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五多点钟吧，我爸爸就起了床，蓬乱着头发，套一件满是破洞的汗背心，一个人站在敞开的窗户前，一边大口抽烟，一边心神不宁地往外面的街道上看。
隔着一条窄街，正对我们家窗户的，是瘦子小李的售报亭。小李才二十出头，却不知道怎么的得了尿毒症，每星期都要去医院做一次透析。我弄不明白什么叫“透析”，我爸爸说，就是用一根管子插到人身上，把血抽出来，在机器里面洗一遍，洗干净了再输回去。我觉得爸爸的解释非常不全面：第一，人的尿液里有了毒，洗血干什么？第二，血是一种液体，液体怎么洗？一洗不就跟水全混到一块儿了吗？这两个问题我爸爸一个也答不出。可是他非但不生气，反而夸奖我：好小子，脑袋真不是白长的，比你爸强！好好念书吧，书念好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小李有尿毒症，吃不得辛苦，自然不能像平常人那样打苦工挣钱，家里人想法帮他摆个售报亭，捎带着卖些饮料磁卡盗版碟，好歹赚几个，让他能够心安理得地吃上一碗饭。
我爸盯着售报亭，莫非想买报？可是才五点多钟，报亭根本就没开门。再说了，这个时候的报纸，大概还没有从印刷厂的机器上取下来吧。
我们家里一共就两个小房间，我爸爸洗脸刷牙的动静又特别大，他一起床，全家人个个不得安生。我妈妈倒是习惯了早起，我大姐二姐就不乐意了。大姐余香睡眼蒙眬地抱怨：“爸，还让不让人活啊？热死人的天，半夜才睡着，中班还得去站八小时柜台！”二姐余朵干脆赤了脚下床，怒气冲冲地穿过外屋去厕所，咣啷一声关上厕所门。
要在平常，我爸爸肯定会恼火，他会大着嗓门吼：“反了反了！老子养你们这么大，早起晚起都没个自由了吗？”可是今天他对蓬头散发的余朵视而不见，木头人一样地站在窗口，一直到我妈在厨房里烧了水，给他泡了一杯浓得像酱油汤一样的老红茶，他才踱到饭桌边坐下来。
司机都喜欢喝浓茶，我爸也一样。可是这么热的天，这么烫的茶，他也不怕把嘴巴里烫出血泡泡。
六点半钟，报亭的小窗口终于打开了，探出瘦子小李那张黄皮寡瘦又哈欠连天的脸。我爸爸从饭桌边跳起来，趿拉着拖鞋，猴子一样地窜下楼，直奔马路对面去。
他还是心急了，小李告诉他说，送报工还没有把报纸送过来。
他回家，责成我过去守着，拿到报纸才可以回家吃早饭。
这个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时政了，他要早这么爱看报爱学习，运输公司的经理就该他来当了。
等到将近八点钟，我终于买到了报纸——三十六版的一份《城市早报》。瘦子小李把报纸卷起来递给我的时候说：“真稀罕，你们家舍得花这一块钱。”
我们家以前的确不买报，我们从电视里看新闻。再说我们对新闻也不那么感兴趣，除非里面讲到廉租房或者旧城改造一类的事。我妈妈不喜欢那些官员们口口声声说“改造”，因为改造意味着拆迁，拆了这些租金便宜的危旧房，我们去哪里落脚安生呢？
爸爸接过我手里的厚厚一摞报纸，马上摊开在饭桌上，手指沾着唾沫，一页一页飞快地往后翻。时政要闻不看，娱乐体育也不看，一直翻到第十九版的“本地社会新闻”才停住。此时，他的目光暂时变成了一盏聚光灯，在版面上逐字逐行地移：超市里没有发现有毒蜂蜜；气温飞升，建筑工地频现中暑人群；城北楼盘打出团购牌；高架桥下惊现废品回收厂；通城大道一流浪汉被撞死，警方急寻肇事车辆……
“什么车辆？”他指着那个笔画复杂的“肇”字。
我告诉他，这个字读“zhao”，就是“发生”的意思。
“啊，就是要找那辆事故车嘛。”
“你老板的车。”我小心回答。
他吁出一口气，脸上的神情终于轻松很多。“余宝，这么说，被撞死的是个流浪汉？当场就死了？”
当场被撞死，意味着我们即便没报警，也没有耽误事。
不管怎么说，我爸心里的重担总算是卸下了，否则他还是坐卧
难安。
接下来他庆幸：“我们也是碰巧了，那段路面肯定没有监控探头，报上说得很清楚，寻找肇事车嘛，要拍到录像的话，电脑里一查就查到，还用找？”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他又想了一会儿：“找还是能找到的。就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最后连我的车也一块儿找出来。目击者哎，不开玩笑。”
闷闷地，他自言自语：“能不能找个律师问问，知情不报该算多大的罪？”
二姐余朵正在对着小镜子梳头，听到我们讨论这件事，一手握住头发一手拿着梳子走过来，提醒我爸：“找律师可是要付咨询费的，一小时最少五百块。我们同学家找过。”
我爸爸被惊住了，很不满意地瞪着余朵，好像她就是那个帮律师收钱的人。
昨晚回家，爸爸对家里人讲述了车祸的事情后，全家人都认为装聋作哑是最好的选择。我妈妈自然是胆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余香、余朵是害怕万一老板坐了牢，公司就倒闭了，爸爸的工作也就泡汤了。这年头，找份好工作不是容易的事。
我提醒爸爸，如果害怕警察找上门，现在去报案也还来得及。
余朵立刻呵斥我：“你懂什么呀？老板的车撞了人，关我们家多大事啊？”
我不敢再说话了。
我爸爸很疲倦地坐下来，有点心虚地看着我说：“余宝，这事情是这样的啊，如果昨晚上那个人没有被撞死，嗯，哪怕他还有一口气呢，我们没有报案，那就是有罪，见死不救嘛。可那人死了，我看到的，当场就没气了。警察要是有本事，他们自己能找到肇事车，让他们慢慢去找好了。指认老板这事太大，毁了公司，同事工友都没了饭碗，我就是罪人，我担当不起。”
我心里很奇怪地想，肇事车虽然是老板的车，可开车的人不是老板啊，车和人是两码事啊，爸爸干吗总往一块儿扯呢？
我妈妈不到七点就出门打工，我们家的早饭一般由余香负责。她端来一锅泡饭，又往桌上摆了一碟豆腐乳。红艳艳的豆腐乳上浇了一圈麻油，乍看上去像一朵开得快要腐烂的花。余朵看一眼，皱着眉头说：“天天豆腐乳，我闻到这味儿就恶心！”
我爸爸挟了一大块豆腐乳搅进粥碗里，把白粥搅成了红粥。他看都没看余朵，两眼盯着碗里冒出油花的红米汤，好像透过那碗泡饭能看到碗底的什么东西似的，出神。
我不记得是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互成镜面，彼此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原话当然比我记住的要精辟很多，但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爸爸就是我的镜面，从他身上我能够看到二十年后的自己。我那时候也会有这样胡子拉碴的下巴颏儿，有一双因为常年风餐露宿而红丝遍布的眼睛，有积攒在耳朵眼里的厚厚的耳垢，一头刺猬一样硬扎扎竖在头顶的黑发，还有抽烟抽得稀稀拉拉的牙齿。我也许会像爸爸一样开卡车，奔波在南来北往的高速公路上，超载，罚款，为了付罚款更多地超载；也许连卡车都开不上，只能上建筑工地做小工，砌砖扛大料。
我爸爸一门心思要我念书，念书，好像我念好了书真能考上大学有好前程似的，其实我心里知道，我的未来比我爸爸强不了多少。
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外来户，从乡下来，从农民户口来。
之前你们也应该猜到我的身份，我们这种人家的显著标志是兄弟姐妹多。城里人大都只生一个孩子，可我们有姐弟三个。我二姐余朵生出来之后，家里曾经交了一大笔超生费，一万元。十四年前，在我们老家的地方，一万元是个大数目，我爷爷卖了两头猪，还卖给走家串户的古董商一方旧砚台，七拼八凑地，才给余朵报上了户口。
我爸爸垂头丧气，说连生两个都是丫头，活该命中无子，认命了吧。我爷爷我奶奶急了，抹脖子上吊的，死活不同意。我爷爷说，儿啊，你要是狠心让余家香火断在你手里，我将来入土了怎么去见余家祖宗啊。他还说，乡下人不比城里人，没有退休金可拿，你不生个儿子，老了连讨口饭的去处也没有。
于是再生，这就生下了我。爷爷一高兴，抱着襁褓里的我仰天大笑，居然把脑血管笑爆了，身子一瘫倒地而亡，差点儿没有把我摔成脑损伤。后来我二姐说，我长成现在这副德行——“鬼眼男孩”，肯定跟月子里摔那么一次有关。
爷爷去世两年后，奶奶的背上长了个瘤，她怕上医院花钱，瞒着家里每一个人，直到溃烂淌脓，癌细胞扩散，人被折磨得不像个人。
之前因为没有钱交超生费，我一直是“黑户”，悄没声地在家里黑着。爷爷奶奶都死了之后，爸爸把老家房子卖了几千块钱，把土地承包给了叔伯兄弟，给我落了户口。然后我爸爸带着一家子人进城，千辛万苦的，在天使街的两间出租房里站住了脚。
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不容易，因为我们家是超生户，超生的孩子上学要交费，每人每年都得大几千。我大姐余香因此退了学，在蓝天街顶头的一个烤鸭作坊里帮忙拔鸭毛，两只手被松香腐蚀得活像得了大麻风，一直做到今春年满十七岁，我爸爸求他的老板出面做介绍，才进了超市当收银员。我二姐上到五年级的时候也曾想退学，她本来就不喜欢读书。她愤愤不平地告诉我爸爸：“白云街小学这么个烂学校，老师都是临时工，‘的得地’三个字都不分，你把钱送给她们，还不如送我去学美容。”
我爸爸“呸”她一口：“敢！初中不毕业，你要敢离校一步，我打断你腿！”
从根子上说，我爸爸是个崇尚知识渴求上进的人，他允许余香退学，是因为余香实在愚钝，三年级就能考出两门“不及格”。可我二姐余朵不一样，余朵从小聪明能干，脑袋瓜子活，嘴巴又能说，若是天使街上召开演讲辩论会，余朵肯定是打遍全街道无敌手。每次学期结束，爸爸拿到余朵的不那么漂亮的成绩单，总是唉声叹气痛心疾首：“丫头哎，你怎么就不能把聪明用到正道上呢？你考不过你弟弟丢人不丢人？”
余朵呢，不在乎地翻个眼皮，振振有词：“他是男孩，我是女孩，哪有女孩念书超过男孩的？”
我知道我任重道远。我也知道我有几斤几两。我才十一岁，可我的心理年龄起码有二十一岁。
没办法，我是个男孩。
吃过早饭，余朵又开始折腾她的头发。她一放假就找到了一份发广告的工作，就是拿一大摞印刷粗糙的楼盘宣传单，站在地铁口或是人流量最大的闹市区，每见到一个人，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满面笑容地往那人肘弯里揣一张，就算成功。每发完一百张，她能拿到十块钱。这活儿合她口味。她想把她的头发盘起来，打扮成一副成熟迷人的样子，免得被人告发是“童工”。她还想跟余香换穿衣服，再戴上一副地摊上两块钱买来的塑料耳环。可是那耳环太粗制滥造了，还没等她从镜子前转身，粘在铁皮托子上的塑料宝石就掉了下来，气得她跺脚大骂：“哪个王八蛋烂了手指头做出来的东西啊？”
余香一边收拾早饭桌，一边给余朵出主意：“你干吗费那个功夫一张一张发？晒也晒死了。随便往哪个垃圾箱里一扔，回家睡一觉再去交差就行。城里房子卖那么贵，傻瓜才会拿着你的广告去买房。”
余朵笑嘻嘻地：“姐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聪明的人啊。”
余香不知是陷阱，得意扬扬：“饭不是白吃的，岁数不是白长的。”
余朵脸色一变，鼻子一哼：“蠢货就是蠢货，自己蠢，以为天底下的人都跟你一样蠢。”
余朵伶牙俐齿惯了，“蠢货”不过是她的口头禅。余香被她骂，并不生气，自己想想也笑，回过去一句：“你能，能死你！”
我爸爸从柜子里找了一条半长不短的卡其布裤子往身上套，接着又套上一件横条子的圆领衫，还奔到卫生间挤了一团摩丝抹在发梢上，叉开十指在头上抓挠，想弄出贝克汉姆的那种发式。我问他去哪儿？他说闲不住，去公司看看，说不定老板还要找他有事干。
我一下就明白了，他还是不放心，要去探探底，实地查看一下老板的那辆车。
我说：“爸，我跟你去。”
我得保护我爸爸，我是“鬼眼男孩”，如果有危险，我会比他早一步察觉。
我爸爸看过报纸之后心情已经大好，亲热地拍拍我的头：“行，去换件衣服吧。有两个小人人的那件啊。”
那衣服牌子叫Kappa，商标图案印在袖臂上，两个小人人背靠背坐着，容易让人记得住。爸爸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穿，认为一定是名牌，穿出去有面子。其实我妈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把价钱砍到二十块，“天使服装店”的阿秀就松了口。很明显，这衣服是冒牌货。
不管怎么说，我爸爸爱我，他希望我走出家门时体体面面，是个好学生的样子。
爸爸的公司在通城大道的另一边，去那儿要先穿过天使街，拐过那个大土坑，再爬上过街天桥。如果开车，那就更麻烦，开出去很远才能看到车辆掉头的标志。
爸爸的公司叫“好运道物资回收集团”，公司董事长，也就是爸爸的老板，名字叫温元良，员工们都恭恭敬敬称他为“温董”。我爸爸很自豪地说，别以为公司叫“物资回收集团”就是收旧货的，错！公司做的项目多了去了，拆迁爆破、长途运输、房地产、灾区重建，哪样不做得有声有色？前年还从外国买了两条旧军舰回来拆废品呢，军舰停在江边，那家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赶去看稀罕。我爸爸还说，温董这人了不起，白手起家，二十年，打下这么一片天地。
爸爸跟温董是同乡，当年他拖家带口进城打工，投奔的就是这个拐弯抹角沾亲带故的老家人。那时候温董的公司规模还不大，三五台车，十来个人。爸爸风里雨里为他一干七八年，怎么说也算是元老级的功臣了。而今温董当了市政协委员，资产也早已经过了亿，可我爸爸还是穷光蛋一个，兜里掏不出来买一件体面衣服的钱。
余朵上初中之后，课程表上多了“社会学”这门课，她学完了回来问我爸爸：“你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公平吗？”
爸爸想都不想：“公平啊！鸡吃鸡的米，鸭吃鸭的草，有什么不公平？”
他哼着周杰伦的歌，开着“解放牌”的车，泥一身水一身的，虽然辛苦，心里干干净净。他好赌，想发点小财，盼着儿女读书上进，满足于有小酒喝，有公寓住。他觉得这样很好了，比起在土里刨一辈子食的爷爷，真的是很好很好了。
出了我们家的门，走不到一百步就是天使街的丁字路口。学校一放假，卖小吃和杂货的商贩们赚不到我们这些小孩子的钱，干脆回家歇夏了，路口这一片地方顿时显得宽大和敞亮许多，冷不防地一见，还真觉陌生。
疤眼王成果然招来两个棋友，正在吆五喝六地摆阵势，引逗过路人上前跟他们打擂台。那两个人看上去一脸愚钝和憨厚。一个五十来岁，短寸头，须发皆花白，穿一件手工缝制的对襟短褂，耳朵上一边夹一根烟。另一个三十岁上下，肥脸，眼睛细得像刀子划出来的两道缝，脖颈上挂一块红绳拴住的小石头。两人都只顾着低头摆棋局，眼睛不看人，仿佛淡泊得很，有没有生意跟他们不相干。倒是疤眼王成，穿一件花格子大裤衩，猴子样的上蹿下跳，努力要把气氛搅得浓稠起来。
“哈，人家高手啊，五台山下来的呢，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天使街蓬荜生辉！机会介难得，万事俱备只待东风！枯木逢春雪中送炭！十年磨刀见血封喉！老少爷们上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广告词，我听得简直要笑死了。他肯定没有正经八百地上过语文课，不知道什么叫语言搭配，还有承上启下，还有用词得当。
过路人一个个脚步匆匆，头也不回。骗子要骗人上钩也不容易。
疤眼王成没生意，急得红眉赤脸的，一眼看见我爸爸，好像见了祖宗一样，跳起来，上前一步拦住我们：“老余老余，你来得正好，高手过招方见英雄本色，你来你来……”
我爸爸这个人，没喝多酒的时候也还是有一点儿自知之明的，他慌不迭地躲开疤眼王成抓向他的手，一边告饶：“不行不行，我水平不行。”
疤眼王成热情洋溢：“谁说你不行？谁说我扁谁！有本事的人都谦虚啊。老余你弄一盘试试，就弄一盘！这盘我白送你行不行？放一百个心，我绝对不收钱。”他撇着嘴，一脸的悲壮，把干巴巴的胸脯拍得嘭嘭响。
我心知不对劲，赶紧上前拉我爸爸的手：“爸！”
疤眼王成背着我爸爸拿眼睛狠瞪我：“小孩子不好管大人的事！”
我爸爸倒真是没上当，很坚决地摇头：“我有事……”
“有事也不在这一时半刻！”疤眼王成上前咬我爸的耳朵，“你就当帮我个忙，弄一盘，聚聚人气，啊？有下家来了你再走。”
我爸爸眼盯着他，迟疑起来：“做回媒子？”
王成亲亲热热拍他的肩：“谁跟谁呀？街里街坊的。”
他赢了。像我爸爸这样耳朵根子软、意志力又不坚定的人，怎么可能招架得住这样的花言巧语。更何况我爸爸天生是赌徒，碰上赌局心里就有小黑虫子爬。
他回身，小声交代我：“你去，帮我看看老板那部车在不在公司里。黑色保时捷，你认得的。”
如果是余朵在，她肯定会当众撒泼，把疤眼王成骂得狗血喷头，然后不顾一切地轰走这些无事生非看热闹起哄的人，然后扯着我爸爸胳膊把他拖回家。她不止一次这样做过了。她这么做的时候爸爸很恼火，觉得丢面子，但是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责怪她。爸爸知道自己是个有毛病的人，他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候就希望有人能够控制他。
很遗憾，我不是余朵，我这么懦弱，又这么愚钝，我控制不了我爸爸。
现在，剩下我一个人去温董的公司了。夏日的这个上午，我要独自穿过这条熙熙攘攘的天使街。
阳光在“家之味”超市的落地玻璃窗上明晃晃地流淌，衬着店堂里一排一排包装漂亮的糖果饮料，红的绿的黄的，梦境一样美。靠近玻璃窗这边的是冰柜，每当有人打开柜门取一款雪糕冰淇淋，柜子里就会涌出白花花的雾。我记得余朵曾经站在这排窗前跟我描述过，如果哪一天她成了有钱人，皮夹子里有很多一百块的钞票，她就每天来超市买冰淇淋吃，每天一款不同口味的，轮着个儿来，一样不落下。我想，真有那一天，最开心的肯定是超市孟经理，因为他凭空就得了余朵这个大主顾。
“天使服装店”已经准备营业了，肥姨阿秀把自己打扮得像妖精一样，穿着茶杯那么高的高跟鞋，正在弯腰打开那扇可以伸缩的铝合金防盗门。她身上的衣服一点儿不合身，太紧也太透，弯腰时还露出后背上一片白花花的肉，让我替她脸红。她其实就是个卖衣服的，真没必要把自己弄成个糟践衣服的。
河南人刚从外面拖了一车面粉回店，他的侏儒老婆坐在门口择一大捆葱。河南人对老婆好，天使街上人人都知道。可是这个侏儒老婆结婚好多年怀不上小孩，也让一街的人替他们发愁。有人说侏儒是不能生育的，也有人说没那个事，报上刚刚还登出来一张侏儒抱着小孩的照片。到底能生不能生呢？谁都说服不了谁。可是河南人自己好像不着急。也许他心里急，故意表现出来不急。哎呀，这种事情，外人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哪里弄得清？
王瘸子坐在绿色遮阳篷下面，端着一个比他脑袋还要大的青花瓷碗喝粥，他身后的“丽丽美发店”门窗紧闭，因为店里的主顾一般都要在下午两点之后才上门。王瘸子叫住我：“余宝，喊你家大姐来烫头发，我店里刚到了韩国的烫发水。”我回答他：“你的烫发水都是假货。”他生气，用筷子使劲敲碗：“哪个王八蛋造我的谣？”
还没有靠近大土坑，我先把鼻子捂起来。土坑虽然填了一多半，但是剩下的那部分还是气味冲人，尤其在白天，垃圾被太阳曝晒之后。身形高大的红色渣土车颠簸着来来回回，车轮卷起的尘土弥漫了那一整片地区，土坑边仅剩的一点点菜地也被铺上了厚厚一层泥灰，根本看不清楚灰土下的菜叶是什么颜色。远处的大吊车衬着一幢幢参差不齐的遮天蔽日的高层建筑，把天空割裂成方一块长一块的奇奇怪怪的形状。楼体都还没有完工，每一幢都披着绿色的防护网，还有无数根朝天竖起的钢筋，看上去就像一群全副武装的怪物，准备迎接自天而降的外太空的入侵者。
过了土坑，在烈日下爬上那座高架天桥，走过发烫的桥面，我已经是汗流浃背。我脚上的洞洞鞋是在余香的超市里买的，便宜货，太阳一晒会散发出很强烈的化学品气味，我只要一低头，那味道能熏出我的眼泪。我的仿冒的Kappa运动衫早就被汗水湿透，现在它紧粘在我的身上，疲沓得像一团抹布，没有了一丝丝“名牌”的风度。我有点想念我们天使街的“家之味”超市了，这时候站在干净明亮的店堂里，让空调惬意地吹着，再喝上一瓶可口可乐公司的冰镇的果味汽水，那是多美的享受！
还好，下桥之后，我发现桥下的人行道两边栽有茂盛的行道树，是梧桐，树冠大，叶片也厚，有它们替我遮挡炎炎烈日，我总算可以站下来喘一口气，想一想接下去怎么混过“好运道”公司的门岗，再遛达到温董的专用停车位。
公司大楼很气派，几乎是这一条道路边最豪华最气派的建筑，光是那个城堡一样巍峨的大门，就让行人走过去的时候肃然起敬。门柱前竖着两把高大的墨绿色遮阳伞。伞下面站着两个穿浅蓝色保安制服的小伙子，两个人都有模特一样的面孔和身材。每当有汽车从门口进去或者出来时，这两个保安就要笔挺地站立，用劲磕一下脚跟，而后恭恭敬敬举手行礼，弄得像部队岗哨一样规范。
我怎么进去呢？之前我进去过两次，那都是坐在我爸爸车上进门的。我要是直截了当跟门卫说，我是余有亮的儿子，他们会放我进吗？他们会不会皱起眉头，很不屑地嘲弄我：谁是余有亮？他是哪根葱？那时候我怎么办？要是他们把警棍什么的拿出来，冲着我不由分说地来一下，我又该怎么办？
正在我舔着干渴的嘴唇迟疑不决间，不知道怎么的，我的脑袋里仿佛有一根筋被人拉了一下，嘣的一声，疼得我下意识地跳了起来。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脑袋发胀发紧，嗡嗡作响，像是头颅里面飞舞着一大群饥渴造反的黄蜂，它们在四面寻找突破口，在敲叩和冲撞，跟我的头骨殊死搏斗。
我心里咚咚地跳起来。“鬼眼男孩”！“鬼眼男孩”！我一个劲儿地在心里喊自己。然后我忍住身体里的难受劲儿，努力地转动脑袋，前前后后地观察打量。
我前面的过街天桥下，一辆黑色奥迪车从对面开过来，一个左转，缓缓驶上我们这边的人行道缺口，驶过“好运道”公司，继续开，开出去十米左右，停下。紧接着，像是事先联系好了一样，另一辆奔驰车在相同时间从公司门内驶出，出门跟着左转，也开了十米左右，紧贴在奥迪车屁股后面停住。奔驰车门打开，走出来一个瘦精精的半秃头的男人，这个人我认识，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我爸爸的老乡，温元良。温董出车门的当儿，前面奥迪车上也下来了一个人，高高胖胖的男人，他跟温董迅速地握了一下手，两个人随即一同钻进奔驰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起动，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驶了一小段路，从前面另一个缺口拐上了通城大道。
刹那间，我脑子里的电源接通了，屏幕灯光亮了起来，我看见了昨天晚上那条昏暗的空荡荡的通城大道，新铺的柏油在马路上闪出油脂一样的微光，一辆黑色保时捷飞快地从我的身旁擦过去，带着那股骄傲的、目空一切的气势，却又像喝醉酒一样，趔趄着，飘闪着。然后，便是前方传来的尖利的刹车声，微微腾起的青烟，橡胶和铁腥混杂在一起的灼热而奇怪的气味。
那个从保时捷上走下来的男人，高个儿，微胖，称得上是魁梧，刚刚又出现在我眼前。所不同的是，昨晚他下车时，脚步不稳，摇摇晃晃，失魂落魄；而现在的他，步态沉稳，威严有加，跟温董握手时，明显带着一种尊贵的和高高在上的派头。我肯定他们两个人是朋友，关系极亲密的朋友。不不，跟朋友还不一样，那个人的地位应该比温董还要高，他跟温董握手，坐上温董的车，好像是给了温董一个大大的面子。
现在我想明白了，保时捷和奔驰都是温董的，昨晚温董把保时捷借给这个胖子，不料开出了事，所以温董把事故车藏了起来，临时换了一辆奔驰用。他们做大老板的人，反正好多车。而这个胖子跟温董在公司附近鬼鬼祟祟碰头，想必也是心怀鬼胎，没准儿就是来商量如何处理那场事故的。
他们两个人会怎么对付警察的追查呢？我爸爸坚持把这事烂在肚子里的话，警察能查得出来吗？要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车祸，出了人命呢！
最倒霉的当然是那个流浪汉，他深更半夜干吗闯到通城大道上去啊？他不知道那条路上的路灯那么暗，车速又快得吓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