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们的意见有三：一，我姐姐不该武断的来帮我和我父母做决定，她最起码应该让我和女孩见一见，只要我俩没意见，该办的也就可以把事情办了。
至于她怕女给我母亲气受以及不管她饭吃，我认为纯属她自己乱猜疑，而且不懂人性。一个人，就怕你喜欢一个人，那么你就会喜欢她的一切，爱屋及乌这个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她只要喜欢我，也会尊敬我的母亲。至于回娘家管饭，只要有你弟弟在，你还怕吃不到饭？
二，关于我姐姐去广东我姐夫反对的事，我姐姐也有不妥之处。她最起码敢于反对一下，我只要求这一点。假若她敢于和我姐夫吵几句，为我说几句话，我心里也许就没那么抱怨她了。
她最起码应该这样说：“建明的事是我戳坏的，我再不去帮他弄一个，我兄弟能不恨我吗？”她若果这样和我姐夫顶撞一句，我心里也许就没有那么烦了。可她什么也没说，而是真正做到了“三从四德。”
三，最让人可气的是那女孩对于我搞文学创作表示理解。这一条比良秀的表姐不强一百倍。可是，我姐姐------让我怎么说呢？
我受过千般苦，万般难，好不容易遇到了知音，却又被我亲姐姐断送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更让人不平的是，那女孩的父亲也特别喜欢我。他女儿都嫁到那家了，他有事没事总还是来找我谈心。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他女儿生了孩子，他才不来我家了。哎，想想真是遗憾呀！但是，人生的遗憾又何至于此呢？
我的第三次相亲是我自己门上的一个堂姐给我介绍的。她介绍的是她婆家的一个女孩。她跟我说，女孩很勤快，就是眼有点毛病。我问毛病大不大，她说，一点点。
我就要求见见。没想到，等我去到她家见到那女孩，令我大失所望。那女孩的左眼分明是瞎了，还说一点点，要是大毛病，岂不是两只眼睛都瞎了？刚坐下来没说上几句话，我就要求告辞回家。
第二天，那位堂姐追到我家说，那女孩对我的印象特别好，问我愿不愿意，如果愿意，当月就可以结婚。我的答复是：打光棍也不同意。
而事实上，在做这个答复之后，我还后悔过一阵子。为什么呢？当然还是为文学。我是这样想的：虽然她是一个残疾人，但是这样一个女孩嫁到我家后一定任劳任怨，也不挑剔。
如果这样的话，我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我爱好文学的事向她说说，说不定她能理解和支持我。我为了文学，真的什么都舍得下，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可问题是，我的文学不成功还可以，假若我成名了，我能守住一个残疾妻子不变心吗？我想我是守不住的。男人有本事了以后连好好的妻子都敢抛弃，更别说一个残疾人。
假若有一天我真的抛弃了人家，难道不会遭人们唾弃吗？有了这许多的想法，我也就不那么后悔了。
但是，几年以后，那位堂姐来我家说，女孩嫁到了另外一家，生了个儿子。她说这话当然有些讽刺我的意味。生个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假若我成了家，我才不管生个儿子还是女儿呢。
跟你说实话，我喜欢女儿比喜欢儿子更厉害呢。但谁知道我将来的命运如何？
就这样，和二哥一样，我的三次婚事全部胎死腹中。
一个到结婚年龄的儿子被晾在家中，换做哪家当父母的都会心急如焚的。我父亲整天唉声叹气，母亲更是愁容满面。
有一天，父母专门找到我，询问我对婚姻的想法。
我跟他们说，我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文学，想找一个支持和理解自己的人。与此同时，我还向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我几年之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位作家成名的故事。那故事说，一位作家在成名之前，也是穷困潦倒，举步维艰，而他写的作品又不被人们认可，甚至连一篇“豆腐块”都没有发表过。
一天，感觉前途无望的他烧毁了所有的文学书籍，跑到一个小河边，一纵身跳了下去。
没想到他命不该绝，刚好被一名打渔姑娘救了起来。
姑娘就问他轻生的缘由，作家就向她讲了自己爱好文学终究一无所获的经历。姑娘说，如果他不嫌弃，她愿意支持他。于是，作家跟着姑娘到了她家。
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从此开始了。姑娘每天打鱼去集市上卖，作家在家中啃书本，搞创作。就这样，在爱情的鼓励下，作家的作品渐渐地被一些杂志和报刊采用，并且因为一篇长篇小说而一举成名。
作家成名后，女孩却失踪了。那作家费尽心思找到她，并问她离开自己的原因。姑娘说，自己现在已经配不上作家了。“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从未舍得碰过姑娘一指头的作家在万分激动之余打了她一耳光，气愤的说。
于是，两人相互拥抱着痛哭了一场。
最后，事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不知道这段故事是有人故意杜撰出来引人眼球，还是真有其事，我也不知道那个作家究竟是谁？他的名气大不大？他现在在干什么？反正那件事在我的心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段故事深深地铭刻于我的记忆深处，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在我的梦中，在我追求文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打渔姑娘的身形。
她的品行，她的高尚，她的情操，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多想也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呀！
于是，在我那颗饱受创伤的心里，有了一个未来伴侣的形象——打渔姑娘。
“我就要找到这样一个姑娘，否则，宁可单身。”讲到最后，我对母亲说。“娃呀，那说这也可以。可是，假若你找不到这样一个姑娘，文学有干不成，你以后老了难道不想找个依靠吗？”
“那你帮我捡个女儿吧。”我对母亲说。母亲一听，气愤的说：“要捡你自己捡，我不帮你。”
我理解母亲的心思。一般情况下，自己能生孩子，为什么要去抱养别人家的孩子呢？况且，我当时还那么年轻。但是，我深深明白，我要选择文学这条路，就必须有所付出。
那琼瑶不是也没生孩子，那刘晓庆还没结婚呢。
不管我怎么想，怎么说，母亲始终不肯帮我抱养一个女儿，而我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想想了。
是啊，假若文学干不成，假若当不了作家，假若再娶不来个媳妇为自己生个一男半女的话，拿自己老了靠谁呢？为了文学宁愿去死吗？但假若到时候又死不了了呢？
这些都是原因之一。还有一条原因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很贱的人。这个“贱”有很多时候让我对文学失去了信心。因为我是用一个作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我不愿一个作家做出一些下贱的事。
可是我往往又控制不了自己。这个“贱”就是我通常会想女人。我想的时候不是一般的想，而是很想很想------
假若我能像一些成大事的人一样，在干事业的时候能把想女人的念头抛至一边，那就太好了。可是，我实在没有那种骨气和毅力。
这种特点，也常常使我自相矛盾。我常对自己说，张建明，你不是爱好文学吗？你不是想当作家吗？你不是想成大事吗？既然这样，就不该为女人所束缚，就不该想女人。
可每当我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去想女士时，我的另一半脑子却偏偏忍不住去想它。我就这样在自我矛盾中过了一天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