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羌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古老文化的民族。历史上，羌族曾经是一个大民族。传说中我国农业始祖炎帝即为姜姓，而“姜”又是羌人部落中最早从事农业的一支。姜姓部落与黄帝等部落融合以后，构成了华夏族——汉族的前身。据许多史学家称，“羌”，就是我国古代对中国整个西北部地域上的泛指。凡居住在这个地域内的人都谓之“羌人”，而在同一个地域内长期生活的人们，无论在人种血缘、主观认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都会表现出共同特性来。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出现了许多次民族的大迁徙，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但是只要曾经有过共同的漫长的生活经历，创造过共同的文化，其共性就将不同程度地永远保存下来。现在，许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发现，每当一研究到西南各少数民族时，都会或多或少牵涉古代羌人的历史。毋庸置疑，羌族是古羌人的一支，汉族与羌族同出一源——皆为炎黄子孙。与羌族构成兄弟关系的尚有彝族、白族、藏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普米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土家族等等。由此可见，研究羌族的语言文字，特别是创制一种羌文，对于了解和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关系，对于探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规律，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价值和直接利益远非为二十来万羌民所享有，而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以后），国家对羌民族的研究投入许多精力，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尽管那时国家财力十分困难，但还着手羌文的创制工作，只因后来的极左路线的干扰而未能成功。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时至今日，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提对羌文进行创制，应该说各方面的条件远非50年代可比。这是一项可望而可即的事业。
从国际上看，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对中国少数民族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我国国内的研究水平。羌族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曾经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过巨大作用。尽管历经沧桑，饱经忧患，但这个民族尚存。羌民族的坚韧性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是屈指可数的。对这个民族的深入研究，不仅是本民族负有的特定义务，而且是全国各民族责无旁贷的义务。否则我们有愧于我们共同的祖先，有憾于后代子孙。
从古到今，羌人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她留给后人的“痕迹”无非九牛一毛耳，而且大多只能散见于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典籍里，很大程度上属于“旁观者”的印象记载。由本民族自己记载的、内容比较翔实的羌族史至今尚未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本研究羌族的著述出版之后，史学界尚无更深一层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同时在研究西南其他少数民族时，每每涉及古羌时代，只好就此止步，成为“空白”。这客观地表明：研究西南各少数民族（包括羌族在内），在方法上不能舍近求远，舍本逐末。谁都知道，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离开了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必然是浅尝辄止，难以成功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讲：创制羌族文字，是我国史学界、人类学界以及语言学界等方面的迫切需要，是了解炎黄子孙发展进程、打开我国古代宝库的一把“钥匙”。
三
创制羌族文字，从现实的实用性来讲，其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据统计，羌族大约有近二十来万人，约有70%以上的羌民会说会听羌话（主要分布在阿坝州境内）；此外，绵阳市的北川县、平武县，甘孜州的丹巴等地区也有不少会说会听羌话的人，累计起来羌话的覆盖人口不在50万以下。如果创制一种羌族文字，我国整个汉藏语系羌语支就有统一语言文字的可能，其意义则将更加深远。
羌族居民主要生活在高山峡谷。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在使用语言上存在着“十里不同音”的问题。这对于人们从事生产和建设，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尽管现在羌民中有部分人可以使用汉语，但是羌语能够准确微妙地表达民族特有的精神、思想和感情，是其他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统一的语言、文字，就会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发展进程。很久以来（可追溯到隋唐时期），羌族地区有的说羌语，有的说汉语，有的说藏语或其他语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再加上各个地方的方言土语，便形成了五花八门的语言。由此，带来了如下弊病：
第一，弱化了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差，形成相互鄙视，各自为政，本民族成员越来越少；
第二，淡化了民族自尊心，加重了民族自卑感；
第三，放弃了对民族遗产的继承，或者对什么是本民族有价值的历史遗产产生分歧，莫衷一是。
很多世界著名的史学者都在犯疑：羌族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进行筑堰打井、石砌碉楼的民族，但为什么至今未发现过建筑学、数学、物理学等方面的著述？以她聪明的才智、丰富的情感，羌族应是诗人辈出、文人荟萃的民族，但受限多多。这当中，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只有在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创制羌族文字，对于振兴羌族（当然也是振兴中华的内容之一），对于极大地发挥羌族人民的才智，促进羌族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实在是一件功垂千古的伟绩！
四
目前，研究羌族文化，创制羌族文字，我认为是一件带有“抢救”性质的工作，分秒耽误不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中华大地上，曾经不知有多少个部族、部落和民族。人类的同化作用是巨大的，世界大同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时至今天比较完整地保留着本民族特色的民族已经不多了。就拿满族来说，曾经何其强大，以致打下了清王朝的江山。但在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同化作用下，满族的语言都已经名存实亡了。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们也丝毫不为此惋惜。历史进程的滚滚洪流呈现出择优汰劣是件好事，何必为此叹息？不过历史唯物主义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对既成的历史进行研究，以利古为今用又是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这种事业本身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历史前进，促进人类进步。创制羌族文字，仅从片面上看，也许仅仅会得出保留一种古老文化的结论。但是根据羌民族多层次进化程度的现状，创制或者给予一个局部的语言的“统一化”的机会和条件，从客观上看来，就是给予了一次统一步伐、加快文明昌盛的机会和条件。羌族至今人数虽然不多，而且居住在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地域里，同时长期以来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是她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仍然比较完好地保留着，这对于民族的研究，特别是创制一种文字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毋庸讳言，新世纪的潮流滚滚而来，各民族的交往逐渐增多，民族同化的力量已经无时无刻不剥蚀着各民族自身的特点。这对社会的发展是件好事，对于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来讲的确带有几分危机感。以羌族现实为例，现在懂得羌族历史和说羌语的人已经逐渐减少，老一辈羌民已经逐渐离开人世。特别是羌族文化的传播者——“端公”，他们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可以传唱上古羌语，他们之中的一些佼佼者，可以称得上羌族文化的一部“活字典”，可惜这些人已经逐渐减少，健在者也是精力有限。因此，研究羌族语言和创制羌族文字迫在眉睫，千载机会就在此刻！我们恳望有关领导和专家们给予必要的重视！
（载1994年10月《羌族历史文化文集》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