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瑞典人安特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件天大的好事中包含有警世的公案和难解的风风雨雨。1920年，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调查石器出土地点时，在村旁的冲沟壁上见到大片灰层和袋状灰坑，包括一些石器和陶片，他捡拾了一些彩陶片仔细观察，这些发现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后来经中国政府同意后，他同地质调查所的5位中国同事正式发掘仰韶遗址，他们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1921——1922年，安特生和中国同事还在渑池和荥阳调查了不召寨、秦王寨等五六处古遗址，安特生不管这些遗址存在的早晚关系，将它们统称为“仰韶文化”，并认为属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但值得肯定的是，安特生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和1923年出版《中华远古之文化》的时候，他还强调仰韶文化带有土著性和民族特点，认为它是汉民族祖先创造的，是中华远古之文化。
为了弄清仰韶文化彩陶之渊源，1923——1924年，安特生和中国同事在甘肃、青海调查发掘了50多处古遗址。但由于学科的局限，发掘未按原有地层划分，其做法的不科学性和考察的不系统性，导致安特生得出了错误的“六期论”，他把较晚的齐家文化置于早于它的甘肃仰韶文化的半山、马厂之前（《甘肃考古记》，1925年）。这就把考古文化的层次弄得非常混乱，最让人遗憾的是他从学术角度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观点。分期的错误导致文化评价的错误，这也使安特生在数十年后受到极不公正的评价，有许多人甚至称他为“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1926——1931年，中国的李济、梁思永等学者经过不懈努力，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梁思永还主持了安阳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复杂的地层关系中首次判断出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先后叠压关系，使我国学者既确认了仰韶、龙山及商文化的顺序，也确认了中国仰韶文化的面貌。由此，中国的考古学者理清了被安特生弄混乱的考古文化层次。
当安特生得知中国学者通过努力得出了和自己截然相反的看法时，他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与反省，总结了在中国从事多年的考古工作。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史前研究》中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从安特生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心的正直学者，具有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
安特生在仰韶遗址的发掘及其以后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近代田野考古的发展，有开创之功。在安特生和中国同事发现仰韶文化之后，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从此，我国学术界跨越夏、商、周三代的局限进入史前期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