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者，“窃”也。
古往今来，可称“贼”者，如莽莽之涛，大到“guo贼”，小到“毛贼”，不可尽数。这些贼往往因为盗窃的东西、手段不同，而落得下场也各不相同，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件谁都能玩得好的技术！
之所以说这是一门技术，并不是说你今天一时兴起，偷了隔壁老王的一件衬衫，临街阿姨的一条内、裤，你就有资格称自己做贼了，他有自己的组织，规矩，也有其生存必须掌握的方式、方法。
有些人，于饥饿难耐之际，临时成贼，在街头闹市偷了一个包子，被老板按倒在地，一顿暴揍，甚至为此丢了性命，不乏有之；而还有些人，手段高明，利用翻云覆雨的手段，成就一方豪强，甚至是封侯拜相，望北称孤也不在话下，西汉的王莽，三国的曹操，民国的袁世凯就是这类人。古人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者虽都是贼，可这境界，却是云泥之境。
看过了多少历史，读了不少本书，对“贼”这种职业，何时登上历史的舞台，难以考究，可谓去古已久。但历史上从来不乏有大手笔记载，比如《史记》里的鸡鸣狗盗之徒，协助孟尝君逃出秦国，想想就觉得神奇，能够骗过王宫守卫盗宝，骗过军队驻守的“海关”，成功将孟尝君这么大的人物偷渡出境，这样的“贼”，可谓是有勇有谋，“技术含量”自不待言。
讲这些并不是要为贼“平反”，只是想把贼，在境界上做个区分。
人们常常谈“贼”色变，避之如蛇，弃之如履，这都无可非议，毕竟这并不算一份拿得出手的工作。
在这些贼人里，有自己的切口、黑话。为了彼此间的区分，也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某人介绍自己，说是“水里钻”，那么别的贼就知道他是水上偷盗作案的。由于船上的特殊环境，这类贼就算是偷盗成功了，也因为船上的封闭环境，而往往难以脱身，甚至被失主发现，从而大打出手，于是乎改偷为抢，这类偷抢不分的水贼，基本上每个人的手里都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凶残至极，江湖人对这种人往外是退避三舍的，犯不上和这种穷凶极恶的人拔刀相向，那种除暴安良的江湖义士，毕竟只在演义小说里才有。
“林鹞子”也是一种很威风的贼人，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钻山越岭的好汉，呼啸山林的盗匪，这类人也大多是心狠手辣之辈，潜行偷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的，这也不是一般的江湖人不愿意招惹的。这两种贼，在现在并不常见，可放在早些历史时期，这两种才是早起传统意义上贼的主流。
剩下的那些隐匿在街头闹市，偷盗别人财物的，老北京有话称为“佛爷”的，就是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小偷，往往这类人，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偷人财物于无形，这类人比起前两者，至少行径上要温和多了，一旦被人发现，要么夺路逃走，要么就是被人抓住，一顿暴打，然后见官。这样看来，“佛爷”从气概上要比前两者差上许多，但发展到现在，前面两种盗匪，却几乎绝迹于江湖了，而佛爷的行业却日渐兴旺。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难讲，那种表面看似风光无限的人，一般都不得好下场，反而是那些看似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却能长命百岁。
除了上述三类“正统贼人”外，还有一类被称为“土耗子”的贼，也叫盗墓贼，经常做一些寻穴挖洞，开棺掳尸的勾当，由于做的是死人的买卖，在“死者为大”古人眼里，这简直是天理难容的罪行，为世人所不容，各代律法，也对这类贼人惩处甚重，“偷坟掘墓斩立决”的明文，古已有之。其他贼人也觉得死人的买卖，甚为晦气，不齿与之为伍，往往不把这些人归到“正统贼人”里来，但从实质上说，他们却也是实实在在的贼。
至于有些朋友口中的“淫贼”，可以说是世上最没出息的一种，就不归在此类了。
基于这些贼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贼。这些人并非守着本职工作，一承不变，往往依据环境、能力而变化。在山林中便称自己是林鹞子，走到闹市又变成佛爷，遇到了名川大墓又会客串一把土耗子；亦或者能力平平的时候，小心谨慎的穿街过巷地做着“安分守己”的佛爷，一旦发达了，就会明火执仗地做个强盗也说不定，总之是很少有恪行操守的。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贼中极品境界，通过无良手段，赚下万贯家财之后，然后金盆洗手，开香堂，做工厂，搞实业，摇身一变成了上流，真正做到功成名就，惹人艳羡，此间道理，外人不足道也！
我的爷爷叫徐燕轻，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翻高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飞贼。在那个不是兵便是贼的年代里，想做个安稳百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山贼打仗，要下山抢夺粮食。军队来剿灭响马，也要征集军粮。正所谓，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百姓又怎得安稳。与其做百姓被人征粮，不如当兵、做贼，去收别人的粮，于是乎，队伍越来越多，山贼也越来越多，实质上二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做贼是没有什么不光彩的，甚至可以当成是一种可以安稳活着的身份。两个陌生人坐在一张桌子吃饭，一个脚踩在板凳说，我是二龙山的，另一个会掀开衣襟，露出里面的枪口道，老子三虎寨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交朋友，而是警告对方，自己是有出身的，不要轻举妄动。
我的爷爷应该属于第三类贼，但我又觉得这样划分，有些辱没了爷爷的威名，他的声名远远在佛爷之上。传说他盗过段祺瑞的府邸，闯过日本人的军部，还救过八路军的司令，屡次凭借个人的力量挽救这个姓陈的司令和部队于危难之中，最后和这个陈司令建立了过命的交情。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并没有仗着自己过人的身手，投身革命，反而将自己唯一的儿子徐小川托付给了这个姓陈的司令，然后自己好像蒸发了一样，从此杳无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