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南亚回来，是我第一次在初夏落地北京。冬天常见的雾霾天已经过去，即便从高空俯冲，也不会有坠入云雾之感。五月份的北京还比较凉，去东南亚的时候，我只披了一件外套，现在，外套也丢了。
下了飞机，我发现有三个未接电话。上面的名字很熟悉，我们刚刚结束了在东南亚一个月的旅行，她应该是问我是否安全到达，还发来了一条短信：你还活着吗？
这是个好问题。
我上次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冬天。空气干燥得滋滋作响，挤在地铁，人们的毛料衣物在安静地放电。我尽量缩着自己的身体，避免卷进一场盛大的白日焰火。地铁在市区滑行一段时间后，会在郊区伸出地面，窗外一下子亮堂起来。
这条线路和古代一条著名的运河重叠，过去运送粮食，如今运输人口，线路两边，是像蜂巢一样的居民区。沿线经过一个某富商建造的仿古宫殿。我坐地铁的时候，每次都饶有兴致地看一眼这个宫殿，它像是在一片灰蒙蒙的地皮上，烧出了一个红色的烟痕。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还好戴着口罩。周围的人继续交换着呼吸，手挨着手，肩并着肩，进行着一天中与数十人一起亲密接触的时刻。回到住的地方，我忍不住吐出一口气，把一车厢人的气息，悠悠赶出我的胸腔。然后我默默计算，这是我回国的第几天。
我毕业于北京某个著名的大学，学的是这个大学最不入流的专业。那是所有学不好数学、物理、计算机和英语的学生的避难所。我们专业的姑娘以漂亮著称，我又拖了后腿，成了不入流专业中不入流的人。但总的来说，大学还算顺利，我游荡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角落里，跟在一群名正言顺的学生后面玩耍。毕业时，我去了北欧读书，在这个一半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大学里，我又成为了惮于和别人启齿去向的人。
瑞士好，有雪山，中立国。别人都这么说。我说，是啊。瑞士是中欧，但谁在乎呢？那里又不是美国，不会有人关心的。
北欧学校的建筑散落在一座城里。图书馆的铁门像城门一样厚重，几百年了，里面房间如迷宫，走着走着可能会碰到上个世纪的幽灵。在不下雪的半年里，草坪上会依次出现白色、紫色、黄色的花，和一群群奔跑的兔子。我又开始了骑单车，在北京的校园里，骑单车往往意味着在人流中逆江而上，但在北欧，只需要看着点兔子。我喜欢从图书馆骑到宿舍，从宿舍骑到六点就歇业的市中心，再去老城区的大教堂里发一会呆。
同学们都很好，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片暖洋洋的颜色。这大概和来北欧的人的某种共性有关，他们没有宏大的野心，也对政治袖手旁观。待久了，连去趟意大利都觉得不适应。太乱了，没礼貌，竟然还不说英语。
我找到一切可能的机会离开这里。前后加起来有一年的时间，我漂在欧洲的各个国家。相信我，这绝对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首先你得有强韧的神经，能够忍受青年旅馆糟糕的环境，高强度的行走，和长时间的孤独。然后，要忍受自己对旅行的反复质疑，它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妙，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价值，你再清楚不过，你无事可做，无人可陪，大多数的发现也毫无意义。
只有克服了这些，那偶然驻足的美景，和名画上一抹微笑，才将我从真空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喂进一点点欣慰的药剂，最终弥散成铺天盖地的幸福感。
留学两年后，我决定离开北欧。我曾把护照延期，尽力拖延这一过程，但最后一次坐跨经厄勒海峡的火车，我终于意识到这片云彩低垂也能在大地上留下雨影的国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而前方那个我曾经学习生活过四年的北京，我仍全然不理解。
来时40斤的行李，回去时只有20斤。我在北京东面的郊区租了房子，它够大，够便宜，我需要忍受的是两个爱在房间里吃火锅的女孩，和一个从来没有在白天露过面、但在夜晚不停咳嗽的男人。这是北京嘛，我努力镇定，不然待在一眼望去只看见几匹马的北欧好了。
回国之后，我做好了攻坚战的准备，打算在这个“宇宙中心”待足够久，没想到下一次旅行很快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