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6年，莱比锡大学以太年轻为理由拒授法学博士给莱布尼茨，但他的论文 《论法学中的难题》却为阿尔特多夫大学接受，授予他博士学位，并要聘他为教授。然而他拒绝接受这个职位，离开莱比锡来到美因茨大主教和选帝侯巴龙.波伊内布格（Baron von Boineburg）手下工作，开始成为一位外交官，参与了他所致力于的使新教和天主教和解，以重建德意志和维持和平的活动。1672年，为了说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异教的埃及进攻而不要进攻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德意志，莱布尼茨出使巴黎。他的目的并未达到，但他因此在巴黎留居了4年，结识了惠更斯、马勒伯朗士、阿尔诺等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并开始致力于研究高等数学和笛卡尔及其学派的哲学，于1675—1676年间发明了微积分，当时称为无穷小算法。1673年初，他对伦敦作短期访问，在那里会见了著名科学家波义耳和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奥尔登布格（Oldenberg），并因为他发明了计算机而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1673年美因茨大主教逝世后，他于1676年接受了汉诺威的不仑瑞克（Brunswick）公爵的王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并从此以它为终身的正式职务，直到1716年去世。在去汉诺威的途中，他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了4个星期，其间他读遍了所能看到的斯宾诺莎的作品，包括当时尚未发表的《伦理学》一书的部分手稿。定居汉诺威后，他曾着手撰写不仑瑞克家族的历史，为此需要，曾于1689年到过意大利。在汉诺威期间，他又继续与许多人通信，并致力于重新使天主教联合起来的活动，结果都失败了。其间，他非常热心于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在柏林建立了科学院，他本人于1700年被任命为柏林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还先后向波兰、俄国、奥地利等国的国王或皇帝建议建立科学院。然而当时欧洲还充满着战争，封建帝王们忙于争权夺利，并无心发展科学事业，莱布尼茨的这些努力也都没有获得成功。
经过多年的探索，莱布尼茨终于在1686年前后确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和基本轮廓，其标志是1686年撰写的《形而上学谈论》。1695年，他在法文的《学者杂志》上发表了《论实体的本性和交往——兼论灵魂与形体之间的联系的新系统》（以下简称《新系统》）一文，随后又就对该文引起的反驳写了多篇说明。这些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1704年，他完成了针对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所写的《人类理智新论》（以下简称《新论》），这是他的第一部 完整的哲学著作。由于那时洛克已去世，这部著作在莱布尼茨生前一直未能发表。1710年，他发表了他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大部头著作《神正论》，在这部著作中，他针对法国哲学家培尔的诘难阐发了他关于信仰与理性、人的自由及恶的起源等问题，其中阐发了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1714年，他应萨瓦亲王欧根（Eugen）之请写了《单子论》一文，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纲要，概述了他的主要哲学观点。在1714—1716年，他与牛顿的拥护者克拉克进行了哲学史上著名的书信论战，主要讨论了空间和时间等问题。
莱布尼茨的学术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他的学识十分渊博。他不仅是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而且是外交家、法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采矿专家、科学院的组织者。他的学识令人赞叹，与其说是由于知识面广泛，不如说是由于这种渊博知识的质量。除了哲学和数学外，在其他许多学科上都曾作出重大贡献。莱布尼茨的渊博学识和杰出成就，与他的天才、勤奋、强烈求知欲和创造精神分不开。关于他的天才和勤奋，费尔巴哈在他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作了这样的描述：“通常，人们只禀赋有这种或那种天才；可是，莱布尼茨却集各种各样的天才于一身：他既具有抽象的数学家的特性，又具有实践的数学家的特性；既具有诗人的特质，又具有哲学家的特质；既具有思辨的哲学家的特质，又具有经验的哲学家的特质；既具有史学家的才能，又具有发明家的才能；他具有很好的记忆力，从而不必耗费精力去重读过去记下的东西；他既具有植物学家和解剖学家的显微镜似的眼睛，也具有进行概括工作的分类学家的高瞻远瞩的目力；他具有学者的忍耐心和敏锐感，也具有依靠自学的、独立思考的、寻根问底的研究者的坚韧力和勇气。”关于莱布尼茨的求知欲和创造精神，他自己说：在他一生中，他“始终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各个知识的领域，只要我开始与它有所接触，往往在熟悉它的现有情况之前，我已有一种寻求新事物的倾向”，“只要我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我总是能够发现某种新东西。”
莱布尼茨与许多哲学家不同，他不是书斋式的学者，而是活动家。他终生都注重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并建立了多种多样的联系。他担任过外交官、宫庭顾问、图书馆馆长、编史官、科学院院长等职，出访过法、英、荷、意等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只是一位业余学者。他与各个社会领域，与各个专业的学者，与各个阶层的人士（军人、艺术家、君侯、工匠）都有联系。他终生都勤于通信，表达他的思想和讨论各种问题。据他自己估计，从他20多岁起每年至少要写300封信，现在还有15000封信保存下来。这一切活动无疑会使他的哲学研究活动受到限制。由于他的活动太多，过分杂乱，以致于他不能把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汇集起来，加以严整地、有联系地、系统地阐述和发挥。正如费尔巴哈所描述的：“他的哲学像一条充满光辉灿烂的思想的银河，而不是太阳系或行星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莱布尼茨的大量活动和广泛联系，使他有许多哲学家所不具有的丰富阅历和人生经验，这对他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影响。
莱布尼茨的渊博知识，多重的社会角色及相应的丰富阅历，使他对当时欧洲的时代问题有深刻的感受和洞察。正如R.W.Meyer在他的《莱布尼茨与十七世纪革命》中所概括的：“他经历了时代所有具体的、细节的争论。所有不一致各方的直接主张：传统对改革、神话对科学、法律对权力、自由对关禁、个体意志对共同意志———这些都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二律背反。”所有这些二律背反都纳入到莱布尼茨的视野之内和思考之中，而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普遍和平和个体的独立自主及其两者的关系问题。“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经济落后，诸侯割据，危机四伏，一片混乱。莱布尼茨在1670年的政治备忘录中，曾经描述了当时德国局势的主要危险。他说：“这些危险在于糟糕地建立起的贸易和制造业；在于贬值的货币；在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所有法律活动的迟缓；在于无价值的教育和我们的青年的过早旅行；在于无神论的增长；在于我们的那些似乎受到外来瘟疫感染的道德；在于宗教的剧烈冲突；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的确会慢慢削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时期反对这种状况，它们最终会完全摧毁我们；然而（我们希望），这一切不会突然使我们倒下。但是，能通过突然一击破坏我们共和国的是一种内部或外部的大规模战争，对于这种战争，我们是完全盲目的、昏然的、无保护的、不设防的、分裂的、未被武装的；而最确定的是，我们将要么是敌人的牺牲品；要么是我们的保护者的牺牲品（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敌不过任何人）。”
在这种危险的局势中，社会的和平和秩序，个人的独立乃至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而这两种威胁又是相关的。在战争动乱中，个人是战争的工具和牺牲品，谈不上独立、自主、尊严和价值；反之，不尊重个人的独立、自由是战争动乱的前提。个人的独立、自由得不到尊重，其根源在于封建君主的统治及其为争权夺利所发动的战争，在当时尤其在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莱布尼茨生活的时代，正是路易十四统治法国的时代，路易十四的统治使欧洲政治、宗教的危机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这种危机的威胁，莱布尼茨有深切的忧虑，并感到有责任致力于建立和平和秩序的事业。莱布尼茨终生从事于调和新教和天主教的矛盾，终生致力于建立普遍科学，以及晚年致力于科学发展事业，可以说都是他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一部分。然而，莱布尼茨不仅是一位活动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时代的问题使他感到面临着这样的任务：阐明未来秩序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决不可能是那种把个人看作是国家机器的构件、把国王的意志强加于所有人的专制主义，而只能是处于普遍和平和秩序中的独立、自主的个人，即他后来所谓的“个体实体”。那么，这就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什么理由证明个人是独立的、自主的，是社会的真正主体？另一方面，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主体，社会怎样才可能处于和谐的秩序之中？
这是一个现实理论问题，但它的解决需要哲学的基础，需要从本体论上说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他说：“我始终觉得，哲学可能有办法通过清楚的证明，来确立某种坚实可靠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他说他虽然在数学上花过很多功夫，但从青年时代起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哲学上的思考。莱布尼茨本来对经院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有很深的修养，但这些哲学不可能回答新时代的问题。于是他到当时流行的哲学理论中寻找答案。当时流行的机械唯物论和原子论看起来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很快跳出了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樊篱，对这两种哲学发生了兴趣。但在深入考究之后，他发现它们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机械唯物论的物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性，这样，个体物体虽然被看作实体，但却是受机械法则控制的，它本身没有主动性。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可能走向反面，不是个体是实在的，而是通过机械法则控制着个体的宇宙才是真正实在的。原子论虽然强调原子是不可分的，但那种物质的原子不可能成为真正不可分的实体，没有真正统一性的本原，因而它事实上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个体。莱布尼茨感到，要从本体论上解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不能求助于已有的哲学理论，因为已有的哲学理论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困境，而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理论。这种理论要给个体的独立自主提供自圆其说的论证，而且要在论证个体的独立自主的同时考虑到整体的和谐有序。就是说，它一方面要真正确立“不可分的点”，另一方面又要确立它们的“连续性”，同时在肯定这两者的前提下，寻求两者的有机统一。在他看来，个体与整体关系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在肯定个体的独立自主和整体的和谐有序的前提下，寻求两者的统一。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以个体独立自主为前提的整体普遍和谐的形而上学理论，即“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统一的形而上学理论。
为了建立这样的理论，莱布尼茨对以前所有哲学进行了批判改造，特别是把眼光从近代哲学转向古代哲学，试图用古代哲学改造、补充近代哲学。他发现，近代的一些主要哲学家在对待古代哲学的态度上都抱有偏见，他们不是改善古代哲学，并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是全盘否定古代哲学。他批评说：“他们宁愿从事于制定和陈述自己的思想和设想，而不愿整理和阐述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这些古代学派遗留下来的宝藏。如果哲学把古代思想全盘否定，而不是加以改善，至少没有把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中大量包含着的卓越思想加以肯定，那对哲学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认为他那个时代不同于哲学上的奴性时代，即经院哲学的野蛮时代，但同时又走入了相反的极端之中，成为一种自由放任的时代。莱布尼茨并不是简单地赞扬古代哲学，贬斥近代哲学，而是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像近代哲学家那样推崇和努力证明个体的实体性，肯定个体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借用古代实体理论的合理内容，克服近代哲学的自相矛盾性，使个体成为真正的实体。在古代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实在论者看来，事物之所以成为实体，不在于事物的质料方面，而在于它的形式方面，在于“实体形式”。实体形式是事物能动的、内在统一的本原。莱布尼茨发现近代原子论和机械唯物论的问题正在这里，它们忽视了实体的内在的能动本原。于是他利用古代哲学来改造和补充近代哲学，赋予个体以实体形式，使实体形式成为个体内在统一性、独立性和能动性的本原。
通过批判改造工作，莱布尼茨克服了近代原子论和机械唯物论自身的矛盾和困难，从本体论上论证了个体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使个体事物成为真正的实体，成为既具有实在性又不可分的“形而上学的点”，从而确立了个体独立自主的形而上学原理。在此基础上，为了在不否定个体的独立自主性的前提下解决个体之间以及个体自身的灵魂与形体的关系问题，莱布尼茨提出了他的“前定和谐”学说，设想全能的上帝在一开始创造实体的时候，一方面赋予实体以自发性，对它发生的一切都是从它自身产生出来的，同时又考虑到它与其他所有实体的完全适应，赋予它以知觉的本性。每一实体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并依照一定的观点表象整个宇宙，这样每个实体之间就有了一种完全的协调。由于灵魂更切近地表达形体，而形体每当灵魂有某种愿望时，又按照形体本身的法则而活动，灵魂与形体之间因而也彼此和谐地变化。他认为，正是这种在宇宙的每一实体中预先规定好了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实体之间彼此适应的关系，并使每一实体的灵魂与形体之间保持和谐变化的关系。这样，莱布尼茨在肯定了个体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借助前定和谐的假设解决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给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的统一提供了答案，从而也就确立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另一条基本原理，即宇宙普遍和谐的原理。
莱布尼茨在寻求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的统一的过程中，首先是致力于给个体的独立自主提供论证，然后在此前提下解决个体之间的关系或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他对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以个体的独立自主为基点的。两者的统一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个体本身就具有与整体和谐的本性。对于他来说，解决整体与个体关系问题的出路在于寻求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的统一，而寻求这种统一的出路在于个体本身，在于独立自主的个体的知觉，在于个体的整体意识。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莱布尼茨的两大形而上学原理的个体主义思想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