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坑河很闭塞，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子，我们全然不知。我们习惯了爹妈那样种田过日子。除了偶尔去赶一次龙潭场卖点板栗，核桃，山菌，柿饼啥的换几个钱，或是买点生活用品外，很少出山去。那年秋天，把谷子收完后，闲在家里没事，就邀了几个哥们儿一起打扑克牌。有牯牛，石头，棒槌几个人。玩耍中大家就闲吹，说近几次赶龙潭场，老听人说起如今外面改革开放，不少年轻人都出去挣钱去了……村里也不管了，据说有人挣了不少的钱呢！几个人中牯牛最先提出，我们也出去打工挣钱。他说他的一个亲戚在广东搞建筑，当包工头儿，说随便去多少人都有活干呢！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元钱！于是我们几人商量一定要到广东去看一看，出去闯荡一下也不枉活一世人！
我说：“我爹妈就我一个儿子，他们的身体都不好，我走了家里咋办？”我犹豫不决。
牯牛说：“金宝哥，你别婆婆妈妈的，你看石头和棒槌他们就比你能拿得起放得下。棒槌刚刚结婚没几天，人家就舍得丢下白漂的婆娘出门，你光棍一条，有啥牵肠挂肚的？”
我仍然坚持说要跟爹妈商量后才能定下来。最后大伙儿约定三天后决断，在棒槌家见面。
我回到家，把这事儿跟爹妈说了，我妈听说后哭得眼泪滤酸菜水一样牵了线的往下淌。我爹抽了一阵闷烟，抖了抖烟嘴，说：“去吧金宝，你妈有我呢。能挣几个钱回来当然好，一来能给你妈治病，二来你也能娶媳妇儿。都二十几岁的人了，还没娶上婆娘，为啥？不就是家里穷吗？你也是看到的，就现在这个家，谁还看得上我们？”
在我们地坑河，男娃儿一般二十岁左右，女娃儿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有的结婚更早。山里人也知道婚姻法规定结婚不是这个年龄。可每个父母都早早地为自己的儿女找对象，他们才不管办不办结婚登记，拿不拿得到结婚证，他们认为只要请几桌客就算正式结婚了。可我例外，二十四岁还没娶上媳妇。原因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对象，都嫌我们家穷，就这样，我一直没结婚，父母也一直为此事着急，都不知跑了多少回观音岩了。
听我爹这么一说，我妈就不哭了。我妈不哭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
其实真说要离开家到外面去闯荡，心里还有些酸酸的感觉。我爹妈就只我一个儿子，我妈身体不好，生了我就再没生孩子了。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被我妈牵了手到观音岩去烧香拜佛。观音岩离我们家不远，从家里出门，一直爬坡往上走，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在山顶下面的石岩上，雕刻了大大小小几百尊佛像，最大的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她的塑像下面供奉的香火最为旺盛。每次去的时候都能看见三两个烧香的人，提着香油，红绸，黄纸。她们边烧香边烧纸，口里还吟念念有词。我妈每次去烧香磕头时，总是求菩萨为她再送子女，不送儿子送个女儿也行。可一年复一年，我妈仍然是牵着我一个人去烧香。
文化大革命时，观音岩的菩萨被造反派砸烂了许多，好多菩萨的脸都模糊不清了，只有那尊巨大的观音，因为坐得很高而没有砸烂，据说有个造反派头目不服气，要亲自去砸那尊大观音像，刚爬上去就摔下去了，摔断了腰，成了终身的残疾。以后再也没人敢去砸观音像了，那尊大观音菩萨照样在山上坐着！我妈照样相信菩萨。这些年，地坑河的男女老少又筹了钱，把原来烧掉的观音阁修起来了。他们说，再穷不能穷菩萨，再苦也要拜菩萨。其实，我妈越拜身体越不好，越拜越穷，我连婆娘都娶不上。我劝她不去拜了她总是不听。我想，我要是走了，我妈更要去拜了，要去求菩萨保佑我在外面平平安安啥的。
到了第三天，我早早地起了床，吃了早饭就往棒槌家去。
正走着，突然身后有人喊我。那声音听起来柔得像地坑河的水，甜得像霜雪天的柿子。我的脚就像钉上了钉子一样迈不动了。
我转身看时，才是秋叶儿。她瘦小的身子，却背着一个不相称的大背篼，站在荒坡上。
我问她：“秋叶儿，你在做啥子？”其实我也是明知故问，山里的女人背了背篼进山，不是砍柴就是割草。
“上山割草。”她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问我：“忙忙碌碌的到哪儿去？”
“到棒槌家去。”
“有啥要紧事吗？”
“哦。是就样，我们几个准备外出打工，今天去商量出去的日子。”
“准备到啥地方去？”
“到广州。牯牛有个亲戚在一个建筑工地当包工头儿，准备先到那里找活干。”
秋叶看着我，欲言又止。我说：
“秋叶儿你忙着吧，我先走了。”
“哎。”秋叶儿问：“搞建筑要女人吗？”
她这一问，我被问住了。我无法回答她，从来没有外出打过工的我，哪知道打工是啥样儿，更不知道搞建筑要不要女人。我只好说：
“秋叶儿，你在家等着吧，我们去看看，算是先探个路，如果能挣钱，我们想办法通知你，或者明年与我们一起出去吧。”
秋叶儿有些欣喜，她说：“你可要说话算话，好歹我……。”秋叶儿突然红了脸，她忙低下头去，双手揪住她的那条乌黑的长辫子摆弄。她又补充说：“我俩是同学呢！”
我说：“说话算话。”说完就匆匆走了。女人家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不走她就能和你说半天话。我一心只想和几个哥们儿商量打工的事，哪有时间和秋叶儿颇说话呢？
秋叶儿是我们村的，她与我是小学时的同学。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把我与秋叶儿安排在一张桌子上坐。我们的同桌关系处得很要好，她经常从家里给我揣好吃的东西，我常给她讲作业。后来她就坚决不与同桌。这的确怪我，原因是有一天上学的路上，我对几个男生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山秋叶和我结婚了，一起入了洞房。几个男生听了就乱嚷嚷起来。他们跑到秋叶儿面前也这样说。秋叶儿就哭着跑回了家。秋叶儿妈跑到学校找老师，老师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他那根教我们认字的木棍在我的头上敲得嘣嘣响，敲了一阵说，你小小年纪就想这些事，长大了不犯罪才怪！不坐牢才怪！从此我就像小偷一样，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都指着我的脊梁骨说：
“那就是梦见山秋叶儿是她媳妇儿的田金宝！”
“小小年纪就想那些事了，长大了不是流氓才怪呢！不枪毙才怪呢！”
“……”
这些都没有啥，只是把秋叶儿坑了。男生们成天戏耍她说是金宝媳妇儿，女生们也对她嗤之以鼻。秋叶儿长得清秀温柔，可她性格很刚烈，她实在听得不顺耳时就与男生们撕打，用她那双长着长指甲的手抓男生们的脸，朝男生脸上吐唾沫。慢慢的就没有人敢喊她“金宝媳妇儿”了，也没人乱起轰了。小学毕业后，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下地干活了。爹妈说念再多的书也没多大用处，反正是当农民！秋叶儿十九岁就结婚，她嫁给本村的小伙子应凯。日子倒也平平安安。
我迫不急待的赶到棒槌家。棒槌的新媳妇枝子见我来了又是招呼我坐，又是给我倒水。枝子个子不高，长得却白面馒头一样惹人爱。她来来回回颠儿颠儿地跑，胸前两只奶子就不停地抖。说实话谁不眼馋？这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出去挣钱，也好娶个像枝子这么水嫩的婆娘。
牯牛，石头陆续也到了。我们哥儿几个中间，我年龄最大，牯牛其次，棒槌排行第三，石头是最小的一个，长得倒白白净净，体面，可有些奶气。今年才十八岁，本不愿意带他一起出去，怕他太小了，打工都是力气活，吃不消。可他却缠着我和牯牛，要跟我们一起去打工挣钱。没办法我们只好同意带他一起出去闯。
棒槌爹热情招呼我们坐，催促枝子给我们搬凳子。棒槌爹五十开外，个子高大，腰不弯背不驼，身体硬朗得很。棒槌妈就不一样了，面黄肌瘦，头上包了一条头巾，眼力也不好，看人时不停的眨眼，眨了好久还是没看清，就问来的是谁呀？棒槌爹听见就没好话说了，眼睛呢？眼珠子被八哥儿啄走了？连金宝都认不出来了。
棒槌的名字叫郭邦春，长像随他妈，精神不振这一点也像他妈。身体结实倒像他爹，从小长得壮实，大伙儿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棒槌”。这绰号原本是根据他名字的谐音喊出来的。他爹听了笑着说：
“你莫说，那狗日的结实得真像根棒槌。”
大伙儿说连他爹都说像棒槌，那他就是棒槌。
牯牛，石头他们说家里都同意出去打工。棒槌爹就不用说是支持的，看来这事就成了。
可大家遇到了一道难题，要出去，就得要钱。没有两三百元钱是出不了门，到不了广州的。可不比赶龙潭场，有钱没钱都可以去一趟。
棒槌爹说家里还能凑足外出的路费。我说：
“我回去把家里那头肥猪背去卖了，有二百多斤，能卖一百多元，再想点办法就能凑足路费。”
牯牛说他也只有卖年猪了。石头说他没有肥猪，他得去卖板栗和核桃，还有一些草药，兴许能凑足路费。
没有公路，赶一次龙潭场原本就不容易，何况是背着猪去。那里山里人卖猪是靠背着去的。把大肥猪捆绑在背架上，再请一个壮劳力换着背。二十多里山路，从早晨天还未大亮就要起身走，要到下午四点钟才能赶到龙潭场，卖了猪，取了钱，天就差不多快黑了，有时候还得在乡场上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回来。
我与牯牛一场就凑足了两百多元，路费够了，可石头还没有凑够。他说家里原本有一百多块钱，前些时候捐去修观音阁了，他卖的那些干货，一场卖不出很多，他接连赶了三个场也没有凑足钱。我们四人都有点着急，又凑到一起商量。最后大伙儿一致认为，如果四人共同开支所有的钱，路费就够了。叫石头就别再等了，路上大家一起用吧，早去几天就早几天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