放了同心、中宁。马鸿宾的八十一军通电起义，这支马家军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被改编为西北独立第二军，后缩编为独一师、农建师，开赴平罗西大滩拓荒，现今前进农场就是他们建设的。我军随后胜利进行了金灵之战，解放了银川。我们随部队进驻了银川市，我被调到兵团第一医院医训队学习，任五班班长，开始了紧张正规的学习。学习结束后我和40多名学员留在宁夏工作，从此结束了我11年的军人生涯，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第四部分为宁夏的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
1950年的3月8日，我和战友魏祯、沈正果被分配到中卫县卫生所工作。我任负责人，魏祯任司药，沈正果为护士。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下乡一家一户种牛痘。过去农民种牛痘要找河南来的花匠，每个孩子要花二三元现大洋，我们种痘是免费的，深受群众欢迎。后来县政府给我们卫生所拨来了经费，我们买了常用药品，卫生所就正式开张了。在这期间，我趁到西安购买医疗器械的机会，回河北老家探了亲，并在石家庄接上我的对象穆杏棉。在西安的小旅馆里，我们两位革命战士，身穿旧军装，买了二两老白干、四两猪头肉、两个大烧饼，悄悄地举行了结婚庆典，虽然没有一个宾客参加我们的婚礼，但我们的心里热呼呼的，相爱多年终于结合了。我回来后被任命为卫生所所长、医师。
1951年党中央号召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我们也发动群众开展了消灭四害的特殊战斗。我们为群众注射防疫针，但老百姓怕痛不愿打针，县政府决定机关学校必须打，进出城群众必须打。我们到中卫中学打针，但校长却不同意。我只好向县长报告，县长当即写了一张字条，要求何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跑步到县政府大院打预防针，这位校长只好乖乖领着全校师生来打针。县政府还派县中队把守城门，每门2个战士、3个卫生人员，给进出城门的群众强制打针。这种强制行为今天看来很可笑，效果也不会好。1952年2月，我老伴带着女儿来到中卫，我们一家三口团聚，老穆也结束了部队生活，任卫生所护士班长。就在大年除夕的夜晚，大院失火了，我也拿脸盆端水救火，火扑灭后我浑身都湿透了，回家后已是零点了，身上发抖发烧感冒了。第二天香山乡来人说那里发生了传染病，为了让其他医生过团圆年，我就带病出诊，和来人步行上了香山，又爬山过岭摸黑进了村，挨家挨户检查治疗，原来是流感。观察了一天又到其他村治疗，回到县城已是初五。事后郑县长在会上表扬了我带病到山区为群众治病的事迹。4月，我被任命为中卫县卫生科副科长兼任中卫县卫生院院长，先后建立了镇罗、永康、柔远、宣和、常乐等卫生所。县卫生院建立了病房、手术室、产房，开始收治病人。1953年2月，我被任命为中卫县卫生科科长兼任中卫县卫生院院长，这期间我走遍了中卫的山山水水、平原村庄，亲手建立起从县到区乡的医疗组织网络，吸收培训了大量卫生人员。1953年8月，我奉命调任平罗县卫生科科长兼任平罗县卫生院院长。
到达平罗熟悉情况后，我建议卫生科成立了3个股，并制定了卫生院、所的规章制度，统一了全县医疗收费标准，对卫生工作者协会及个体诊所、个体中西医进行整顿，改选协会领导班子，我被选为协会主任。我还把我和妻子的血抽出来，分离成标准血清，给后来检查血型奠定了基础。有人开玩笑说平罗的第一份标准血清是夫妻型的。
1954年在省卫生厅的支持下，我主持建成了平罗县卫生院门诊部。195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来了一名急性阑尾炎病人需要手术。这是医院第一例阑尾手术，我决定当麻醉手。当时用乙醚全麻，但医院没有麻醉口罩，我就利用铁丝按口形做了一个口罩架，垫了几层纱布，用100毫升的大注射器安上针头，将乙醚滴在口罩上，病人一会儿就进入麻醉状态，麻醉效果良好。当时梁万廷主刀，丁祖松当助手，手术顺利完成并获成功。以后再进行全麻手术时我就当麻醉手。这一年相继成立了头闸卫生所、五香卫生所、通伏保健站；开办了新法接生培训班；医院又翻修了病房，增加了病床，修建了手术室，开展了各种普外手术，逐步走向正规化。
1958年卫生科和文教科合并，县委决定我担任文教卫生科科长，主管全县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行政事务。这一年为了迎接中央卫生检查团的到来，我们开展了秋季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主要是消灭蚊蝇，喷洒杀虫药物加上人人一拍，清除垃圾粪便，建立厕所。通过中央卫生检查团的检查，我县被评为宁夏的先进县。接着县级机构进行了改组，我被任命为文卫部部长。年底我和陈生枝、胡尚信代表平罗县去北京参加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致开幕词，周恩来总理做形势报告。毛主席在1959年1月1日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贺龙、彭真等领袖人物。毛主席挥手绕场一周，正好从我们宁夏代表团前面经过，我们和毛主席的距离特别近。会场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被毛主席接见的喜悦和欢乐使我们彻夜难眠。
北京开会回来后，平罗县卫生院已经和潮湖农场医院合并为平罗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在平罗，住院部在原农场医院。我任党支部书记。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长期过着营养不良的生活，大量发生了4种疾病：低血糖、干瘦、浮肿、子宫脱垂。这些病人大批地拥进了我院，给本来就床位紧张的医院增大了困难。当时我院有病床120张，从来没有够用过，病人最多时将近500名。医院没有被压倒，而是积极开展了一场救死扶伤的战斗。门诊部收住子宫脱垂病人和妇产小儿科病人，租借旅馆房屋、打地铺、病房走廊加床、犯人病员两人合睡一床。当时药品、器材也非常缺乏，葡萄糖类药品脱销，我们就自制糖皮散，就是黄豆粉、米糠、麸皮、白糖制成散剂；用盐水瓶子灌满热水代替热水袋；用白酒代替酒精消毒；晚上手术时用马灯、手电筒照明。由于缺医少药、营养跟不上，所以低血糖、干瘦、浮肿病人死亡率很高，医院每天都要死亡几个。血源奇缺，医院的青壮年医生和护士经常挺身而出，将自己宝贵的鲜血献给患者，有的同志在三年中献了四五次血。由于生活标准低和工作繁重，很多同志脚腿浮肿但带病工作。这期间自治区和县党政领导对我院特别关怀，解决了我院很多实际困难。196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4种疾病减少了。我院外科由主治大夫张兆华主刀，做了两例开胸手术，成功为病人切除了肺叶，成为宁夏第二家能够做开胸手术的医院。当年12月县委免去了我文卫部部长职务，专任党支部书记。
1964年5月我到银川开卫生行政会议，在食堂光滑的水磨地上滑倒了，经检查为右腿股骨颈骨折，医院建议我转院北京，我要求就地治疗。医院为我作了三翼钉固定手术，住了一个多月院我才拄着拐杖出院，回到平罗一面养伤一面工作。
1965年的秋天，“四清”工作组进了医院，他们早就定好要处分多少人，把道听途说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如把低标准时医院自力更生种地种菜解决当时的生活困难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医院从定边县拉回一汽车山药蛋解决病员和职工生活困难说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把使用旧留人员说是重用坏人等等。还说我是吃饭睡觉，观花打鸟，喝茶尿尿，看书看报。“四清”后期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受了处分，给了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受处分的干部都要下乡，我这个腿上钉钉、走路一拐一拐的人也得下乡，下到合作五队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时批判我的事，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1981年给我平了反，取消了处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委决定抽我回医院主管全面工作。这年暑假期间，医院副院长袁多义同志因“文化大革命”靠边站没事可干，有一次领上我的两个孩子（13岁的韩燕宁和12岁的韩燕平）及张国强、代天山等小朋友到平罗县西门桥唐徕渠耍水，张国强不知深浅，一下子就跳到一人多深、水深流急的大渠之中，因他不会水，小脑瓜儿一沉一浮喝了无数口浑黄的渠水，眼看就要被急流冲走了。老袁虽系大人，但他是个“旱鸭子”，根本不会游泳，干着急没有办法救落水儿童，其他几个小朋友见状都傻了眼，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小燕平扑通一声跳进大渠中，一个猛子追上前去抓住了国强一只小脚，把他拉到岸边，小国强得救了。老袁当场表扬了燕平，并把燕平救人的事告诉了我及国强的父亲张种田，张种田同志到我家来向燕平表示感谢。8月的一天中午，燕平和哥哥上树摘沙枣，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小腿骨摔断了，在医院打上了石膏绷带。外科主治大夫夸奖说，这小子骨折后从来没有哭喊过，多么坚强呀。开学后燕平背上书包拄着拐杖，拖着打有石膏绷带的腿一蹦一跳的上学了。10月29日，我从西大滩回平罗县委开会，回家后见屋子凉就生了火。晚上我去看电影，燕宁、燕平、燕峰在家里，我离家时燕平还有说有笑，策划着明天如何安装烟筒。电影看了半小时，就有人跑来告诉我，燕平已经送医院抢救。我急忙直奔急救室，用力喊着他的名字，可是我的爱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闭上了他那双有神的大眼睛。医院当时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可燕宁、燕峰却没有一点一氧化碳中毒的迹象。燕平12岁零半个月的生命离我们而去，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1967年自治区卫生厅拨款30万元新建平罗县医院，把西大滩住院部搬回县城。由我亲自挂帅，专管建院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闹的正凶，我们宁夏分成“************”和“文化革命指挥部”两大派系，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守派”，勾心斗角，互相攻击，势不两立，真有斗个你死我活的劲头。石嘴山指挥部的“红一二”工人造反派，组织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持大刀、长矛、钢鞭，浩浩荡荡开进了银川，袭击了银川西塔“筹备处”学生据点。“红一二”经过之处，人人胆寒，纷纷逃难。平罗卫生系统的战斗队逼迫医院党支部开除“文革”小组长李荣林的党籍，并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县委，逼迫县委书记表态开除李荣林的党籍，邮电局的“造反派”也硬逼着县委开除他们局长满洪观的党籍。由于“造反派”分成对立的两派搞大辩论，父子、夫妻分为两派，有时吃饭闲谈都在辩论，闹的家庭、亲朋不合，真是乌烟瘴气。我当时哪边的队都没有站，只是内心倾向“筹备处”。医院的“造反派”们整天开会辩论写大字报，好多科室把大门一锁，把钥匙交给我，干脆不上班了，我拿着一串串钥匙成了看门老头。1968年平罗开始了夺权斗争，大批老干部都“靠边站”了，我也被夺了权成了平民百姓。5月初“造反派”们把我当成“走资派”上街游行，在门诊部、住院部、卫校批斗，他们指挥卫校学生给我坐“土飞机”，打耳光，有时打得鼻子嘴巴流血，右耳膜也给打破了。令我感动的是一些天真的卫校小同学白天跟着“造反派”喊口号批斗我，晚上却到处掏麻雀，然后炖麻雀肉给我吃。“造反派”无中生有给我编造罪名，前后派出几批人进行外调，就是没有查出问题。1968年8月10日，我在平罗县灯光球场参加了一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批斗大会，上至陈静波、焦世俊，下至各乡镇各单位的“走资派”都站在球场中间，猫着腰，低着头，被夏日的太阳晒得满头大汗。批斗结束后我们被押着上街游行，我头戴乌纱帽，身穿水泥袋特制的蟒袍夸官游行。会后我被“群专”。我虽然被批斗，但我自问无愧于党和革命事业，也就不把挨斗放在心上。1969年1月，我被解除“群专”解放了，10月被分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3月，县委任命我为平罗县气象站负责人。当时气象部门有排外思想，不承认县委对我的任命，不给我发工资。县委决定气象局不发工资也要派我去领导气象站，县委给发工资。就这样僵持了一年多，气象站的工作的确比以前好多了，气象站才接受了我的工资关系。1978年的春天，县委批准我离职养病，到外地治疗。1982年组织上批准我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从1994年起享受正处级待遇。尽管只相当于古代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待遇，但我非常知足。
回忆自己参加革命工作44年的历程，我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踏入征途，参加了转战几千里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长途行军，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参加了八路军南下开创根据地的战斗，参加了大同、保定、大青河、石家庄、青风店、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和战斗。亲手建立了中卫县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过平罗县医院以及平罗县卫生、文化、教育、体育、气象工作。在这漫长的44年里，我由一个贫苦的毛孩子，成长为一个英武的小八路、一名坚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名勇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护士，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一名基层领导干部，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我对我的一生感到自豪。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感谢党对我的培养，更感谢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些老人安度晚年的生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