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有些类似乞讨者的人来骚扰弗雷德，要求上台表演。他们中最悲哀的一个家伙叫屠夫比利。这人就像是从噩梦里走出来的。他只唱一首歌——《高跟运动鞋》，他喜欢这首歌就像吸毒上了瘾。弗雷德通常会让他在白天的某个时候表演，都是没有客人的时候。比利每一次唱之前都会说“这是给你们所有妞的”。屠夫总是穿一件小得可怜的外套，扣子紧紧地扣在胸前。他有点神经质，他过去曾在贝尔沃医院穿过约束衣，还在牢房里把被褥给烧了。各种各样不幸的经历都曾找上过比利。他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处得不好。尽管他唱起那首歌还真挺好的。
另一个出名的家伙总穿着牧师的外套和带铃铛的红皮靴子，讲述歪曲了的圣经故事。“月亮狗”也来这里表演。“月亮狗”是一个盲诗人，大部分时间住在街上。他头戴一顶维京头盔，身披一条毯子，脚蹬一双高筒毛靴。“月亮狗”吟诵独白，吹奏竹笛和口哨。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四十二街表演。
在这里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凯伦·达尔顿（Karen Dalton）。她是个高个子的白人布鲁斯歌手和吉他手，质朴，瘦削，性感。其实我以前见过她，那是去年夏天在丹佛郊区的一个山道小镇，我在一家民谣俱乐部里遇见了她。卡伦的嗓音像比莉·霍莉黛，弹起吉他则像吉米·李德（Jimmy Reed），几乎一模一样。我和她合唱过几次。
弗雷德总是试图让大多数艺人都能上场表演，所以他也尽量表现得圆滑。有时这地方会不可思议地空荡荡，有时会半满，然后毫无来由的，人一下子就挤满了，连外面都排着队。弗雷德是这里的主角，吸引顾客主要看点，他的名字写在门口的遮檐上，所以也许许多人都是来看他的。我不知道。他弹着一把大号民谣吉他，击打着琴，奏出尖锐激烈的节奏——一支一个人的乐队，一把震撼的嗓音。他唱着凶猛的囚歌并把观众的情绪刺激到疯狂。我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说他曾是个游荡的水手，在佛罗里达藏着一艘小艇，还说他是一个地下警察，与娼妓交友，并有一段黑暗的过去。他曾去过纳什维尔，留下一些他写的歌，然后来到纽约避风头，等待着一些事被人淡忘并挣个盆满钵盈。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故事。他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渴望。我们俩很合拍，从不谈私事。他跟我很像，礼貌但不过分友好，每一天结束时会给我些零钱，说“拿着……能躲开麻烦”。
但是，跟他一起工作最好的部分还是跟吃有关——就是所有那些我吃过的炸薯条和汉堡。一天的某个时候，我和小蒂姆会到厨房里晃悠。厨师诺伯特通常会有一个油腻腻的汉堡等着我们。或者他会让我们消灭一罐猪肉、豆子或一盘意大利面。诺伯特是个结巴。他围一条沾着番茄汁的围裙，有一张满脸横肉、饱经风霜的脸，肉鼓鼓的脸颊，脸上的疤像被爪子抓过留下的痕迹。他自以为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存钱就为了能有天去意大利的维罗纳瞻仰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墓。这厨房就像一个在悬崖峭壁里凿出的洞穴。
一天下午我正在厨房里，将牛奶壶里的可乐倒进杯子，听见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很酷的声音。里奇·纳尔逊（Ricky Nelson）在唱他的新歌，《人在旅途》（Travelin'Man）。里奇有一种温柔的气质，那种伴着快节奏低声哼唱的方式，还有他嗓音的音色。和其他那些十几岁的偶像不同，他有一个出色的吉他手，弹起吉他来就像是小酒馆（honky-tonk）英雄和谷仓舞会提琴手的结合体。纳尔逊从来不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不像那些唱起歌来就像是在驾驶燃烧的船的早期歌手。他不会绝望地歌唱，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你绝不会把他错当成一个萨满教徒。感觉上他的耐力从未被推到极限，但这并不重要。他唱起歌来冷静而稳定，就好像站在风暴的中央，任由人们在他的身边飞来飞去。他的嗓音有一种神秘感，能让你陷入某种情绪里。
我曾是里奇的忠实歌迷，现在也仍旧喜欢他，但那种音乐已经在淘汰的边缘。它不再有任何意义。那种东西是没有将来的。那完全是一个错误。没有错的是比利·莱昂斯（Billy Lyons）的鬼魂，拔倒大山，在“东开罗”（East Cairo）和“黑贝蒂”（Black Betty）砰哔榔的歌声中徘徊。这不是错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音乐，能让你对惯常接受的现实提出疑问，能够带着破碎的心丢弃美丽的风景，它拥有精神力量。里奇，像往常一样，唱着过时的歌词。那些也许只为他而写的歌词。但我一直觉得同他有某种联系。我们同一年龄，可能喜欢一样的东西，都属于同一时代，虽然我们的生活经历是如此不同，他在西部的家庭电视节目里长大。就好像他在瓦尔登湖出生长大，那儿一切都让人满意，而我则来自恶魔般的黑暗丛林，同样是森林，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里奇的才华对我来说是非常接近的。我感觉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几年后，他将录一些我的歌，唱起来像是他自己的歌，像是他自己写的一样。大概十年后，里奇甚至会因为改变了他原有的音乐方向而在台上被嘘。我们俩确实有很多共同点。
我站在What咖啡馆的厨房里听那舒缓单调的演唱时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我只知道里奇还在出唱片，而这是我也想做的事。我想象着自己能为“民谣之路”（Folkways Records）录唱片。那是我渴望的唱片厂牌。那是推出了所有伟大唱片的厂牌。
里奇的歌结束了，我把吃剩下的炸薯条给了小蒂姆，走回外间看看弗雷德在干什么。我有一次问弗雷德有没有出过什么唱片，他说：“那不是我的游戏。”弗雷德把黑暗当作一种有力的音乐武器，但即使他有技巧和力量，作为一个表演者他还缺了点什么。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当我看见戴夫·范·容克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范·容克在“煤气灯”酒吧演出，那是一个神秘的俱乐部——它在街上很显眼的位子，名气比任何地方都响。它散发着神秘感，正门外挂着一个彩色大横幅，而且支付周薪。
走下几步楼梯就到了一个叫做“鱼壶”的酒吧，“煤气灯”是不卖酒的，但你可以用纸袋装着酒带进去。它白天关门，晚上很早就开门，有六个表演者整晚轮流表演，这是一个紧密的圈子，不认识的人可别想挤进去。那儿也没什么试唱。这就是我想去的俱乐部，我必须去。
范·容克就在那儿演出。我在中西部的时候就从唱片上听过他的演唱，觉得他非常棒，也曾经一句一句地模仿他的唱片。他很有激情而且很冲，唱起歌来像一个命运的战士，听上去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范·容克时而咆哮，时而低吟，把布鲁斯变成民谣，又把民谣变成布鲁斯。我喜欢他的风格。他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一切。在格林尼治村，范·容克是街头之王，这里的最高统治者。
某个寒冷的冬日，在汤普逊大街和第三大道的路口，无力的阳光透过空气中的薄雾，在一阵轻飘的小雪中，我看见他向我走来，如霜一般沉默。就好像是风把他朝我这里吹来。我想跟他说话，但却缺少了什么。我只是看着他走过，看见他眼中的闪光。那只是一瞬，而我让它流走了。虽然我想为他演奏。事实上，我想为任何人演奏。我没法坐在房间里一个人演奏。我需要为别人演奏，而且一直这样。你可以说我在公众场合得到了练习，而我的整个生活也变成我平时练习的东西。我始终盯着“煤气灯”。我怎么能不这样呢？和它相比，街上其他地方都只是无名、寒酸、低档的空房子或者是表演者传着帽子讨钱的咖啡馆。但我开始尽量多地演出。我没有选择。狭窄的街道上满是这样的地方。它们都很小，形状各异，很响很吵，招待那些晚上涌上街的各色游客。任何一间双扇门的客厅，铺面，二楼房间，或者低于街面的地下室，都可以凑成一个这样的酒吧，它们的墙上满是洞。
第三街上有个不同一般的喝酒的地方，那里曾经是阿隆·贝尔（Aaron Burr）的马房，现在叫做“怪诞咖啡馆”（Café Bizarre）。顾客们大多是工薪阶层，围坐着大笑，骂人，吃着红肉，谈论着女人下体。后面有个小舞台，我在那儿演奏过一两次。我可能在所有的地方都演奏过一两次。大多数地方都开到凌晨，一地煤油灯和木屑，有些地方有几张长木凳，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守在门口——不收服务费，店主们都尽量卖掉更多的咖啡。表演者们要么站或坐在窗前，在街上就看得到，要么位于房间的另一端，面对着门，用最高的音量演唱。没有麦克风什么的。星探们可不会来这种狗窝一样的地方。这些地方昏暗肮脏，气氛混乱。表演者边唱边递帽子，或者边唱边看着游客们从面前走过，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往面包篮或琴盒里扔几个硬币。周末的时候，要是你从黄昏唱到天亮，那你可能赚上二十美元。平常的晚上就很难说了。有时挣不了很多，因为竞争很激烈。要生存，你得知道一两个诀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