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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历史的螺旋

历史性的抉择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需要有使自己民族团结一致,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的向心力。它的内容,往往是取自这个民族的骄傲或是历史的悠久,或是斗争的卓绝,或是人民的强悍与勤劳,或是国土的地大与物博……而形式,往往借助于文学艺术。

也许,在胡耀邦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脑子里,这问题思考得很早很早,也很久很久了。是从《东方红》的演出以后?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无从得知,但从这两位领导人对文艺政策和方针的阐述,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具体指示来看,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能将爱国主义的内容作为我们一大批作品的主题呀!

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观看了他们的大型歌舞《光荣之歌》。萦绕于心头的思考,终于借着这样一个时机释放了。

现在,这一切都浓缩到一页十六开的纸笺上,在文化部电影局的会议室里,周巍峙同志正在发言。

“……小平同志看了《光荣之歌》后,对朝鲜的同志说:这是形象化的党史教材,我们有个《东方红》,我们也准备修改,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时拿出来。

“关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修改,耀邦同志设想分八个阶段:建党到北伐、井冈山、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到三大改造完成、粉辞‘四人帮’、拨乱反正到十二大……”

会议室里,坐着当今艺术界的名流、当年《东方红》的创作者吴雪、时乐濛、胡果刚、魏风、乔羽、严良堃、游惠海、韩林波、齐牧冬、程云平、陆祖龙等。十八载的时间算不得漫长,但对于座中人,却都经历了生死考验、沧桑巨变。其中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是第一次相见,所以颇有点“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感慨。

“啊哈,你还活着呀?不错!不错!”

“差点见了马克思。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哟!”

“胡果刚,我记得那时你还是满头黑发嘛?”

“那时我不过才四十岁,你看现在”胡果刚十分感喟地抚摸了一下满头银丝。

“乔羽,你也不过三十四、五吧?现在石祥的年纪比你还大。”

“老喽,可能石祥还能再赶上一次,其余诸位,对不起,是一次‘生死搏斗’。”

“那就‘不成功便成仁’吧!”胡果刚戏谑中透出果决。他是军人,有着军人的性格。

会后,放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原是他们呕心沥血之作,对于其中毎一个细节,他们都熟悉得胜过手中的掌纹。可不知什么缘故,黑暗中竟响起了一片晞嘘声。这个掏出手绢,那个摘下了眼镜。老大不小的人,感情的泉眼早该沙埋尘封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有的竟哭得象湿透青衫的白司马。

谁能在此刻不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呢?

回忆之一:一次难忘的搏击

那个时代,那个创作《东方红》的时代,多么令人向往,多么令人骄傲,也多么令人荡气回肠呀!累,也确实累;紧张,也的确紧张得够呛,可从那累与紧张中激发出来的是昂扬的振奋。那是个讲组织纪律的时代,那是个讲究高效率的时代。一切都令今天在座的“观众”自己也目瞪口呆。

九六四年八月五日创作人员在西苑饭店集中,八月十二日演员集中,九月二十五日就审査通过,一九六四年的十月一日就公开上演了。前后才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三千多个演员组合成的《东方红》,竟那样神速地成功地搬上舞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这是因为有了他我们的“总导演”周恩来,才使这奇迹成为现实。

多么怀念你啊,周恩来同志!

他几乎每晚上都来,到后半夜的两、三点钟方才归去。许多歌曲抬板定调都在瞬息之间。没有建党的歌曲,李焕之曾写过一个《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在总理面前一唱,说可以用,定了。没有就义歌,时乐濛把他在舞剧《湘江北去》中的《带镣长街行》拿出来了,总理一听说行,也就选进了大歌舞中。他很少否定词曲作家们的创作,只是十分中肯地提出修改意见,那意见也说是仅供你参考。往往,一首或两首歌曲他连夜带回去了,还不到天亮,又被送了回来,那上面用粗炭笔写了这么几个大字:“照此排练,周恩来。”既简捷,又明确。自然,偶或也有被否定的歌子,例如,描写红军过大渡河的泸定桥时,原来想唱红军中流行的一首歌曲。总理问:“这个歌怎么样,能不能用啊?”时乐濛回答说:“这是老曲子填成的新词,原来的那个歌子在二、三十年代小学里传唱过,歌词是这样的:功课完毕太阳西,背着书包回家去,见了爹娘行个礼,爹娘夸我有出息。……”总理哈哈大笑,笑完以后说道那样,就换一首吧!”

记得,在一个晚上讨论民族大团结的舞蹈,发现没有壮族舞,大家觉得壮族是我国很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没有壮族舞是一个失误,决定要加一段舞蹈。可壮族最有特点的是那一顶草帽,刘三姐不就是经常带着一顶精致漂亮的草帽吗?可一时到哪里去弄那么多具有壮族特色的草帽呢?导演被这个难题将了一军,不知所措了。“要多少?”总理问。“得四十顶。”“好吧,我解决。”这时已是午夜的零点。第二天一觉醒来,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在西苑饭店的广场上,戴着四十顶草帽的演员正在紧张地排练。“哪来的?”“总理一个电话,广西方面用专机送来了。”这样的效率,也许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也可以算作世界之最,可惜还没有在哪本杂志或结集中提到它。

许多编导和演员回忆那时的情景都这样说:“跟总理在一起,比和咱们团长在一起还随便呢!”他谦恭,他平易近人,他对待元帅、副总理和一个普通演员,都是一种态度,他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一条水平线上,用他的真诚去以心换心。

当时,总理想在《东方红》中加上一段京剧舞蹈。于是,在一个晚上,他把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刀马旦刘琪带来看演出了。看完之后,在一个厅里谈意见,正当他谈到自己的设想时,这才想起这个小刘琪,“哎,刘琪呢?”因为她不是《东方红》里的演员或作者,又是初来乍到,谁也不知道她。

“噢,这是我的疏忽,我的疏忽。”总理明白了,他忘记向服务人员打一声招呼,小刘琪因此进不了休息厅。很可能,她已经和观众一起走出人大会堂,回家去了。

他依然懊悔不迭:“我今天把她请来,想请她谈谈京剧舞蹈,可把人家请来了,又没让她进到这里来,这件事情办得很不好,很不好。”他把身子转向了周巍峙同志:“巍峙同志,请你立即上她家去一趟,代表我向她道歉,安排她明天晚上再来!”

在座的人都深深感动了。哦,这个小刘琪,虽然谁都没有看见她,但从过去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这点来判断,她不过是一个刚迈上舞台不久的小演员,我们共和国的总理竟要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疏漏,立即派串一位艺术局局长,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怎能不让人抨然心动呢?荣誉感、幸福感、责任感,对工作的积极主动和对总理的敬重,如一粒火星落进油库,都一下子燃烧起来,推动了每个与会者奋发急进的引擎。唔,领导者身教的威力,竟是如此地大呀!

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过程中,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问来了。一下飞机,就被负责外事的人员领进人大会堂。当时现场既没有国家领导人,也没有大歌舞的负责人,乔羽同志只好充当了“中国官员”的角色,他把百十号人引进大厅,请他们喝茶、抽烟,然而却又是默默相对,因为他不会日语。正当他汗湿脊背的着急时分,周总理闻讯匆匆赶来了。他一一和外宾热情地握手,对乔羽也没有例外。直到握完了手,才发现,他并非是松山芭蕾舞团的一员,“哎呀,怎么是你?”

“是呀,总理,咱们唱空城计了。”

总理愉快地放声大笑,“不错不错,你当了诸葛亮。”

就在这次演出之后,总理引导松山树子她们来到后台参观。这只是在闭幕的十五分钟之后,松山她们却惊异地发现,所有的演员都已经全部离开了后台,几千套服装、道具整整齐齐地各归各位,一切都那样整洁、宁静、井井有条。是佩服于这支队伍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要求?还是佩服于总理的不倦的精神、细致的作风、谦和的态度?松山感慨系之:“世界上就只有这么一个总理,会如此关心文艺和领导文艺。”在场的一位作家自豪地说道:“嗯,总理就是我们的总导演嘛!”

“哎呀,你们中国文艺工作者有这样一位好总理,多幸福啊!”她哭了,那是一种带笑的哭,感染着周围的人更感到幸福。

一件宏伟的艺术品保存下来了,而总理却早已溘然长逝,物在人空,怎不让人感到有一种夹带着痛苦的喜悦,和陪伴着慰藉的失落感呢?

回忆之二:一场更难忘的噩梦

美梦有时很短很短,恶梦却很长很长,虽然恶梦醒来是早晨,明丽清新的早晨,但在早晨回忆起那个恶梦来,还不免余悸未消。

海南岛。

这是怎么啦?她,陈翘,深受黎族人民欢迎的舞蹈家、数次国际金质奖章获得者,如今却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挂起牌子来游街了。那涨得通红的脸上,困惑、痛苦、恼怒,她不能理解,也不能适应这一突变,她想把胸前的牌子摘下,狠狠地掼在地上,再同“造反派”大吵大闹一场。

爱人陈选亮,比她要沉得住气,轻声在旁边劝慰道:“看,州委书记、宣传部长都和我们一样在受罪,你为什么就忍受不了?你权当象我们以往的化妆游行一样,你不是还扮演过宋美龄嘛?”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批斗大会上,一位“头头”手指着低头挨斗的陈翘说道:“陈翘,勒令你把名宇改了。叫陈按!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吧!知识分子不允许翘尾巴。象你这样的‘反动权威’,就应该把尾巴按下去!”名字是母亲在旧社会取的,自然不会想到三十年后竟会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相对抗。岂但名宇,连孩子都成了她抗拒运动的“资本”了。

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优秀的舞蹈有不少已立在舞台上,就是还没有生产过一个孩子。如今怀孕了,她也还想去打掉,她去求“文革小组”出张打胎的证明信,谁知第二天大标语刷满了墙,“陈翘想利用怀孕来逃避运动决不能得逞!”“击退陈翅的新反扑!”……

一切都极端到了不能置信,可一切又都切切实实发生在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头上,发生在那个江青、林彪实行专制主义的年代里,多么可怕的伐戮呀!滥伐森林,会使大自然失去生态平衡,而发生在中国社会里的这一次“滥伐”,又怎能不使整个社会失掉平衡呢?而今后追求这一平衡又得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代价啊?

呼和浩特。

“贾作光,你是反动的内人党的头子,你被捕了!”造反派的这一声吆喝,大于“王法”,大于查证。他,这位内蒙艺术剧院的院长,曾经编导过《牧马舞》、《雁舞》、《鄂尔多斯舞》和《盅碗舞》而蜚声舞坛的舞蹈家,就被两手反缚,推进了楼梯下的一个小三角黑屋子里。“交不交待?”嘭地一拳,把他的脸打肿了,嘴里的血吐了一地。“喝了,你把它喝了!”逼着他趴下去喝自己的血。他就是不交待,他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臆造出来的“内人党”是怎么回事儿。“把他拉到外面去冷静思考一下!”只穿一身内衣的他,被推到院子里。这正是一九六八年的严冬,一地厚厚的积雪,室外温度是零下二十多度,他站了十分钟,全身都冻僵了。这“冷静思考”不但使他更难冷静下来,反而变得上牙直打下牙,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一把大锁,锁进小屋子里,他被暂时“遗忘”了好些天。

乌鲁木齐。

他实在忍受不了了,望着院子里那棵树呆呆地愣神儿。他想到自杀,想用一条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买买提.达吾提这个“三名三高”的演员,虽然也挨批判,也写检查,这些他都受得了。受不了的是要他坐在会场的最前面,看着自己的爱人挨斗。他爱人沙拉买提,是新疆歌舞团的副团长,又是党员,自然难逃劫数。“造反派”将她按倒在地,用脑袋去磕碰地板,那每一声响都撕裂了他的心。难过得简直要发疯,连忙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两只大手使劲抠住膝盖窝儿,直想把它挖透。“造反派”还不善罢甘休,“买买提,你怎么不呼口号?是不是还想包庇自己的臭老婆?”他爱人昏倒过去了,又用冷水泼醒,继续斗。

他背起昏迷的爱人,走进自己的家,谁知沙拉买提还不曾苏雇过来,她的姐姐反倒惊吓得昏了过去。孩子,一个半岁大的孩子,在摇篮里口喊脚蹬地要奶吃,另两个五岁、六岁的孩子在旁吓得直哭,而床上和地上,还躺着两个昏死过去的大人。买买提手足无措了,他用一只手去摇摇篮,另一只手去掐爱人的人中,这才把两个大人慢慢弄醒。但不久,“造反派”却闯进门来宣布,他们已呈报公安局,很快就要逮捕沙拉买提;紧接着,“造反派头头”又找买买提谈话,要他和自己的“臭老婆”离婚,以表示他划清界线的决心。……

趁晚上在团里值班的当儿,他写了一纸“绝命书”,然后偷偷地溜进家中,放到正在打瞌睡的爱人的面前。她爱人趴在小饭桌上写交待材料,由于太累太虚弱,已经沉沉地睡去了。他趴到床底下去解水桶的绳子。“咣档”一声,弄翻了水捅,爱人吓醒过来了。

“买买提,你想干什么?”

“没、没有什么。”

“你怎么脸色这样难看?”

“我,我,我”他说不出话来。

沙拉买提看到那份“绝命书”了。

这个衰弱不堪的女人,突然血冲脑门,呼地站起身来,走到床边,一下掀开了被子。

“你想一死了事?这三个娃娃将来靠谁?你想让他们都戴上‘反革命子女’的帽子吗?我是个党员,现在毛主席还活着,周总理还活着,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我能忍受得了,你反倒受不了啦!你还算是个男子汉呢!告诉你,暴风雨会过去的,水落石出的时候会到来的,重要的是活下去,是挺住,是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生命……”

他哭了,她也呜呜地哭了,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他的泪水沾湿了她的面颊,她的泪水也浸湿了他的衣领。

北京。

如果说是历史问题,她的确有那么一点。一九四四年在四川北碚金刚碑正中书局的编审部任教科书的绘图员时,由机关包办,经一个她本人并不认识的人介绍,集体参加过一个“组织”。她从没有过过什么“组织”生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而且在一九五七年审干期间就交待清楚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毫无问题的人也能抓三把,革命功臣都变成了“反革命元凶”,她这样有确凿证据的人更加难逃“罗网”。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被提溜出来,批判、检查、交待。

这历史的包袱她背起来本来就过于沉重,所以平时为人也特别谨慎,加上这反复批斗,更加承受不了了。她是浙江人,和祥林嫂是同乡,她的性格也是那样温顺、善良,甚至胆小怕事。很快,她的神经发生错乱了,全部的历史和经历在她脑子里都变成了一盆浆糊。

别人都能交待清楚,你为什么记不清?

哎呀,我真记不清楚了。

夏亚一,你自己说说,你的态度是好还是坏?

是,是,我的态度是最坏最坏的。

回去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写份交待材料交来。

整整的一个夜间,她房间的灯都未灭,可是她却只写了一句话,“我诚恳地向党坦白交待”,除此以外,她竞想不出第二句话来。

从那时起,她完全地地道道地变成了祥林嫂,头发乱蓬蓬的,两眼直勾勾的,碰见谁都要说这么几句话,“哎呀,真的,我真记不起来了,不是我不愿意交待。我知道,我是有罪的!”

有人讨厌,有人同情,自然同情者居多,他们向工宣队反映说:“夏亚一疯了,批准她到医院去检査检査吧!”

医生证明她的确神经错乱了,这才同意住进了安定医院。安定医院也难使她安定,医生就采取电休克的办法想使她彻底遗忘,从而减弱她的神经紧张。这办法优劣参半,优点倒确使她什么都忘记了,她一生中的大事,记不起一件来,可有一根弦她始终没有松弛。一旦醒来,她仍然在苦思冥想,“我倒底有什么罪呢?为什么老想不起来?”而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仍然是那么句:“真的,我真记不起来了。我知道,我是有罪的!”

哦,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浩劫啊,从精神到肉体,我们这个队伍遭受了多么大的摧残。而今一切都过去了,但那存留在心中的创伤,何时能够平复呢?而这创伤形成的反馈,将是积极奋进的动力,还是消极颠唐的阻力?

面对今天的现实

那振奋人心的创作和沉入地狱般的浩劫都业已成为过去,十八年、二十年,一个历史的小小的螺旋,今天,又回到修改《东方红》这一音乐舞蹈史诗上来了。然而,创作者们立即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历史是在大踏步前进?还是退化?人们的心灵是在沉淀净化?还是沉渣泛起?

“现在不大好搞了,那时周总理在,大部分团体都是部队的,有纪律,现在怎么调动队伍?”

“现在小青年的胃口都和六十年代不一样,修改《东方红》,他们还愿不愿看?”

“《东方红》早已把历史歌曲都用尽了,再改,或者重写,能达到那个高度吗?”

这是与会者闪电式的反应,当他们走向社会,向亲朋好友、舆论界谈起这一文艺工程的时候,更多的难听话向着这些创作者涌来。

现在搞大歌舞,还不是时候!

你们别劳民伤财了吧?

吃力不讨好,看人家指着你们脊梁骨骂吧!

无论是创作者自己的,还是在社会上听到的,都不是无稽之谈,而是今天某些现实生活的反映。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修改设计小组成立之始,他们就碰触到了一些难题,需要有具体的方法加以解决,这难题反映到了他们的一份请示报告中了: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感到有四个问题需要提出,请审示:

(一)歌曲《东方红 》第一段歌词的最后一句,原词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有人提出意见,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现在的方案中仍拟保留这首歌,这句歌词是否需要改一下?

(二)关于革命领袖人物毛、周、朱、刘出场问题,我们已在方案中作了设计。由此引出两个问题:1.已经逝世的其他领导人可否出场?如“南昌起义”一场,与周恩来同志出场的同时,贺龙、叶挺等同志是否出场?2.考虑到统一战线问题,如“开国大典”一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等国家领导人可否出场?

(三)……

(四)……

是的,难,委实太难了。当初,四十顶草帽,从广西调往北京,几小时就办到了;今天,后门风、关系学还未绝迹的今天,借一套服装,做一件道具,说不定会让具体的办事人员跑断了腿。

可是,事物往往是那样的奇怪,正反两面的东西常常形影相随。在向困难的不断掘进中,创作人员也开始意识到他们事业的意义。

在他们面前,摆着一百个难题,而同时,也摆着一百个必需。

在防止精神污染的日子里,他们理解了,原来这正是党中央相辅相成的两步棋,一方面是清扫,另一方面是建立,修改《东方红》,正是建造无产阶级文艺主体工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宣传组组长赵华等同志的努力下,资料工作走上了轨道。这些资料为人们开拓了视野,使创作者清醒地看到:不仅朝鲜有音乐舞蹈史诗《光荣之歌》,美国也有歌颂他们历史和民族的作品《美丽的阿美里加》;苏联更有表现“苏共二十六大”和“共青团十丸大”的大型歌舞;日本一年一度还举行《红白对歌》,用民间歌舞的形式反映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既然许多国家都有这种大歌舞的形式。那么,作为具有如此丰富历史和艰苦卓绝斗争历程的中国,为什么不该有一部反映我们这一史实的史诗性作品呢?

也许正因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不再修改《东方红》,而重新创作一部新的作品,题目暂定为《中国革命之歌》。

一九八三年的一月十九日晚上,在远东饭店举行会议。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同志总结了人们的担心和决心,发表了很好的谈话。这位当年写过“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从而鼓舞了多少热血男儿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的作曲家,实际上他本人还从来没有到过鸭绿江边。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下旬他带领中国音乐舞蹈代表团访问朝鲜,才看到那条宽阔的、绿浪滚滚的大江。那时,他站在江边,凝望滔滔江水,曾激动得掉下泪来。懂得音符又情感容易激动的部长,自然是和所有的创作人员息息相通的。所以,他把面对的困难叙述得十分完整而充分。他说:

“要把这个任务看得难一些,要分析搞这个作品的长处和它的局限。它是史诗,跨度很大,怎么解决?那么长的一段历史,在两个半小时中表现出来,必然是跳动性大,于是会受到内容上不是原样的指摘。……第三个困难就是要和《东方红》不同,《东方红》人们已经承认了,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四是观众,我们要吸引观众。今天的观众和六十年代不一样了。要给观众以教育。面对一些青年,要使他们爱看,就要下极大的力量来克服……”

这位音乐家,在他讲话的主旋律奏出了沉稳的慢板之后,他懂得运用对比。他用急速的十六分音符奏出的是昂扬的高音。

“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同心同德,奋力攻关,一定搞好。《东方红》表现的形式,我们不再重复,非表现不可的,必须要比它精彩!”

而在这前后,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断传来,使这些个伏枥老骥,都想扬蹄奋驰了。

令人感动的是,凡是大歌舞领导小组上送到中宣部、书记处的报告,全都会及时批回来,而且桩桩件件都有明确的答复。胡耀邦同志还在一份请示报告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在这样的“总指挥部”导演下,我们新的大型歌舞完全可以张弦发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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