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玉镯反被诈，我狼狈而逃，那老板和店伙计在门口吆喝了几句，见我撒丫子窜远了，便没再追，关门偷着乐去了。
我在镇子上溜了大半圈，见没啥危险了，只好垂着头回到了旅店。
一进门，三麻子见我垂头丧气一脸惊恐窝囊状，立马明白发生了啥事，但并没责怪我，只安慰道：“小子，看清这世道了吧，他奶奶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呀，唉......”
我走过去一屁股坐到炕沿上，吭哧半天，才说道：“那，咱住宿的店钱咋办？”
三麻子淡然道：“你去跟掌柜的说说，咱那头毛驴不要了，让他再找给咱两块大洋就行。”
那毛驴当初是花三块半大洋买的，这一下子又蚀进去近一块钱，这事弄得，真特么窝囊。更窝囊的是，从明天起，我又要当驴背着三麻子漫无目的的跋涉了。
唉，人若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
无奈之下，我去大堂跟掌柜的商量了，他人不错，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握着两块大洋又返回了房间。
三麻子并不接钱，而是摆手让我去街上的肉铺买来一些熟牛肉和一瓶酒，几个热乎乎的馍馍，回来连吃带喝，饱了。
吃饱了就会犯困，加上屋内炉子生的旺，屋内暖哄哄的很舒服，我就倚在被褥上打盹，而隔壁的大通房里却热闹异常，几个或十几个人在那边吆吆喝喝的赌钱，吵得我心烦。
三麻子仔细听了一会，伸手推了我一把，道：“剩下的钱呢，给我。”
我一愣：“咋了？”
“去那屋玩几把！”他道，“还有多少？”
我从兜里摸出来数了数，还有一块四毛八分钱，攥着钱，犹疑地看着他：“三爷，还是别玩了吧，万一......咱可真的要去要饭了。”
“你啰嗦个啥，”三麻子一把把钱夺过去，“走，扶着我去那边乐乐！”
我才懒得去呢，便道：“我要睡觉，你自己去吧。”
说完起身就铺被褥。
三麻子见此，遂低骂了一声，下炕穿上鞋，单腿蹦着出了屋。
你娘，刚刚被人讹去一笔巨款，还有心思玩钱？心真是大呀。
我铺好被褥，脱了衣服就躺下了，不过经他这么一弄，我反而睡不着了，又想念起了玲花，心里难受的慌，这冰天雪地的，不知她怎样了。
又想想这一年多来，跟着三麻子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奔袭了上万里路，福没享几天，反而还落下一肚子心事，真是不值。
不过话说回来，也见过些世面，还有了几个心爱的女人，以及可能已萌芽的‘龙种’，这点，总比呆在地主家里扛活有益吧。
我就这么翻来覆去的瞎想着，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只听房门咣当一声响，接着是一声喊：“小子，快起来买酒去！”
咦？难道天亮了？不对呀，就是天亮，三麻子早晨也不喝酒的，可能是这家伙赌博赢了钱高兴的说胡话吧。
我并不理他，而是翻了个身继续睡。
不料，他咚咚蹦过来，啪地拍了我一巴掌：“起来！”
声音有些兴奋。
你娘，半夜三更的，赢几个小钱至于吗。
我烦躁地睁开眼：“折腾啥呀，我刚睡着......”
“陪三爷唠会磕。”三麻子在我头顶上扬了扬手中的报纸，神秘地道。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不是赢钱兴奋的，而是不知从哪儿捡了张破报纸有些激动了。
“咋的了？”我揉着眼从被窝里爬起来，瞅了瞅那半张报纸，并不感兴趣，因为不认字。
三麻子一屁股坐到炕沿上，伸手扒掉腿上那只棉鞋，转身把脚插进了热乎乎的被窝里，低声冲我道：“郭子，我念一段你听听。”
他把报纸一抖，眯眼皱眉地小声念道：“青岛警备区副司令黄长武......”
只说出这几个字，我脑袋便轰地一炸，一把夺过报纸伸头一看，上面的字虽不认识，但配图却能看清。
只见黑乎乎的印张上，一个头戴大盖帽的年轻英俊的男子在和一个蓄着仁丹胡的日本鬼子握手。
咦，这......
“那儿来的？”我望着三麻子，惊异地问道。
“隔壁的！”三麻子激动的脸都红了，“二分钱买来的。”
原来，隔壁大通铺有十几个住店的，有个做小买卖的从青岛那边过来，这张报纸的用途是一缕缕的撕下来卷旱烟叶吸的。
无意中被三麻子看见，便不动声色地说要拿着没事解解闷，但那个年代，纸张是非常稀罕的，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抽旱烟的人都千方百计寻些纸张来用，那做买卖的小贩不给，三麻子就随手扔了二分钱，反正是玩骰子赢得。
就这样，才把这报纸拿到了手。
对于别人，这就是张废纸，最多能卷几支喇叭筒旱烟的用处，而对三麻子，却是个宝贝。
另外，三麻子去隔壁大通铺并不是单纯的玩钱，再说那些个出苦力的也都没几个钱，他的目的是要物色个亡命徒之类的人物，去当铺宰了那个姓胡的老板，抢回玉镯。
这点是非常符合麻子睚眦必报的心理的，但无意中却看到了这张报纸，于是暂时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回来专心研究起更大的复仇计划来。
既然黄福贵的二孙子黄长武已被派到了青岛，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应该也会尾随去那儿吧，这，是肯定的。
第二天一早，三麻子从兜里摸出昨晚赢到的三块大洋，让我去前台掌柜那儿把毛驴赎了出来。
而后一路迎风冒雪地奔向了青岛。
路上经过诸城县地，他用金元宝跟一土财主换了一辆马车外加二百大洋，再加其长工的两个良民证，这个价，我们明显是亏大了，但为了一路畅通，三麻子也不计较这些了。
三天后，我们顺利通过了胶澳铁路线，进入了青岛市区。
青岛这地儿虽不大，但却是鬼子的大本营，1917年日本人赶走了德国人，霸占了这地盘，后被赶走，但隐秘地留下了很多特务，为重返中国做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又占领了。
可以说，是那些以商人身份做掩护的日本特务在其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赶着马车通过重重关卡，来到了前海一带太平路上的一个叫龙山宾馆的旅店住下了。
这宾馆在市区属于中等档次的，一个房间两张床，一晚需三块大洋。顶一头驴的价格。
但三麻子却并不计较，下榻宾馆的当天，他就带我去布店，每人做了两身绸布衣裤，长棉袍。
我因旧裤子裤腰上还藏着那张藏宝图，不舍得扔，就干脆把裤腿铰了，当短裤穿，反正别人也看不见。
为这事，三麻子还骂了我一顿，但也没让我屈从。
住在中档宾馆，就得做上等人了，这点，我们早已做过，轻车熟路。
只是良民证上的名字有点磕碜，三麻子那张叫王老五，还算凑合。我的则是：苟臭臭，这名字一看就是没文化。原主可能也是个大字不识的阿猫阿狗类的吧，当然，给地主扛活的都是穷人，也指定没啥出息的，不定这名字也是办良民证的时候现起的呢。
不过，虽然名字臭，但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了。
来青岛的目的是准备开家商号，做些土特产一类的买卖。
麻子是老板，我是他的小伙计。
第二天，我们穿戴一新，坐着黄包车先在市区几条繁华街道转了转，接近中午的时候，就来到了岛城有名的花柳地：劈柴院。
这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贫民窟，本地土著，外来盲流、耍手艺的，跑单帮的，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小混混以及暗娼等等，大多聚集在这儿。成了青岛的一大社会风景。
而越是这种地方，信息量就越大，这也正是三麻子所急需的。
黄包车把我们拉进一条胡同后，我搀扶着三麻子来到街边一家特色小吃店里，要了三个菜，一壶酒，边吃喝，边观察着进出过往的各色人等。
这店铺靠近十字街，规格算是中等，能进这儿吃饭的，没有一个出苦力的，多是些社会上吃得开，有些能耐又爱好吹牛皮的人物。
其时，天色已近中午了，正是吃饭的时候，我和三麻子在大厅里对桌而坐，却并不闲聊。
饭店里陆续进来了几位顾客，穿棉袍戴棉帽的居多，只有一个人则头戴日本牛逼帽，穿着件油渍嘛噶的黄棉袄，脚蹬一双磨出了里子的长筒皮靴。
这人有三十多岁，粗壮结实，一进门，就晃着膀子走到一靠窗的桌前，头也不抬地大声喊道：“伙计，半斤二锅头，一碗羊肉汤，外加两个火烧，赶紧的！”
口气重，底气足，可能是这儿的常客，身份也好像管事的那类人吧，比如市场管理员或治安员。
店伙计应声奔了过来，冲他一点头：“四爷，您还......”
话刚到这，那男子忽地站起，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瞪眼道：“咋的了，看爷吃不起饭了吗？先记着，等过两天老子就把老账新帐一块给你结了......”
那伙计似乎并不怯他，而是一动不动地继续说道：“四爷，俺们这店买卖小，掌柜的说实在是快揭不开锅了呀，您还是去下一家看看吧。”
那男子一把推开店伙计，骂咧咧地刚要拔腿刚要走，眼光正和我们相碰，他似乎有些抹不开面了，遂硬声冲店伙计道：“你信不信老子会找人砸了你这家破店......”
这口气，一听就是个不入流的二混子，没啥大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