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武警部队刚建立不久，大多数城市还没有正式的特警和防暴警察。我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通过体检、政审合格后，参军来到了省城岳州。我成为了一名武警新兵，被分配在机动中队，即机动连。还当了班长。
我能进机动连，当班长，跟我新兵训练时胆子大、表现佳，各项成绩不赖分不开。
机动，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特警。我们“特警”负责整个岳州市范围内的巡逻、应急出动和押解执行、搜索等工作，即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危险哪里奔。我们中队人不少，一个连的编制，一百好几。
机动中队在武警中是装备最好的。那时，当武警部队刚成立不久，当其他的中队还没有小车时，我们连就有了三菱越野；当其他的中队还只有一二辆摩托时，我们连却装备了一个班的边三轮；当其他的中队不是守桥就是在看守所站岗执勤时，我们却可以天天开着摩托或越野小车在外牛叉。
但地球上的事儿一般是牛叉和危险并存的。
一天晚上紧急开会，中队长、指导员组织，其脸色凝滞，弄得气氛像抓“二王”一样紧张。指导员说，大家都是骨干，都是积极分子，明天中队有重要和紧急的任务，需要选10名队员当副射手，现在举手报名。
大家或多或少知道射手是干什么的，但具体起来，又可能概念模糊，尤其对副射手这个称呼没有认识，于是就有嘴快的问指导员。
指导员润润喉正准备说，谁知中队长嘴更快，抢着答道：“他娘的，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想想自己不文明了，便自嘲地笑笑，又说：“就是枪决死刑犯的执行人。这次任务正射手为老兵，你们是新兵，就作为副射手。如果正射手没有击中死刑犯，没有让死刑犯一枪毙命，作为副射手就该补枪，这就是副射手的职责。明白吗？”
台下远没有以前那么回答得响亮，大家瓮声瓮气地回答：“明白。”而且，气氛比刚才更紧张了，整个会场和刚才比，似又进行了一层净化，已是鸦雀无声，每个战士应该都跟我一样，心里咚咚咚地敲鼓，仿佛现在中队长和指导员要从我们中间选10个人拉出去枪毙一样，不但没人举手，更祈祷着不要轮上自己。
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即使是结束罪行累累的死刑犯，也不愿意揽下这桩活！中国老祖宗对婚姻都说，劝合不劝散，何况现在不是劝散一桩婚姻，而是“劝散”一个生命。
我平时喜欢发言，声音也大，有大炮筒之称，但此时，我将头缩了缩，衣领拉了拉。
我发现，大多数都在缩，另外几个曾信誓旦旦要入党、比我还积极的班长，即使没有缩头，也面部表情难看，像拉屎拉不出来一般。
不缩还好，我一缩头，便引来了我班里几个家伙的目光，他们大概这么认为，假如一个班选两个积极分子当副射手的话，那么，第一应该是我这个班长，然后便是副班长；但如果一个班只选一个的话，那么我该当仁不让。
但我要“让”，我没有举手，我等待着机会让他人争取。
中队长和指导员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冷场，没有发威，眼睛从每一个队员身上搜过，又并不在某一个身上停留，倒是我们排的排长，此时站起来，眼睛鼓起来似个灯笼，训斥大家道：“怎么啦？都哑巴了？手都举不起来了？平时一个个都不是很牛皮的嘛？现在怎么都软蛋啦？这样怎么上战场？啊？！”
“上战场不一样。那是杀敌当英雄。”我听到一个声音嘟哝道。
我偏头看去，是我班上的周彪悍。这个周彪悍，名彪悍，其实人长得并不彪悍，就是平时嘴巴彪悍，经常得理不饶人，不过，人还是很有正义感的。他另外的优点是，家庭条件好，时不时能分一两根好烟给大家抽，也时不时发布一些我们平时得不到的新闻或者马路消息。据说，整个中队，就他读过高中，还在中学当过一年体育老师。当然，他年龄也最大，我们都是十八九岁，而他都已经是二十岁的“老人”了。
“周彪悍，你嘟哝什么呢？”排长的耳朵跟大耳狐有得一比，似乎能听到几十公里外的声音，此时厉声喝问。
周彪悍吐了吐舌头，不做声。我想起平时这个周彪悍专门跟我作对，便决定当机来个恶作剧，整整周彪悍，于是道：“报告排长，他说他报名。”
中队长大概很需要打破这个僵局，大声赞扬道：“好，周彪悍算一个！”
周彪悍哑巴吃黄连，做不得声，眼睛恨恨地瞪着我。我坏坏地暗笑，可暗笑还没两秒，指导员便点了我的将：“我看，七班就周彪悍和李霖。李霖枪法次次十环，又是班长。你们两个代表七班，不会丢七班的脸。”
指导员一锤定音，中队长点头，排长火上浇油：“李霖，周彪悍，你们作为副射手，没问题吧？”
我能说有问题吗？指导员只差没说我是神枪手了，一个跟枪有关系的行动，我这个班长，能打退堂鼓吗？尽管我的内心十二个李霖在告诉我：枪决犯人，近距离的，跟枪法好不好毫无关系。但我能说吗？
这会儿，轮着周彪悍偷着乐，眼睛使劲朝我瞟，好像我是他荷尔蒙躁动下意淫的妹坨。
第四节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我转辗反侧，我后悔不跌，我唉声叹气
枪决死刑犯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但决定了我作为副射手后，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我心里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二百五，让周彪悍出丑，将自己搭上；后悔自己新兵训练时太积极，捞了个班长以为得了多大好处，原来第一次尝到的甜头居然是枪决死刑犯；后悔自己国家招兵令下发时，那么积极，那么想跳出农村，那么想出人头地；后悔自己为了争取到村里当年的当兵指标，让李毅承受强吻袁绵绵的流氓名声，让李毅参加了严打开始时举办的“违纪违法人员学习班”......
总之，那一晚，我翻来覆去，我转辗反侧，我后悔不跌，我唉声叹气。我甚至在心里默默念着“妈呀娘呀”。
我知道无法改变明天要端抢的现实时，我又不无幼稚地想：也许明天天气不好，改变执行日期；也许明天分配给我的死刑犯突然决定暂不执行了，没有我的事情了；也许明天跟我搭档的正射手念我是个新兵蛋子，为替国家或家属节省子弹钱，而一枪毙命，让我无须再出力；也许中队长明天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我去做，比如到劳改农场押解犯人，比如去保卫有国家领导人经过的岳州大桥；也许......
当然，如果我既是班长，同时又是想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的话，也不至于一点没有考虑作为军人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的使命感和能够有机会对犯罪分子执行死刑枪决的光荣感。而且，应该说最终能够说服自己、能够战胜自己的，还是这种留在心底里或多或少的使命感，或说自我安慰感。
太阳像训练场的军号，如时升起，我作为枪决死刑犯的副射手，已成事实，不会改变。
清晨六点半，是冬日的早晨，东方才微露晓色，城市还刚从睡梦中醒来，有点睡眼惺忪，我和周彪悍等10个新兵，被副中队长带领着去与老兵汇合，来到了地处牛坡岭的市看守所。
我们要去提死刑犯。
这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表情比世界末日来临还凝滞，还悲悯，周彪悍更是恹恹的，全然没有了昨天晚上的幸灾乐祸，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晚上没有合眼。
好在作为副射手，更多的是配合，而并不做出头的鸟，比如给死刑犯捆绑，比如吆喝死刑犯。
和我搭档的正射手，是个典型的老兵，不但手法老练，长得也苍老。从长得苍老来看，是农村兵。果然，他在跟我搭话时说，他是湖北黄冈的，明年就退伍了，回到农村就要娶老婆、生崽做爹了。
我们将要执行的是死刑犯是一个五十岁的男子，罪行是强奸幼女。这个强奸犯长相很罗锅，也很猥琐，按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不是好人。但后来宣判，说到他的罪行和介绍他的基本情况时，我听出他并不是一看就是坏人的坏人，而是学校的校长，是某某大学下放到农村当校长的。也许就是因为从大城市被赶到乡下，没有老婆温暖，没有儿女绕膝，人性的丑恶膨胀所致，从而打起了自己的学生的主意，也从而害了她人，断送了自己。
在从看守所提出犯人，给其捆执行绳时，黄冈老兵并没有因为他的看相，而对他凶狠，当然也许是“校长”老实。
死刑犯从看守所提出来，都得换成绳索捆绑。捆绑，分执行捆和押解捆。押解捆是将犯人的手放身前，手和肩可以适当活动；而执行捆就不同了，它将犯人的手反靠背后，其中一道绳从脖子经过，勒住犯人的喉咙，如若犯人有挣扎或者嚎叫，身后的执行人只要将绳头轻轻一扯，就让犯人立时失声。当然，在我们中队执行，为了遮盖，那道经过颈部的绳索一般用一条白色的毛巾缠住，外人看到的都以为犯人怕冷，或患了咽喉癌。
死刑犯的毛巾是我递给老兵的，老兵在给过去的“校长”捆好了执行绳后，就给其系上毛巾，这样，让犯人看起来多少有点酷。
但在宣判大会上，当宣判眼前这个押解的死刑犯是这么一个人渣时，黄冈老兵当即就朝他的腿弯里一脚，让他稳稳当当地跪在了万人面前，当犯人低下头去时，黄冈老兵又绳子一拉，让犯人的头立起来。
我这时努力不去看犯人，我害怕这样的场面，我畏怯这样的场景。尽管此前在新兵训练期间，我以胆大著称。
当审判长宣布犯人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那一刻，黄冈老兵让我递给他那个打了大叉的死刑牌，娴熟地、眼都不眨地往犯人的背后一插，然后背后的绳索用力一提，犯人痛得嗷嗷，我赶紧搭手，配合老兵每人架住犯人一只胳膊，半拉半推地将犯人弄上了解放牌军车。
我们的车开拔后，万人大会会场的人们就像蜂群或说苍蝇，密密麻麻地追逐在我们的车队后面。
车队绕着整个岳州市的主干线转了一圈，其实就是给犯人游街。
中国是一个不缺人的地方，中国人也似乎喜欢看这样的热闹。那个时候，进入眼帘“享受”的东西太少，看宣判会，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大乐趣。
也许说乐趣有亵渎中国人的政治感情的嫌疑，但事实上共和国的子民们从小开始就是存在这一爱好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是共和国希望民众具备这一爱好。因为当时每开一次宣判会，就动辄落实到居委会和队组，组成大家列队前往，因而这样的会也叫万人大会。
刑场选在城市郊外的一个山坡，山坡上长着不多的几棵秃头树。应该是冬季的缘故，树没有绿叶，坡底的草地也无绿意，一片枯萎。
我想，这里本就无有生命。
车子开到刑场后，我的那些不直接执行枪决的战友们和公安干警们，马上圈起预定的一块地实行了戒严，而作为射手的我们，便在车子停好后，二话不说，架着死刑犯往规定好的地方拉。
尽管作为副射手，我什么都是“副”的，但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死刑犯从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一刻起，腿就几乎立不起来了，到下车时，就已经完全瘫痪了。如此，这时的我就必须和正射手配合，一左一右将死刑犯架到刑场，不得有丝毫懈怠和手软。
10名死刑犯，被我们这些射手像年猪拖上屠宰凳一般，弄成一条直线跪在草地上，背朝我们，头向山坡。
死刑犯与死刑犯之间相隔很近。我的左边是周彪悍一组，周彪悍此时看都不看我；右边是另一个班的战友，但他们执行的是一个女犯，且女犯还很漂亮，我由不得多看了一眼。事实上，在万人大会上宣判时，我就注意到她。她大约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脸型很秀气，眼睛也很有神，一点不像是要到地狱下油锅的，好像是去当大鬼或者小鬼的太太似的。她犯的罪行是杀人——连同奸夫杀亲夫。
10个死刑犯都没有发出声音，比我昨晚上想象到的要老实一百倍。
我们都作好了准备。
正射手握枪的刺刀已经打开，刺刀刀尖抵在死刑犯的背心，即脊骨也就是心脏后方位置。
我作为副射手，呈立正姿势，神情严肃而紧张地站在一旁。因为犯人的老实，我根本无需用手去捉住犯人。
黄冈老兵抽掉死刑犯背后的死刑牌，抽出来的那块死刑牌，我分明瞥见木尖的位置沾有血迹。我的心战栗了一下。
我非常紧张。我努力迫使自己站稳，立正的姿势保持标准。
指挥官在喊着“预备”，其手中的令旗也扬了起来。
当令旗扫下去的那一刻，“砰”的一声，枪响，并不很震，像天空沉闷的雷。
死刑犯倒下——很顺理成章地朝前扑下。我眼前这个过往的“校长”生命已不复存在。从道德上来说，他结束了他的罪恶；但从生命上来说，这样被结果，尤其是死前那杆带血的死刑牌，让人心颤，也让人不忍。
可是，他竟然还没有马上死亡。他的身子在抽搐。
验尸的法官将死刑犯的身子扳过来，脸朝上，身子扭曲，很恐怖。
法官朝我挥手。
正射手早就离去。他只管放一枪，死不死都是副射手的事。
我被逼到了墙角。
我纳闷黄冈老兵技术竟然如此差劲。
但我错了。眼睛一搜，旁边的周彪悍那里也是如此。再搜，10个副射手中除我外，都端起了枪，身子站直，个矮的还踮起了脚尖，枪口朝下，直接抵在死刑犯的胸膛。
“砰”，又是沉闷的一声。十个补枪同时响起。
死刑犯在国家法律的制裁下，“寿终正寝”。
我眼前这个过往的“校长”瞳孔增大，验尸法官翻起他的手指时，手指充血。他是名副其实地死了，是我送他最后的花生米。虽然我此时身子发颤，口干舌燥，但我并不怜悯他的死去。
只是，我突然感觉到心口像女人怀了孕一般堵得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