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余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议。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正式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又强调指出，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努力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会制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
会议回顾
1.历史背景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马林在193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党和工人运动的前景。我在会上坚持了这样一些观点：我们的人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该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应该继续在工人党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杭州会议上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看法。有一两个反对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力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围绕着对国民党的评价问题……陈独秀同意我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一条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1922年夏，孙中山所倚重的军阀陈炯明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困守在珠江永丰舰上长达55天之久，之后被迫撤往上海，陷入他一生中最苦闷最彷徨的时期。孙中山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俄使华全权代表越飞的随员。由于上海英租界特务的跟踪，孙中山命廖仲恺同越飞的随员一起赴日本，就国民党同苏俄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廖仲恺与越飞的随员起草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孙中山及国民党开始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于2月7日对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进行武力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与此同时，吴佩孚发出通缉令，通缉在北京的陈独秀、马林等人。二七大罢工遭到军阀残酷镇压，使工人阶级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势单力薄。因此，转为主动自觉地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进行民主革命。
在这样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召开中共三大。
2.大会提出的引领中国的新思想及论述
（1）国民运动
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第一次提出“国民革命”这一口号是在中共三大。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共二大前夕曾提出在中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但二大的决议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而是提到“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而毛泽东也提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指国民革命运动）。
三大刚结束，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就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介绍了三大通过的有关国民革命的内容，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简要的分析。陈独秀在信中说：“民族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革命都是必要的。根据经济条件和中国的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
随后，陈独秀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上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对国民革命作了阐述。他说：“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两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种意义。”陈独秀在这里把国民革命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未归入“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是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而言的。三大期间，中共不仅明确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而且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内容已经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2）国共合作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动和推进国民革命。为此，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三大提出关于国共合作的议题，陈独秀在与蔡和森、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争论时，曾说：“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他途径。”“反对国民党的纯军事活动，反对它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勾结。持这样的立场我们就能推进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我们促使国民党把国民运动领导起来。”
李大钊也表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其他与会代表，如瞿秋白，也表示了支持：“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自身发展的机会。”
（3）农民问题
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但在大会上并未展开深入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提出“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